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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自学法律成“告状大户” 专为公益维权

 

生活离不开消费,但消费权只是人的众多权利之一。车水马龙中,红男绿女都在为自己更好的生活权利奔波:权利受损的,在维权;权利完好的,在追求更多更好的权利。

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会发现身边一直都不乏为维权而四处奔走的人们。他们有的为自己维权,有的为他人维权,还有的为公众维权,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无论维护的是何种权利,总之,他们都在努力着。

他是草根“告状大户”

他是早报持续关注的“告状大户”,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因告状而精彩;他只有初中文化,却凭一腔热情自学法律,专门替自己、替他人打官司维权;他是一名常和交警见面的的哥,他的故事也要从他和交警的官司说起。

第一次告状与狗有关

2005年3月,泉州德化人刘育能在泉州晋江开摩的,因为超载,他的摩托车被当地交警扣留。起初,他像其他被扣留了车子的司机一样“认命”,但不久后,他便听到“超载只能处罚,不能扣车”一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刘育能到书店里查阅《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书籍,又致电上一级的交警部门咨询,得到的回复都是“不能扣车”。

“一开始没想到要告状,只是想找当地交警理论。”刘育能说,自己告交警还和一只狗有关。行政复议判定当地交警程序违法后,刘育能来到停车场取摩托车,这时,看守停车场的狗不停地叫,突然冲上来咬了他一口。虽然没有被咬伤,但裤子的膝盖处被咬破了一个大洞,咽不下这口气的刘育能决定到法院告交警,要求返还罚款、赔偿误工费等,并赢得了这场官司。

告状无数成“告状大户”

第一场官司后,刘育能本人又陆陆续续和交警打了14场官司。这15场官司中,有9场是交警撤销处罚,刘育能撤回起诉。其他的,刘育能3次胜诉、3次败诉。

除了告交警,2008年到厦门后,刘育能还告过各种各样的状,这些官司更多地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易通卡发行超过350万张,巨额押金到哪去了?根据相关批复,易通卡应该能透支30元,为何实际情况下,它只能透支几毛钱?厦门大桥是不是存在超期收费的问题……这些都是刘育能关注的。因为告状,他耽误了工作却不觉得可惜;也正是因为告状,他成了厦门小有名气的“告状大户”,为自己,也为别人告状维权

打官司成爱好 还成了“名人”

维权不易,这是刘育能深有体会的。从对法律一无所知到一知半解,他说自己不知看了多少资料、问了多少人、碰了多少壁。当被问及为何坚持时,刘育能说:“别人花时间在自己的爱好上,我花时间在打官司上,因为打官司是我的爱好嘛。”

与一名乘客的对话让刘育能至今印象深刻。一天,刘育能帮一名同事替班,车上摆的并不是自己的工作牌。一名乘客上车后,得知他是德化人,于是便问道:“你也是德化人,那你认识刘育能吗?”刘育能听到这话,心里小小地激动了一下,笑着说“我就是”,对方惊讶地回答“很荣幸很荣幸”……刘育能说,有时候看看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便更坚定了自己的维权路。

他们专为残疾人维权

如果说普通人维权不易,残疾人维权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常言道,上帝每关上一扇门,便会打开一扇窗。对于厦门海沧区许多残疾人而言,这里的残疾人劳动服务站也许便是上帝为他们打开的一扇窗。这是一个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维权的群体,这里的普法讲师周晓勇也是一名残疾人,但他和同事每天都在帮助着残疾人

为自己维权 竟成了“普法讲师”

2005年的一场意外让周晓勇失去了左手小臂,更可怕的是,因为公司的失误,受伤后的他每月只能领取695元的工伤津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躺在病床上的周晓勇便让人买来有关工伤的书,查阅资料,询问律师。3年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工伤津贴从原来的每月695元变成每月2500多元,公司承担了医保以外的医疗费,康复治疗期间的工资从每月1100元上升为每月近4000元。

因为这一次维权,周晓勇对与工伤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谓是烂熟于心。事后,他受邀当起了海沧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普法讲师,为普通市民解答工伤方面的疑问,也为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成功巧维权 赔3000元变成赔12万

去年8月,四川来厦务工的小张在工地上干活,因施工中的意外,右手大拇指的上半截被割了下来。出院后,他四处奔波,想向施工单位索赔,但包工头只给了他一句话:“3000元,不要拉倒。”

单住院费小张就花费了5000多元,但没有任何证据的他在施工单位面前显得势单力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周晓勇所在的海沧区残疾人劳动服务站。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小张和施工单位的劳动关系,周晓勇和同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施工单位。进门时,周晓勇发现这个施工单位没有挂牌,于是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不挂牌呀?”旁边无心的员工听了回道:“因为我们还没拿到项目许可证。”

这让熟悉法律的周晓勇抓住了把柄。“还未拿到项目许可证,怎么能开工?”面对这样的质问,施工单位的老板急了,当晚便答应赔偿小张伤残补助金等12万元。

权利得到维护,高兴的不只小张。从3000元到12万元,如果没有残疾人劳动服务站的帮助,小张怎么也想不到施工单位的态度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他的高兴可想而知;权利得到维护后,周晓勇开心地说:“斗智斗勇,自己也很有收获。”作为残疾人劳动服务站站长,龚国伟用两个“特别”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帮助弱势群体,看到他们拿到自己应得的,心情就特别特别好”。

他们跨城维权没有地界

3年前,厦门某五星级酒店被告招聘存在“乙肝歧视”,这起号称“福建乙肝歧视第一案”的案子引起了全城的关注;去年年底,早报报道厦门某银行被质疑招聘涉嫌“非名校”歧视,一时,许多人再次聚焦“非名校歧视”这一话题……也许,许多人都十分熟悉这两起案件,但或许少有人知道,这两起案件的“背后推手”是同一个公益机构,并且这个机构远在深圳。

专职做公益 工资不多不言放弃

这个公益组织的总干事叫郭彬,他走上公益维权之路,与自己所学的社会学专业分不开。大学里,一位长期关注公益的老师时常带他们一起关注艾滋病群体,久而久之,郭彬深受影响,逐渐开始关注各种反歧视的案件。

2007年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郭彬加入了“反歧视”公益组织。当时,他所在的公益组织做了大量“反乙肝歧视”的工作,看着政策、制度在自己的努力下有所改观,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都让郭彬高兴不已。“原来做公益没有想像中那么难。”抱着这样的信念,他来到深圳,继续从事公益维权工作。

这个公益机构现在一共有13人,他们都是专职做公益工作。谈及大家为何能坚持做公益,郭彬认为,大部分的同事是因为相同的价值认同走到一起,“虽然专职做公益也有一定收入,但这样的收入远低于其他职业,大部分人坚持的原因都是对理想有所追求”。

带动更多人 一起参与公益维权

除了厦门,这一公益组织还曾做过不少“跨城维权”。2011年,高位截瘫旅客朱兰英在昆明机场登机时,因在购票前未向航空公司出具健康证明和乘机申请而被拒载。从媒体上得知此事后,远在深圳的郭彬和同事认为,朱兰英事件再一次将残疾人乘机出行难的问题暴露出来,他们认为,是时候替残疾人士争取一下平等的出行权了。

于是,他们考察了全国24家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规定,发现有92%的公司要求残疾人乘机需“事先告知”并经承运人同意。调查后,他们写了一份《残疾人乘机状况调查报告》,并邮寄给民航总局,民航总局表示“会好好研究一下”,而这份报告也成为去年、今年两会人大代表提出相关提案的依据,直接将残疾人出行问题推到全国两会的讨论中。

郭彬认为,除了能给需要维权的人提供帮助,公益维权工作还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做公益其实没那么难”,甚至能带动更多的人走进公益维权

因为遭到同事的歧视,患有白化病的小杨找到了这个公益组织。在公益组织实习一年后,小杨正式加入了公益维权的队伍。如今,昔日遭遇不公平对待的他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为残障人士维权,也在帮助这个群体争取更多的平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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