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士邓飞以迅猛之势介入了民间环境保护，“让候鸟飞”还是“中国水安全基金”、“明亮工程”，让人看到了一个新媒体时代的民间环境保护新风潮。
如果你坐在对面和邓飞漫谈，你会发现，在他的嘴里，世界上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他的好朋友、死党、兄弟、铁哥们、永久伙伴。让传统业内人士不解的是，他罗列的这些人都是“业外人士”。无论是公益界还是环保界，被他借用的资源极为稀少，除了非在不可的公募基金会，其他的“合作伙伴”，几乎全来自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
这种“极不专业”却又极速扩张的“新公益少林拳”，在两三年之前席卷了无数国人的公益梦想。这群不专业的、临时的随机组合，给了邓飞的各个团队以无穷的生机。
人们当然会批评邓飞团队建设速度过快，有太多的时候需要频繁地依靠志愿者接力完成。有趣的是，志愿者是如此的源源不断，找上门来要成为团队成员的人这么多，以至于这条线根本不会断粮。
同样，志愿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给力派”，原因简单，清晰的目标给了大家明确的业务生长力——在清晰的目标面前，专业知识不再是障碍，原先的固执经验不再是障碍，年龄、性别、籍贯和口音，也不再是障碍，甚至制度和章法也不再是障碍。虽然猛一听邓飞有点像“规则爱好者”，动不动就想做模式、建规则，但邓飞很清楚，他自身就是“公益不规则运动”的典型产物，2011年以来，他发动的所有社会动员，全是来自于不走寻常路的“社会创新”。
在这个极不规则的过程中，有一个思想极为有规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人联合在一起的过程都像是一个个主权国家组成“联邦”的过程。这样的组合方式，用自然界的“共生群落”来形容最为恰当。“联邦”时代的到来，让传统的公益事业排序方式、参与方式、卷入方式都产生了急剧的变革，甚至传统的基金会也被“不规则和不专业”作派盘活。中国的国家级公募基金，由于害怕公众的指责，应对的办法一般有两个，一是尽量减少做业务的量，以避免出现过多的差错，授人以柄。二是把大量的财务风险推给合作伙伴，或者说受资助方，让其陷在证明财务清白的泥潭里不可自拔。显然，与邓飞合作的专项基金事先具备了相当多的信任基础，社会对财务方面的焦虑有所减缓，对业务焦虑的血压也在下降。
这提醒了诸多的基金会，获取社会信任的办法是积极地投入真正有价值的公益业务中。在这过程中，即使出现了一些意外和错误，也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因为，只有做事的人才会犯有价值的错误。 （ “自然大学”发起人 冯永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