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9日到21日，笔者和魏友敦(Jim Weldon,中国发展简报编辑)走访了宁夏盐池县和四川汉源县的部分农村地区，目的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自我组织的状况。我们试图了解所有自发的农村自我组织形式，以及它们在现今社会中的角色和在当地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作用。短暂的旅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族活动的兴起和适应性的变化，传统的农户间的互帮互助，当地庙宇的重建，公共事务的决策，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除去政府的农村并非散沙一盘，传统乡村民间社会的力量正在复苏并在探索其生存空间。
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被认为是处于一种自治状态，乡村民间组织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合法的民间组织是农村社会日常公益和其他活动的组织者。”(张鸣)这些组织包括宗族、庙事组织(香会和赛会)，保护庄稼的有“看青会”、兴修水利的联庄会，以及民间帮会和教门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民间组织退出了乡村的权力舞台，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纳入到新建立的国家体制之内，民间社会几乎消失。(张鸣，王宏维)自78年由农村开始的改革以来，民间社会的力量得到复苏，大量民间组织涌现出来，如：宗族组织，同乡会，消费者协会，气功组织，联谊会组织等，其特点是：“组织上的独立性和运作上的自主性” 。(王宏维)
我们此行走访了宁夏盐池县和四川汉源县的部分农村地区，试图了解现在的农村自发组织的形式和角色。
我们在宁夏盐池高利乌素村采访了一户孙姓人家，女主人张玉兰给我们看了一本孙氏家谱。家谱16开大小，硬皮，做的很精致。内容包括：序，孙氏谱系，孙氏家规三字训和家谱流传记载表。家谱上记载该家谱于1997年7月开始修订，主立人孙成玉。第二天，在盐池县城近郊的吊庄1里，我们找到了孙成玉。孙今年58岁，是当地小学的一名教师。他告诉我们，孙家在盐池有五大分支，500多户，共有2800多人。各个分支的家族都认为有必要修订家谱，以避免辈份不清和家族成员的疏远，“可以说，家谱是凝聚家族血亲关系的纽带”，孙说道。由于祖上没有留下家谱，因此该家谱的建立是一个全新的过程。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孙和二十几个点的家族代表在盐池开会，以达成立家谱的共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5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家谱修订，孙是主要负责人，修订完成后该委员会自行解散。会议明确了修订家谱的目的、目标和措施，决定一年内完成家谱的修订工作。修订家谱的目的不在于要和别的家族对抗，逞强，而是分清辈份，多做善事，善待他人。一年后家谱修订如期完成，共花了一万多元钱，都来自孙家各户的捐款，每一户也都得到了一本家谱的本子。
家谱对孙家严格的要求有：后代取名必须遵循家谱立下的字辈；孙家的内部也不能通婚。家谱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三字训，共666字，11节，内容是如何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如何尽孝道，如何做事，甚至如何做官。“现在有些问题不仅仅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家族也有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大家族，精神文明的改善也会带动全社会，大家能够和睦共处，这样我们的社会能不好吗？”但孙强调，三字训是家规而不是家法，是道德要求。当然家规必需遵循国法，如不吸毒，不赌博。孙认为家族与国家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孙说道：“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总而言之，我们之间不冲突就行了。”
谈到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孙告诉我们妇女可以参加家谱的修订，但女儿就不行，“因为养下女儿是别人家的，养下儿子是自己家的，娶来的[媳妇]就成了孙家的人了。”然而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并非每一家都有儿子，因此女儿也可以享有继承权。对于传统的规范，像三纲五常，现在还能适用的就适用，不适用的就可以废除。孙进一步说：“能执行的家规就考虑，执行不通的就是白规定。”
最近孙利用家族的力量帮助了孙氏家族中的一员。他的家庭在两年内有三口人去世。孙印发了通知，号召大家捐款。在捐款名单上我们看到有203人，共计捐款约5000元。
家谱建立后，家族内无大的活动。孙目前的打算是建立一个家族基金会，帮助家族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照顾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资助优秀的学生上学，宣扬善行，树立家族中的典型。基金会的经费将主要来自每一家的摊派，加上自愿的捐款。基金将由专人来管理。
我们谈到孙氏家族是否要建立一个家族祠堂，孙表示至少最近没有这个打算，因为条件(资金和管理)并不成熟。孙认为过去的祠堂是“家政府”，现在已有了人民政府，不用家族去解决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孙担心祠堂过去的角色与现今的政府可能会有冲突。而在四川汉源县西溪乡陈河村，我们却见到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家族活动。
陈河村大部分人姓陈，过去[解放前]村里有陈氏家族的宗祠，同时也是一个古庙，后遭破坏。84年，当地的财政局要买下已经垮塌的宗祠，村民都不同意，然后自己组织起来修复了宗祠。我们采访了陈如良、陈冬祥父子。陈如良告诉我们：“家族里有不孝敬父母的，有搞盗窃的，陈氏家族就要组织起来教育他/她。或者对那些受灾害困难的，陈氏家族会主动的凑一点粮来支持他。家族就起这个作用。”“这都是解放前的事了。解放后破四旧，立四新2，[家族的作用]就没有了。”现在家族的活动还有什么呢？每年庄稼成熟后，家族的人要在一起吃一顿饭，并宣布要团结起来对付盗窃庄稼。任何一家的庄稼被盗，其他家都要参与调查。每年的清明，家族也要组织祭祀祖先的活动，追溯家族的起源，整理辈份。正月的时候在宗祠点灯聚会，愿意参加的人凑上一元八角，请人给菩萨念念经，算是宗教信仰，但参加的人都不多。现在有四、五家人轮流来组织点灯的活动。
村民有时会找家族来解决一些问题，如夫妻纠纷，分家产等。但家族的原则，如果村民找了政府来解决问题，那么家族就不参与。“我们现在是有国法，无家法。国法要管一切，家族只能搞个团结性。现在哪个不孝敬父母，家族不可能制订什么来管，都由政府代替。”陈如良说。
陈冬祥认为，政府不太鼓励家族的势力太大，但家族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如一般的盗窃，原来家族就可以管，现在不行了。但政府又觉得这些事太小，不愿管。又如对不赡养父母的人，原来家族可以教育他，甚至可以轻微地惩罚他。但现在也不行了。你可以去告他，但要花钱，而且政府不可能象家族一样经常盯着他。村里就有一个老太太，儿子不赡养她，她就去法院告了他。法律好象也管不了他。冬天家里没有炭烧，她就上山拾柴禾，结果摔死了。类似的事在陈氏家族发生了两起。有一个老太太因为儿媳不给她粮食吃，她已经跑法庭跑了25趟，花的资金比她要吃的粮食大好几十倍。她说官司她也不再打了，法庭判了也没有来执行。即使以后她冻死了或饿死了，她也不再找谁。陈冬祥认为这样的事以家族的名义来管比以村委的名义更好。
现在的家族看起来已不太可能恢复到解放前的样子，然而以血缘为纽带的这种传统的凝聚形式仍然吸引了众多寻找归属与依托的人们，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家族的形式和角色也在这个转型社会中探索其空间。
庙宇和庙会
在汉源和在盐池，我们都能看到在村子里的小庙。这些小庙通常都相当简陋，供的菩萨也各不相同，有观音也有龙王。但庙里总有一块功德碑或是贴在墙上的纸张，上面记录了资助修建该庙的人的名单和他们捐助的金额。在有的庙还记录了没有捐款但投工投劳帮助建庙的人。庙里厚厚的香灰证明了当地人对信仰的需求。而庙本身，不管其多么简陋，见证了村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因为从募集资金到组织施工，全部由村民自己完成。在盐池甘洼山村，就有一座这样的庙。庙在清朝的时候就存在，但屡遭毁坏，最近的一次是在文革期间。村里的妇女郭改兰告诉我们，98年的时候，应村民的要求，老村长领头组织了这次庙的重建工作。每家每户都愿意捐款20-30元，在盐池县城工作的村民捐的多一些，100-200元。捐得最多的是一名在外做生意的人，捐了500元。总共募集到5000元的资金。庙的修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主要是屋顶，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开始募集到修复完毕，总共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活动高效的组织和快速的完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盐池青山乡，我们见到了另一座规模更大的庙：灵应寺。灵应寺位于盐池县城南37公里处，在几座山的环抱之中，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1965年灵应寺毁于左潮，1984年吴振凯，史荣，王吉周倡议修复，同年经当地自治州批准成为佛教活动场所，并成立了寺管会。目前有5人组成寺管会，有一个叫妙圣居士的老人志愿看管寺庙。寺管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一年一度的庙会，今年寺管会从县剧团请了30多人唱了两场戏。庙会吸引了附近上万人参加，共募得2万元钱。这些钱除支付庙会的开支外，还用于寺庙日常的维护。除了庙会以外，寺管会还在附近的山上种树。
事实上灵应寺的庙会还算不上大规模的，尽管组织上万人参加活动看起来并非易事。在盐池县城附近正在兴建一座寺庙名为花马寺，据说要投资200万，资金将来自民间，其中一个马姓的老板据说已投资了23万元。目前有一个12人组成的庙事管委会，有专门的出纳会计管理财务。去年农历九月初九的庙会吸引了2-3万人参加，共募得5-6万元钱。今年庙事管委会准备办一个3天的庙会，唱大戏，从农历九月初九持续到九月十一。如此大规模的活动肯定需要一个组织机构，而这样的民间组织机构早在清朝就存在。据顾颉刚等人对古代妙峰山香会的记录，清代的香会活动规模相当大，光表演者就成百上千，组织机构也已经相当复杂，分工非常细致。(张鸣)
自发的互帮互助
无论是在盐池还是在汉源，一个村子内村民间的互相帮助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盐池的农村，最有代表性的事是修房子。一家修房子，几乎全村的人都会来帮忙。除了几个技术工需要付工钱以外，其他的村民都是义务的，但主人家会招待吃饭。修建房屋最重要的一天称为“起房子”，那一天需要的劳动力较多，能达到一百多人。在汉源的农村，修房子同样是村民互助的体现。一位姓黄的妇女在谈到来帮忙修房子的村民时说道：“他们]都不用喊，自己就来。”
另一种互助形式常发生在春耕和秋收时节，在汉源，人们称之为“调工” ―今天几家人在一起帮助你家干活，明天再到我家干活。调工也是自发的，不用喊，而且也并不一定要求还工。有意思的是调工也增加了村民间的交流，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方面。汉源皇木镇富有村4组的辛书记说：“比如今天我们在挑粪，看见你家在点玉米，我们就帮你家点玉米。明天你可能就帮我家点。在这种场合，我们大家就慢慢摆谈，玉米该怎样种。” 而在收割后的调工，村民们还在一起唱歌，摆龙门阵。
婚丧嫁娶等活动也是村民互助的场所。另外，村民也会帮助村里的孤寡残疾播种和收割。在我们所采访过的村子里，村民都抱怨很难从信用社借到钱，向亲戚朋友借钱就成为普遍的村民互助形式。借款一般都不要利息，长的借款时间可达到2-3年。
新的协会
我们并没有见到自发形成的农村的协会形式的组织。在盐池，爱德基金会及盐池外援办的工作人员协助项目点的村民成立了各种农牧业技术推广的协会。郭振莲住在盐池显青山乡古峰庄，她是当地小额信贷组的大组长。2002年5月，她们成立了养鸡协会，郭当选为会长。共有16户，来自5个自然村的农户参加了养鸡协会，目前总共有约2700只鸡。每一户每年要缴20元的会费，作为周转资金。郭的职责是联络鸡的销售市场，推广养殖技术，防病治病。郭还可以为其他会员统一购买鸡饲料，这样可以得到批发价，节约成本。像这样的协会在爱德基金会的项目点上有很多，如养猪协会，养羊协会等。
公共事务的决策
莫朵村位于汉源县永利乡，有9个组，300多户人。其中一组有一条自己修建的公路和村的主干道相连。修路的时间是在80年代，共花了两个冬天，路共长1.5公里。当时村民都有修路的要求，所有工作都是一组村民自己投工投劳完成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路是自己为自己做的”，当时领导修路的老队长罗绍明说，“公路的路线是经过大家讨论的。任务都是划到各家各户，你三天做完也可以，五天做完也行”。怎样确定每一户的工作量呢？莫朵村的经验是：每一家的工作量由该家庭的人口和路段的难易来确定。人口是按承包土地的人口来计算。路段的难易主要由坡度和土层结构（石头还是土）确定，通过目测来判断坡度。首先把难修的路段（石方）和容易修的路段（土方）区分开来，然后通过拈阄的方式每家都要修一段难的和一段容易的。总的方量也估计出来，然后计算平均每口人要挖多少方。农村的公共工程，如饮水，修路等，常要占用私人的土地，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组修路时因为要占用一些村民的土地，因此有矛盾。先请村协商，未能解决问题；又请乡里来协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一组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是先丈量每一家被占用的土地，得到总共占用的面积，然后要求组内每一家都退一点土地出来，补偿给土地被占用的人家。
莫朵村修路的故事说明当村民有共同的需求时，他们能够自发组织起来并有能力公平地解决问题。
小结
中国农村的民间社会从来都存在，它并非一个崭新的事物。短暂中断后的复苏反映了人们的需求也迅速显示出其力量。此行匆匆的一瞥，也许仅揭起乡村民间社会面纱的一角，但已让我们看到其生命力。
姜伯尼曾是贵州参与式农村评估网络的早期成员，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发展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