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0日，一则声明——《中国红基会关于小天使基金申请和资助程序的郑重声明》赫然出现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官方网站首页。由此揭开了红基会旗下小天使基金自2007年以来大量善款被冒领、挪用的冰山一角。“小天使基金”是我国第一个完全依靠社会力量，为救助贫困家庭的白血病儿童而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倡导实施的“红十字天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书军接受社会捐赠时的情形
红基会副秘书长刘选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已经对此事立案侦查，具体涉案金额还不便透露，“我们将在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此事”。
今年2月12日，“小天使基金”刚刚通过2008年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相关审计。
中维会计师事务所给出的审计结论是：“没有发现小天使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存在违反国家相关法规、财经纪律以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的情况。”
2个多月后，“小天使基金”便爆出挪用善款丑闻，这势必会给一向以公信力著称的红基会蒙上一层难以抹掉的阴影。
声明背后的疯狂套现
仅仅隔了一天，5月22日，发布在红基会官网首页的《声明》便升格了。
标题字号比前天大了数倍，位置也放在了所有内容的最前面。
记者从该《声明》获悉，今年4月下旬，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办公室在对受助白血病患儿家长进行电话回访时发现，曾受到小天使基金资助过的白血病患儿家长马书军，涉嫌以帮助其他白血病患儿家长代办申请小天使基金的方式，骗取患儿家长信任，利用患儿家长提供的身份证、户口本代办银行卡，在患儿获得资助后，即以家长名义将银行卡账号和假医疗费发票等资料寄往中国红基会财务部，中国红基会按资助程序将资助款打入患儿家长银行卡账户后，马书军即将资助款从账户提出，只将部分资助款分给患儿家长，其余资助款截留挪用（自称是分给了其他白血病患儿）。
因此案涉嫌犯罪，中国红基会已于5月8日报请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立案侦查。目前，公安部门已经立案侦查，对马书军实施追捕。
同时，《声明》中也提醒公众：中国红基会小天使基金以及其它大病救助基金，其申请方式开放透明，只要符合申请范围和条件，均可直接向中国红基会提出申请。并提醒广大患儿家长，不要轻信他人或委托他人代办求助申请，更不要将患儿的求助资料和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包括复印件）交与其它机构或个人去代办银行卡，以免不法分子获取银行卡密码后提取截留资助款。
《声明》的初衷源于对善款遭挪用后的弥补，但追缴善款却是漫漫长路。红基会副秘书长刘选国告诉记者：“我们发这个声明就是要大家都清楚，申请这个基金的流程，因为很多人确实还不清楚。”
这次起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善款挪用事件，一直默默的持续了一年多才逐渐浮出水面。
在《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的27名受助患儿中，受助资金在家长接收前均出现部分或全部截留。其中，“小天使基金”拨付的资助善款总金额为94万元，但家长实收的金额总数为38.5万元，55.5万元善款去向不明。
在马书军疯狂“套现”的同时，“小天使基金”的监管形同虚设，但受害的不仅仅是红基会，更是那些等待这些善款救命的孩子们。
被忽悠的白血病孩子们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朱志强、谷银芳夫妇俩无疑是极不幸的。
2006年3月26日，他们的儿子朱振一在邯郸市中心医院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随后，这对贫困的夫妻想尽了所有办法挽救儿子的生命，甚至包括生二胎以便获得脐带血。
但金钱上的匮乏终于击倒了他们，谷银芳告诉记者，从他们申请“小天使基金”开始到拿到钱大约等了一年时间。
1万块钱，朱志强亲自从邯郸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王莉手中接过来，但儿子的生命最终没有保住。
更让谷银芳想不通的是，一个“小天使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说她的申请早就批下来了，并且是3万而不是1万。
怎么少了2万？
“我气得3天都没吃饭。”谷银芳这样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
“上边说给了3万，你怎么只给1万？”朱志强质问王莉。
但他却得了这样的答复：王莉说，“小天使基金”已经停办了，这1万元还是托了北京的关系，从“蓝飘带基金”申请来的。
同样是邯郸市的刘太安一家却遭到了更离奇的情况。他一年前申请的小天使基金到现在还没拿到一分钱。
刘太安告诉记者，他是到邯郸红十字会领救助款的时候，从工作人员王莉口中得知小天使基金的，而且王莉说在北京有人，可以帮忙办。
当天刘太安就在王莉办公室填了申请表，并提供了医疗结算单和消费单据的复印件。
“去年冬天我还问过王莉，她说北京红十字会的人在四川地震灾区搞建设。前几天我主动联系了王莉，她说还没批下来。”刘太安说。
但记者从红基会官网上查阅的小天使基金受助者名单中，刘太安的申请早在2007年11月6日就已批准，金额为2万元。
无独有偶，邯郸市的何建强，到现在也没搞清自己的孙子到底应该拿到多少救助款。
他告诉记者，2007年，他到邯郸红十字会为患白血病的孙子寻求帮助，并通过工作人员王莉认识马书军，也认识了“小天使基金”。
王莉告诉何建强，北京“小天使基金”给了邯郸两个指标，有个孩子15岁，不符合条件，作废了。剩下的一个给他，并让何建强去北京找一个叫马书军的人。
随后，何建强带着孙子所有的资料和证件来到北京，并在马书军的带领下在北京办了一张银行卡。
“当时是马书军设的密码，他说别管了，他代办，钱下来后给我。”何建强说。
从北京回来后，何建强两次打电话催促马书军，不久，马书军回电话说钱批下来了，1万。
“开始说把卡给我寄回来，后来说等他回邯郸把卡给我带回来。”何建强说。
过了几天，何建强又打电话催马书军，马说卡已经给王莉了。何建强再次找到王莉，王莉却说卡已不能用。
“当时先给了5000现金，她说另外的5000元给别的小孩用了，那个小孩的救济下来后再给我。过了几个月，王莉又给了5000元现金。但卡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是在马书军那里还是王莉手里。一共给了多少钱我都不知道。肯定有部分钱被他们私分了，百分之百的。”何建强气愤地说。
记者通过查询获知，何建强的孙子的申请于2007年5月10日批准，金额2万。
今年5月初，何建强还曾给马书军打电话问银行卡在哪里，但马书军手机已经是空号了。
疯狂的“中间商”
矛头都指向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志愿者马书军。
32岁的马书军，是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偏城镇圣寺驼村人。1996年入伍当兵的马书军，其所在部队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而还受到表彰。
但同时，马书军也是个命运多舛的父亲，2005年5月，他的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其在天津为儿子求医时因无钱支付治疗费而当街乞讨。
马书军在街头乞讨时，附上了他当年参加抗洪的资料。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心人都向马书军伸出援手。
2006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小天使基金”也联合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举办特别节目，马书军获得定向捐款11万元。
2008年11月7日，马书军仍然从“小天使基金”得到3.75万人民币的捐款。
而正是这样一个曾经受人恩惠的父亲，却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中间商”角色。
据记者了解，几乎所有在天津血液病医院治疗白血病的患儿家长们都知道马书军，很多人都通过马书军申请“小天使基金”。
“病号手里就有申请表，几个人报了挺多批呢，听说一个东北的报过两次，他们告诉我让我再准备材料，没准儿还能再给报一次。”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的崔红梅告诉记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助者也向记者证实，他也是在天津血液病医院认识的马书军，但不熟悉，后来却是通过马书军才成功申请到“小天使基金”的。
这位受助者告诉记者，当时他多次申请小天使基金，都没有成功。
“大概四五次吧，网上申请都用过了，结果一次都没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通过朋友联系了马书军。
“这个要有熟人才好办，他说他能给我搞的到，但他要拿回扣，我说那行吧，你就帮我办，他就帮我办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当时我还蛮感激他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助者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急着用钱，很无助的时候，没一个人帮我们的嘛。我知道他赚这个钱不厚道，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最终，他成功申请的2万元爱心款被马书军截留1.2万元。
马书军的“中间商”角色最终在今年4月21日下午被揭穿。
邯郸的白血病患者家属程东学来到北京小天使基金询问申请是否通过时，偶然发现自己已成功获批的救助金并没有发给自己。
5月4日，“小天使基金”开始对邯郸市受助白血病患儿家庭进行回访调查。
结果发现，邯郸市受“小天使基金”资助的9名患儿中，已拨付的资助金额实为22万元，但家长实收的金额仅为7万元，15万元下落不明。
据红基会初步调查，这9名受资助患儿的款项，经手人都是邯郸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王莉，并均与马书军有关。
5月7日下午，获知消息的马书军来到“小天使基金”办公室。向红基会管理层解释此事。
马书军称被截留的善款要么是没有及时发放到受助患儿手中，要么是拿出一部分资助了其他没有通过审批的患儿。
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河南受助患儿家长告诉记者，不久前，马书军曾给她打过电话说，如果有“小天使基金”的人打电话问救助款的事，就说已经足额拿到了2万。而实际上她只拿到1.5万元。
目前，北京警方已经对马书军下达追捕令，同时也约谈了邯郸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王莉。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称，面对警方的询问，“王莉显得很沉着，回答几乎滴水不漏。”由于缺少马书军的口供，警方暂时未对王莉采取强制措施。
记者试图就此事采访邯郸红十字会，一名叫杨玲的工作人员婉拒了记者采访要求。王莉的小灵通也以无法接通。
一次蔓延全国的慈善危机
事态在持续扩大，在“小天使基金”自成立以来，资助的407名白血病患儿中，河南省、浙江省、湖北省等省份也被查出善款被挪用现象，都与马书军有关。
“我们资助了一条毒蛇！”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将此事解读成发生在红基会身上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他那天来解释的时候，还装得可怜兮兮的，但一下子就退出那么多钱。”王汝鹏说，自从当上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志愿者后，马书军骗取了红基会对他的信任。
在获知红基会调查邯郸市受助患儿善款流向后，马书军主动给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发来了一条手机短信：
“我是马书军，我现在四川灾区做志愿者，昨天我听邯郸红会王莉说你在查邯郸几个孩子救助款的事。这件事，是我做志愿者的时候，协助邯郸红会报的，当时，我是走到哪就宣传到哪儿，我和小天使以及你创建小天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委是由我引起的。邯郸红会曾帮我募捐过1200元，我做了志愿者以后就告诉过邯郸红会要准备哪些材料，怎么办理。由于当时找我的人太多，我就把先批下来的和没批下来的分了，这样，大家都有份。”
5月3日，马书军又给王汝鹏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马书军对资助邯郸市患儿的善款流向再次做了如下解释：
“在得知邯郸红十字会也能为白血病患儿审批5000元救助款的情况下，2007年4月我和白血病患儿韩家浩的父亲韩彦生和其友杨金保一起找到了王主任（注，即邯郸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王莉），希望她能给予帮助。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王主任得知北京小天使基金能够为白血病患儿提供帮助，而我又在小天使基金做志愿者，所以她希望我能够帮忙为邯郸白血病患儿申请救助款。当时得病的人很多，申报救助款的人也很多，但批下来的却没有几个，白血病患儿家庭的困难我最能理解，因此，我与王主任商量把救助款分成两部分，一部分（1万元）给批下来的家庭，另一部分（1万元）给没有批下来的家庭，这样大家都得到了帮助，我当时认为是在做一件好事，王主任当时也表示同意。并说好由王主任负责同批下救助款的患儿家庭进行协调，……我是您惟一亲自颁发证书的一个红基会志愿者，发生这样的事，我确实对不住您，请给我几天时间，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把事情处理好，您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我，我肯定会办好，绝不会再给您丢脸！”
“可以说，是因为‘小天使基金’成立时间不长，而马书军垄断了相关信息。”王汝鹏说，不少患儿家长不清楚申请资助的相关要求，并将获得资助审批的期望寄托在马书军身上。
据记者了解，“小天使基金”从一个空壳基金起家，至今募款仍非常有限，至2008年底仅募款1584万元。而能通过申请得到救助的家庭，也不到申请求助的10%。
家长们对小天使基金的不了解以及审批困难确实给马书军以生存土壤，但小天使基金在审查阶段的失位才是造成最终后果的制度性因素。
经过申请、审批，到最后的善款发放，“小天使基金”并未严格按照规定审查每一个受助患者及其家庭的各种信息，此外，对部分医疗票据也没有进行核查。
王汝鹏坦言：“如果当时确认一下这些银行卡是否在家长手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基金监管空白
“小天使基金”所爆出的善款遭挪用事件虽是偶然，但其必然性依然存在。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在汶川地震之后进行了一项名为基金会善款筹集公信力状况的调查，以检验人们的捐赠钱物，是否会在可靠、可信的组织中运行。
自2008年5月18日到7月30日，调查小组一共调查了63家组织，其中公募基金会50家，非公募基金会13家。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组织还没有一个基于自己的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机制的概念。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陶传进说，当调研小组的成员主动登门寻求这些募捐组织的信息时，一些最主要的公募组织对于社会公众的隔离与冷漠，使他们看到了这些公募组织，是如何远离现代公益慈善意义上的社会公信力概念的。
“小天使基金”恰恰是在最关键的监管关节上出现了漏洞，并最终导致数十万善款被挪用的丑闻，而其依然沿用的2006年8月制定的试行管理规则，在目前看来，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陶传进指出，部分公募基金会缺乏透明，社会监督乏力，造成财务规范缺失以及财务管理混乱，这直接带来公信力的缺失。
苏州大学一项对全国52家知名度较高的慈善基金网站资金使用披露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0%的慈善基金会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年度财务报表，20%的慈善基金公布财务报表没有连续性或是外部的审计，只有10%的慈善基金有连续性和外部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而且这些财务报表也都极其简单。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强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那么公募基金的腐败将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尹富强律师表示，此事充分暴露了“小天使基金”在监管制度上的空白，从法律角度看，马书军已经涉嫌诈骗罪，但要杜绝此类事件，还需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加以制约。
记者在发稿前获悉，邯郸红十字会已经正式下发辞退王莉的通知，马书军仍在追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