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看，零工性的就业方式并不是新事物。从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力后备军，布迪厄所言的亚无产阶级群体，到现代社会的临时工、自由职业者、自我雇佣者，某种意义上都属于“零工”性劳动者。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中的就业者与传统经济方式下的临时就业者在劳动关系上并无本质不同。也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是一种独立的经济运行样态，与传统经济模式存在着诸多不同，如产权基础、资源匹配方式、企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等。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差异在于经济活动链接方式：在传统经济模式中，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平台，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调各种要素资源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零工经济模式中，市场机制事实上是一个常量，技术平台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石，算法技术和精准匹配有形之手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场，成为资源流向的指挥棒，并重塑了资本积累方式和劳资关系。
在零工经济模式中，技术加持使市场透明度越来越高，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边界已经被“社会化的技术平台”所打破，用户评价（口碑）和流量规模成为零工经济参与者重要的行动指引和信息信号，非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这种经济运行变迁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零工经济样态中，社会个体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融合，其职业身份趋于多元化和模糊化，“创业并非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对于劳动者而言，更关键的任务不是“出门找个工作”，而是寻找融入零工经济的方式，其中，形成适应零工经济运行的技术能力是最重要的路径。
自由赋予还是自由剥夺:零工经济的微观过程
零工经济运行模式是以数字化技术最大程度地应对不完全市场的外部性，试图通过对生产资料、资产、能力（劳动者）的再商品化，以修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滞胀”难题。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零工经济弹性灵活的劳动关系模式，不但能更透明地为劳动力定价，更重要的在于拓展和深化参与者在市场中的“选择的自由”。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造成福利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福利国家体制削弱了劳动者“选择的自由”，进而伤害了“劳动道德”。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去管制化”和“再私有化”来修复危机。今天，零工经济通过平台组织方式和数字化技术几乎使“选择自由”渗透到经济运行的所有方面。正是在这个层面，很多学者认为零工经济是一场“创新实践”，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它会以世人无法预计的速度完成对“国民经济的修复和重塑”，强化和延续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
不过，在对零工经济运行的微观劳动过程观察后，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自由弹性的劳动关系仿佛并没有想象得美好。一些田野实证研究也发现，碎片化和弹性化雇佣方式没有给劳动者带来“去等级化和平等化”的劳资关系，以及给予劳动者实质性自由。相反，技术平台对劳动者形成了一种“全景监狱式”的监管。换言之，数字化精细控制手段虽然改变了劳动过程的运行样式，却极大地强化了劳资关系的支配结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零工经济虽然“承诺提供灵活的就业和收入”，倡导自我创业和自己做老板的“微型企业家”，实际上却造就了“大批依附于平台的不稳定就业和自我剥削的零工群体”。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作为一种用工方式，零工经济在岗位开发上贡献是巨大的，零工经济未来很可能成长为一种新支柱产业。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各种类型的零工工作产值有望贡献约2%的世界生产总值，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美元，并创造出7200万个就业岗位。仅在美国，2016年零工经济劳动者占据所有劳动人口总量的1/3，今年预计达到一半。在中国，零工经济也蓬勃发展，为劳动者创造了海量的工作机会。2018年，“滴滴”平台的全产业链在国内共带动了1826万个就业机会。2019年，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2020年2月25日，“网约配送员”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大典，未来网约配送员就业规模将超过1000万。有研究预测，中国零工经济将成长为一个万亿级的产业。
但对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来说，究竟是“自由赋予”还是“自由剥夺”，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言，自由需要在“实质（substantive）”意义上来界定，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对于保障人们的自由固然重要，但使人们拥有“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则更为重要。对于社会成员个体来说，自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机会”，更在于个体“选择的过程”，只有当社会成员有能力去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时，才能实质上享受这种“自由”。 阿玛蒂亚·森认为，在可行能力框架中，通过教育与学习获得“识字算数”的人力资本是其中重要的能力。
在零工经济的劳动关系结构中，劳动者的弹性自由与组织碎片化是一体两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技能对于劳动者融入零工经济并在其中获得“实质自由”就非常重要了。依据技能分化组合，可以将零工工作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所谓零工的高档类型，工作任务社会化程度高，但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技能门槛要求高，比如咨询业、创意设计业等。零工经济中的技术平台有助于消除专业技能调用的信息和组织障碍，加速技能知识体系的市场化流动：对于技能购买方尤其是缺乏用人经验的初创企业来说，借助临时性技能劳动力将企业内部的任务需求外化，既可以节约长期雇佣的劳动力成本，也有助于通过平台精准匹配实现技能组合的最优化，更大程度地规避风险。“一个坏员工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因此，零工经济就成了我们寻找最佳人选的可靠策略。”对于技能供给方来说，高技能有助于其夺回生活控制权。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大裁员使很多劳动者宁愿选择相信自己能力而不再单纯依靠企业提供的“长期保障”。零工经济使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传统的社会契约转变为劳动者与用户之间的市场契约。可以说，透明化程度极高的零工劳动力市场，强化了高技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部分实现了阿玛蒂亚·森笔下的“实质自由”。
二是所谓零工的低档类型，工作任务即时化程度通常比较高，但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技能门槛要求比较低。规模大、即时化、熟练化是此类零工的主要特征，比如家政服务、快递服务、交通服务、简单维修服务等。在低档零工类型下，技术平台加速的通常不是技能知识体系流动，而是工作机会：对于用户而言，技术平台不但能够减少用户的搜索成本，且将评价权授予用户，平台通过强化竞争烈度以提高服务供给质量，优化用户的使用体验；对于劳动者来说，技术平台能够极大地提升他们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同样能够减少其搜索成本，提高其工作绩效。
对于此类低技能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模式并没有能够帮助他们摆脱“束缚与剥削”的状态：首先，此类零工群体整体上处于缺权状态，尤以福利保障的社会权利最为突出。同时，由于零工经济中多是基于工作任务产生劳动，在发生劳动争议时，维权难现象也很突出。其次，高强度、超负荷、高竞争力成为劳动常态。尽管零工经济宣称赋权劳动者，使其能够依据爱好、技能、时间等来灵活选择工作任务，事实并非如此。技术平台通过数字化全景式监管、订单奖励诱导、精准的惩罚压力、落后淘汰的竞争压力等多种手段，使置身其中的劳动者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但又欲罢不能”的焦虑状态中。再次，高度流动下的身份认同形成困境。大部分零工经济架构中缺乏企业组织内部的职业阶梯，也没有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大部分劳动者的目标是完成任务并获得更多的工作任务，在职业身份、职业规划以及发展方向上，缺乏明确的目标意识。这容易导致此类群体的身份认同困境，进而阻碍其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入。最后，低技能零工面临平台压榨的风险加剧。平台中介会通过垄断工作机会而强化零工群体的依附性，进而加大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抽取。所以，很多学者对此类零工群体的未来充满了担忧，称他们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成为自由市场催生下的全球性阶级结构。
在零工经济模式中，自由市场力量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显然，这对于劳工价值实现、资本积累乃至社会运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零工经济能够成为一定程度上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零工经济中是否存在“所有利益都流向前10%的顶层人群世界里”的现象同样需要引起全社会的警惕。由于数字技术开发的高沉淀成本和应用的零复制成本，使得零工经济中的技术平台带有自然垄断特征，这与零工劳动力市场激烈的竞争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种情况下，技能水平几乎成为零工群体利益谈判的唯一筹码，技能水平不同会导致零工群体境遇呈现显著差异。
遗憾的是，低技能的零工占据了零工经济创设岗位中的绝大部分，零工经济的劳动过程对于大多数劳动者的技能形成并不有利。技能形成是指劳动者通过理论学习、实际操作以及事件经历获得工作能力的过程，包括技能知识学习和技能经验累积两个环节，前者通常在学校课堂习得，后者则在劳动实践中累积，两者之间紧密互动才能促进劳动者养成有效的技能。其间，劳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试错对于有效技能形成非常关键。在零工经济下，技术平台直接筛选出业已熟练的技能劳动力，岗位的高度流动性和竞争性，既不会提供“生疏”技能走向“熟练”技能的劳动实践训练的空间和机会，也将技能形成过程中的试错成本转嫁至劳动者个体身上。如此循环下去，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即劳动力市场上技能供给质量的整体性下降与特殊性技能供给的严重短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依赖零工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往往难以解决上述问题。这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建立零工群体技能形成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渠道，强化零工群体的社会保护以助力其安心提高技能，从而推进零工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包容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