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末，我们从酷暑的北京来到云南昆明。春城的清晨，当地人大多要着长衣、长裤，但身边不时有穿着各类鲜艳民族服装的人走过，还有身着丽莎的异域女子，而街上统一着装、挂着胸牌的志愿者和随处可见维持秩序的警察在指引或者回答问询。7月27～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以下简称ICAES）在昆明举行，10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学者齐聚的一个“象牙塔”内的学术会议，为春城增色不少。
注册报到处设在云南大学体育场内，中英文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通过横幅和滚动的电子板向来者展示着盈盈的欢迎之意。会场内，还有文艺演出和学术考察点报名处，各种资料罗列一处，供人自取。一些老友在这里不期而遇，拥抱、寒暄并没有打乱这里的安静和有序，有的学生说：“熟悉的校园突然间充满了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
ICAES被喻为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在昆明听到的街头巷议也是“要当成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来办。”
本以为是个“小众”的国际学术会议，但会议召开之前，已在人民网上的中国政府新闻栏目、新华网开辟专栏进行宣传报道，及至7月27日正式开幕，国家副总理回良玉等高层政府官员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普通百姓更是通过“新闻联播”知道了这个人类学盛会。
会议闭幕一个多月后的9月12日，国家民委和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这个准备了6年的大会的成功举办举行了表彰会，多个部门、400多人受到嘉奖，一个学术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国家行动。
在一个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外界对其越来越好奇的发展大国里，召开这样的一个学术会议，作为一个人类学的门外汉，怎么去领略其中的意义和影响呢？尤其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对应着现实的需求。在世界强国的丛林里，中国可否借由人类学大会这个平台展示自己、发出声音？在经济学成为显学多年之后的今天，人类学民族学如此隆重呈现给世界和学术圈之外，是否可以昭示更多元、更包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产生？
中国与ICAES
说ICAES是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奥运会，这是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的地位分不开的。联合会是人类学界最大的一个NGO，目前仍然是独立的、惟一的跨国家的人类学组织。
ICAES是联合会最早的组成部分，甚至早于联合会的成立。联合会每5年举行一次世界大会，此前已举办15届。第一届会议在1934年召开，为了这一次聚会，花了20年的时间筹备，参会者众多，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第二届世界大会因为二战而终止了一段时间。1978年在印度召开的大会确定了举办中期会议制度，联合会通过举办中期会议，使得交流更加频繁，主题探讨更加深入。
中国是继日本、印度之后举办大会的第3个亚洲国家，也是继印度、墨西哥之后举办大会的第3个发展中国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有中国学者提出申办ICAES 的建议。2000年，中期会议在北京举行，就有部分中国学者建议中国承办第16届大会。2002年在日本举行的中期会议上，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正式向联合会执委会提出申办意愿，2003年7月，在佛罗伦萨第15届大会上，中国获得了第16届大会的举办权，中国人类学者景军当选为联合会的副主席。
中国凭借什么取得的这个承办权呢？会议结束后，中国发展简报就此对联合会副主席、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做了访谈。他说，人类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有兴趣；其次，中国具备承办的条件。这个条件包括承办方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有理解、有认识；政府不干涉学术讨论；有一个可以和国际同行交流、对话的学术队伍；要有学术考察的地方。另外，中国承办过2000年的中期会议，积累了经验，且当时的参会代表也对中国表示了兴趣。
中国与ICAES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34年。早在1934年在伦敦召开的首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就有中国学者的身影。他们是吴定良、杨成志、欧阳翥。在那次会上，吴定良、欧阳翥以翔实的论文对当时盛行的中国人大脑结构和功能不如欧洲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期间，中国人类学界与世界少了交流。1982年，ICAES主席希利尔·贝尔肖教授应邀访华。此次访问，重新开启了中国内地学术界与ICAES的正式往来。1983年，中国学者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和魁北克举行的第11届大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
1993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3届大会上，费孝通当选为联合会终身会员，阮西湖是联合会的五个执委之一。他们的加入，使中国人类学界与世界联合会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
原定2008年召开的会议因故延期一年，历经6年精心准备的大会规模盛大，从会议举行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和公布的数字可窥见一斑：大会设置上百个学术专题，涉及文化、种族、宗教、语言、都市、移民、生态、女性、儿童、环境、艾滋病、吸毒等内容。大会组织了156场专题会议，组织了6个展览；精心策划的影视展播尚属首创；邀请国际学界知名学者举行主旨发言、名家讲座、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工作会议等，这在历届大会都是少有的，还精选出体现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特色的5个学术考察点。
举办：谋求大国学术舞台
7月31日，《昆明宣言》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全体会员会议上顺利通过， 国家民委副主任杨健强对此作了官方的评价：“这是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近一百年来第一次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标志着我国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从此迈上新的台阶，标志着国际学界开始倾听我国学者的声音，对提升我国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学者接受的媒体访谈中，“里程碑”、“话语权”这样的词汇也是反复出现。景军说，这次会议无疑是争取话语权的一个重大突破。
话语权，简而言之即讲话的权力、控制舆论的权力，是由其权势和某一领域的权威所决定。无论从人类学产生的历史还是理论建构上，总体上看，人类学的话语权依然在欧美。
根据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的研究，人类学的发展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是同步的。近代以来，在西方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化，对应着欧洲国家内部的部门划分。30年来的西方人类学史研究说明，近代人类学缘起于19世纪西方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那个时候人类学也曾服务于西方的某些部门，特别是与殖民政府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有关。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在这一方面的分工，正好也说明这门学科与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某种难以割裂的关系（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离去之感”,人类学的敌人是“民族中心主义”同上注。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中心主义被逐步衍生为“现代中心主义”。而这个现代性,就是起源于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表达的是近代以来欧洲逐步形成的对自己文化的推崇。
70年代末，正当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恢复重建之时，国外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始进入了新的反思和研究阶段， 在80年代中期之后达到了高潮。在世界政治经济动荡不定的背景下，后现代理论思潮接踵更替。这些思潮对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欧美中心主义展开批判（翁乃群 社会转型中的人类学田野研究[EB/OL]http://www.snzg.cn。）
更长远地看，整个20世纪欧美人类学家都在为跨越现代文明的局限，努力去寻找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克服社会理论的限制，人类学家将这种研究和思考的方式，叫做“他者的目光”。
包括中国的诸多非西方的人类学家，在认识到西方的知识、权力问题之后，提出要对社会科学实行“本土化”，祛除“西方中心主义”，要找到本民族的“根”。
这些努力和成绩，却很难被国际同行所了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大都难以进入国际学术圈子。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景军的解释是，一方面是人类学的方法论、理论体系都是基于西方的，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贡献不多，比如在亲属制度，礼品（社会交换）、婚姻家庭理论、进化论等领域的研究大多如此。但是中国学者做的远比西方人类学同行想象的好得多，只是因为他们不懂汉语，我们又没有主动用英语表达，所以他们看不到中国学者的成绩，才导致这样的误解。
另一方面，在一部分西方学者眼里，中国没有学术自由；同时，中国学者不具备想象力。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仅仅靠逻辑推理，想象力和创造力直接相关。第三，学术严谨性不够，事实上中国学者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而这次大会在中国举办，许多国外权威专家学者来到中国，与国内学者面对面地交流，到少数民族村寨实地考察，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根本途径。景军如是说。
大会中国组委会秘书长黄忠彩认为，争夺话语权有三个标准：首先要有对话的平台，否则话语权就无从谈起；其次要有相当的实力，能拿出一批让国际学者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三是交流方式上要解除障碍，让国际学者了解中国学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人类学界话语权重要的体现还包括会议主题的选定和最后通过的《昆明宣言》。
“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这个大会主题由中国方面提出，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个主题直面当今人类面临的处境和问题，涵盖了人类学民族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副主席、2003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主席恰尔瑞利教授会前谈到，“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作为世界大会的主题，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景军在解释会议“文化多样性”时说，世界发展的轨道不可能是惟一的，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轨道，最终是与人口、文化、历史、经济相关，而文化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文化的差异不可能用一条道路中抹平。他说，多年来，我们师从欧美，但美国的价值观念转移，有些是对的，有些是值得商榷和怀疑的。比如妇女平等是对的，但比如是否实施死刑，在中国是可以接受的，而欧美国家和中国就是不一样。再如给性工作者发避孕套体现我们的价值观，但美国的参议、众议院的议员都不能理解。我们提出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看法是，经济发展通过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第三世界的声音应该被尊重。
会议最后通过的《昆明宣言》被看成是“世界人类学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昆明宣言》要点
宣言指出，作为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互动的卓越成果之一，文化多样性体现着人类独特的创新能力，同时作为群体互动交流的坚实基础和个人幸福感的不尽源泉而存在。
《昆明宣言》声明，国际社会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及底边社区参与经济发展的平等权利，同时必须尊重其文化资源、社会尊严及话语权利。社会文化歧视，包括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对人类的道德及社会和谐造成严重伤害，因此被视为人类的公敌并在全世界受到谴责。
《昆明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人类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紧密互为。不同文化群体的相互尊重与公平博弈是生态平衡、社会和谐及共同繁荣的保障。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道德义务之一，是通过知识的积累与共识的寻求，确保文化的多样性、生态的可持续性及少数民族和底边社区权益。
学术：大国实力的基础力量
人类学是回应近代西方国家对外殖民需求发展起来的。在当今的国际化社会中，人类学民族学界对各国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智库作用越来越突出。（杨健强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的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news.yntv.cn/category/10101/2009/09/14/2009-09-14_770446_10101.shtml 。）
景军教授经常反思一个问题：学术的质量是不是奠定大国实力的根本基础？现在的中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舞台上无疑是有影响力的，但中国要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只有经济、军事是不够的。一个大国，还要对世界局势、对世界的发展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他说，提炼理念的源泉无外两个：一个是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和国家未来看法和期待，这些都会在社会政策中体现；第二个是实证基础和经验，对这些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就需要研究机构。
在这方面中国做得远远不够。他认为，60年来中国从发展中提炼的理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当时提出来的“第三世界”说。在当时世界各种势力对立的外交格局情况下，中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在当时世界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中，我们在话语权上不输美国。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我们在联合国重获席位是和这个第三世界理论分不开的。而现在， 人家讲人权，我们也跟着讲人权，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力。
第二个更微观一点，属于社会政策的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政策背后是卫生公平问题。通过最简单的方式使私人医疗成为社会服务。中国的农村医疗制度使中国人的寿命从35岁涨到70岁。 据景军的统计，世界上有100多个不发达国家都努力在学我们。
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还没有一个可以与上面两项媲美的、能够改变世界、支配世界思想的思想。
但现实的实践已经为世界作出了贡献，比如，尽管30年来中国贫富分化，但是扶贫领域的成绩是显著的，再如中国妇女权益的问题，和中国男性相比，妇女的权利仍待提高，但和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我们这么多年妇女权益保护很有成绩，无论是女性的教育、婴儿死亡率都可以证明。
中国的经验和努力未能得到很好的总结，未从实践中提升理念，对此，我们学术界却没有提升，没有让世界知道，这是学者的失败。
大国学术至少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全球框架下，对本国问题的研究应该放到世界格局去谈，不能就本土谈本土，比如生态问题。第二，不研究世界也是不行的，比如民主问题，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印度、美国、北欧，而韩国、日本等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实践，我们鲜有研究。
中外不少人类学者认为，经世致用的应用研究是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特色，即通过现实问题研究来为国家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所长郝时远撰文指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历来有应用性强的特点，这是“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的题中之意。
中国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使得人类学应用研究的特点日益加强。近年来，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人员也参与了农村扶贫、农村发展、农村教育、艾滋病防治干预、水电建设移民、文化保护、旅游业发展、城市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等项目的研究，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翁乃群 社会转型中的人类学田野研究[EB/OL]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2272.。在回应现实问题方面，人文学科的学者一直发声。）
当然有人说，学术应该纯粹，在象牙塔里保持独立，和现实生活不发生联系。对此， 景军说，但若让思想变成社会行动，保持和现实的相关性很重要。
这次大会上，中国的副省长、市长也来参加讨论，对此有的中国学者还抱怨政府官员的参加，但是一位美国学者说：“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什么时候美国的人类学会议有政府官员来，说明他开始了解什么是人类学了。”美国人类学和公共部门一直是分离的，导致这个现状是因为有历史包袱：美国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是异族文化， 而中国的民族学在本土化上着力非常大。
1996年，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和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有一篇《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取向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体的文章中，王铭铭谈到，由于国界的划分以及财政的问题, 中国人类学者不可能对全球的区域文化进行全面研究, 因此,有必要侧重本土文化的研究。目前, 中国人类学者的任务, 在他看来是多了解世界人类学理论, 并着手研究本土文化, 二者缺一不可。
王斯福同意王铭铭的看法，他说，西方人类学对区域文化的研究基础是殖民时代产生的殖民地管理需要，后来又与世界政治局势有关。他估计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将不会有类似的需要。（王铭铭、王斯福，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取向的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1））
两位著名的学者大概没有想到，对“他者”的了解、理解，对于当下的中国也是很重要、很急迫的事情。
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者张海洋说，中国近年向海外扩展贸易，受到的挫折比较多，处处都受人防范。这里面有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对中国有偏见的问题，但主要是我们对外国研究太少、理解太少的问题。总之是缺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研究，不理解对方的文化（张海洋，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EB/OL]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2&NewsID=5489.0）
景军也强调，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和世界的交往和资源交换越来越频繁的时代， 本来我们只是市场交换，但是被人认为是殖民主义，被认为是掠夺。
如果中国想进一步和世界发生联系，炮舰外交显然已经过时，但仅仅有公平贸易的概念也是不行的，需要对当地有所了解，包括价值观、宗教、政治结构、经济形态、风土人情与自己的差异，应该在互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理解这种差异。中国若要不被认为是掠夺、是殖民主义，需要有一套东西作保证，核心就是对他者的理解。
中国人类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带领的研究团队已经开始了这个方面的工作。他说，我国人类学者走向海外开展田野调查，以中国的视角观察和审视世界本土文化，包括西方文化，这也将有助于打破学术话语权的不平衡状态。
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文化自觉”，在会上被学者反复提及。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自知、自尊进而自立。没有文化自觉，就谈不到多元文化的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