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家权威卫生机构近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亲密伴侣的暴力是维多利亚15岁到44岁女性中可防止的死亡、残疾和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比包括高血压、吸烟和肥胖等在内的其他危险因素都要高。我听很多女性说过她们在家时‘踩在鸡蛋壳上’的那种生理和情感上的精疲力竭，因为她们无法预测什么事情会让她们的暴力伴侣爆发出下一次的狂暴。”澳大利亚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国际项目经理穆琳·哈里斯女士近日在烟台举办的“中澳合作国家级反对家庭暴力研讨培训班”上谈及家庭暴力给女性带来的危害时作了这样的描述。
家庭暴力在澳大利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在此次研讨培训班上，全国31个省区市妇联维权干部、民政系统救助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及中澳专家，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等多个层次上就反家暴工作进行了交流，许多可借鉴的经验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澳大利亚反家暴的有益经验
澳大利亚的家庭暴力问题由来已久，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意识到就这个问题有必要在各界进行集中联合反应，并且全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本思想态度的改变，反家暴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据澳方专家介绍,首先，澳大利亚政府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提供拨款、资助反对家庭暴力的项目和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提高反家暴意识的公众教育活动。
以受害人为本的法律和社会服务理念和服务形式给反家暴工作注入了活力。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服务处，不仅接受热线咨询，还协助受虐妇女向警方申请保护令，代表她们出庭，帮助受害人申请政府经济赔偿。该州的避难所服务项目针对不同的妇女儿童提供多样化的工作模式。维多利亚州家庭暴力服务项目不断拓展和改革，比如改变法律和警方的做法，让实施暴力的男性离开家，让儿童能够方便上学，让妇女获得社区支持，让家庭暴力的犯罪者承担责任。
反家暴的社会支持服务机构与执法部门努力建立的良性互动关系也为我们提供了多部门合作的良好借鉴模式。如，新南威尔士州对家庭暴力的处理方法既有刑事起诉，也有民事保护令；维多利亚州的综合家庭暴力反应系统，以及新南威尔士州在司法、政府、警察、家暴热线、社会工作者、法律服务、庇护救助、心理疏导等机构和组织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和有效的转介机制。
正如澳方专家介绍的，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如果想成功地保护妇女和儿童,必须有一个各方面协同合作的方式,政府、警方、法院、非政府组织机构、社区和家庭共同积极处理，严肃对待，持之以恒。
国内典型经验见证了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成长
徐州妇女王某，常年遭受家庭暴力，1996年就曾提出离婚，经调解撤诉。后其夫又屡次施暴，她曾离家流浪躲避40天。2004年9月5日，王又一次遭打后，到徐州市妇联和市民政局联合成立的“徐州市家庭暴力庇护中心”求助。男方得知情况后，情绪激动，扬言杀人，“中心”及时报警。救助期间，王委托“中心”志愿者再次提起离婚诉讼，“中心”出具了庇护证明和伤情照片、录音和工作人员证言等证据，最终获得法院支持，判决离婚，双方平分财产，施暴方另支付受害人5000元精神补偿。这是全国首例由“中心”协助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司法干预的尝试，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5年以来，徐州又在全市196个派出所设立了“家庭暴力投诉站”，在全市227个社区设立了“家庭暴力求助咨询点”。继而“中心”还开展了“白丝带志愿者行动”，由30名男性出租司机组建了“白丝带志愿者车队”，出租车载有“反家庭暴力”标语。有两名曾经施暴者还勇敢地站出来，现身说法，教育群众。
除了徐州市，山东省、河北省、天津市、烟台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等地也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反家暴救助的经验。由此，各地开展家暴救助模式可以分为五类：民政部门的规范性救助模式、多机构合作的社会化救助模式、国际项目支持的项目化救助模式、依托社区的即时性救助模式和社会支持的发展式救助模式。与会者认为，我国反家暴救助工作虽然起步比较晚，但这些典型的经验见证了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成长。
探索妇联与民政部门在反家暴领域的合作模式
在烟台市正式出版的市区地图上,可以看到“烟台市反家庭暴力妇女保护中心”，“中心”由烟台市妇联和烟台市民政局联合在烟台市救助管理站成立，成立以来工作扎实有效。
在河北省各地建立的妇女庇护所中,妇联与民政部门合作建立的有27个,占总数的57.4%。在这里,受暴妇女入住数量最多，救助力度最大。河北省的经验也表明，民政部门的规范性救助模式是救助工作最有保障、最具有可持续性的一种模式。
与会者一致认为，民政和妇联在反家暴工作中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民政开展家庭暴力庇护工作有三方面优势：一是民政本来就履行扶危济困的职责，工作性质接近；二是家庭暴力受害对象往往是弱势群体，工作对象符合；三是救助管理具有基本的场所，特别是当前各级政府重视救助基础设施的改善，部分地方救助资源空间很大。
作为妇女“娘家人”，妇联具有开展家庭工作的优势，有协调配合的优势，有多年推动开展社会性别培训和反家暴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能够在开展反家暴培训中提供技术支持。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在此次研讨会的开班仪式上，对来自一线的60多名民政救助管理系统负责人特别强调,一定要加强反家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实现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化和多样化，提高反家暴救助水平。
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建议，妇联要积极与民政合作，有条件的地方应着手依据地方法规，编写一本具有可操作性的反家庭暴力救助规范工作手册。她说，全国妇联、民政部等八部委正在会签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可以提供政策指导。我们还要共同推动国家级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的出台，为政府部门行使职责提供法律依据。
在参观中记者看到，烟台的反家暴妇女救助中心设施、人员配备和各种规章制度很健全，但数据表明每年来到这里寻求庇护的受暴女性有限，今年以来只有两例。一些与会者说，在其他省市的救助站，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地方只有很少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呢？这至少可以显示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在澳洲也是这样，澳方专家同样认为，对于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80%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是没有向警方报案的。
这些现象值得反思，正如穆琳·哈里斯女士所说：“最重要的是，在抗击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我们要牢记以受害妇女为中心的原则。没有她们的参与，没有她们来衡量我们活动的有效性，我们就无法给反家庭暴力工作带来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