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三：
阳光：从先行者到原地踏步
也许是同性之间的感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难为公众接受，许多从事男男性行为（MSM）艾滋干预工作的组织都在名字上寄托了向往光明、宽容的寓意，安徽阜阳阳光蓝天公益小组（以下简称“小组”）亦是如此。小组负责人阳光（网名）是阜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自1998年起就从事MSM艾滋干预工作，这在当年因记录艾滋血液传播事件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颍州的孩子》故事发生地——阜阳地区，令人十分意外。
用阳光的话说，在中小欠发达城市开展MSM工作，没有政策和领导的支持，没有工作框架和干预模式，缺乏资金与人员，还要面对社会与同事的不理解，回首走过的这么多年，历尽艰辛，但也用持续不懈的努力与付出，让当地的MSM社群见到一线阳光蓝天。
欠发达中小城市的阳光蓝天
20世纪90年代中期，阳光从部队退伍后到阜阳疾控中心的前身——地方病防治站做医生，那时候，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前来调研艾滋传播问题，阳光随之接触并了解了艾滋病及其传播的严重性。1998年，阳光在阜阳一家电台兼职做热线主持人，在为公众提供健康问题咨询时，有意在节目中穿插一些艾滋基本知识，渐渐的，就有些关注艾滋话题的人士打热线电话进来。当年5月，一位男性听众打电话咨询艾滋之后，讲述了自己的同性爱经历，这是阳光头一次接触MSM群体，他以一贯热情爽朗的性格与对方交流，为其介绍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知识和措施。当然，那时候的他也有疑惑和不解，就到书刊杂志上寻求答案，由此写信给艾滋领域的专家郭雅琦求教，后者又向他介绍了当时刚开始做同性恋期刊《朋友通讯》的著名医生张北川……经过这一连串的引介，阳光逐渐深入了解MSM群体和他们防治艾滋的注意事项，并用于接触到的MSM人士的问题解决上。由于当时的大环境，那时候阳光主要在安徽省会合肥的同志社区做干预工作，派发防艾宣传资料、安全套和《朋友通讯》杂志等。
2003年“非典”之后，阜阳本地的艾滋传播疫情也逐渐浮出水面，环境有所宽松，阳光就在本地成立了阳光蓝天公益小组，专注阜阳地区的MSM艾滋防治工作。这家由兼职志愿者组成的小组，同许多MSM小组一样，主要开展热线咨询、同伴教育和外展活动。
从2004年至今，阳光一直是24小时不关机的热线电话接线员，从最开始的小灵通，到现在的手机，号码一直在网上公开，求助者遍布全国各地，不管多忙，只要有MSM群体来电话求助，都可以从他这里得到帮助，而每月花掉的话费都来自他的个人工资。
与大城市不同，中小城市更多保留了熟人社会的特点，各种亲朋好友关系错综复杂，因此许多有过高危性行为的人对于检测就有很多顾虑，他们往往不愿意也不方便去疾控中心，因为担心遇到相识的人。基于这种考虑，2006年，阳光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名为夜色的公益酒吧，离阜阳颍州区疾病检测中心只有50米，并成为本地MSM群体固定咨询检测的一个点。考虑到私密性和安全性，酒吧开辟了两间独立的小房间，在宽松的环境下提供咨询检测。当时很多志愿者也是医生或者在疾控中心工作，白天上班，晚上来酒吧提供检测服务。除此之外，酒吧还做同伴教育培训，吧台上摆放大量公益宣传资料，可以随时随地取阅，安全套和润滑剂也随时可以取。基于中小城市相对闭塞的性观念，志愿者们还特别注意在社群中培养安全意识，向人们宣传“包里常备安全套”是一种时尚、负责任的行为，宣传性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
除此之外，借着工作身份之便，阳光还着力拉近疾控中心等政府组织与MSM群体的关系。他前后向全球基金申请了多笔资金，主要用在联谊的时候请疾控中心和MSM人群一起做活动，许多疾控中心检测科的工作人员因此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情况，和志愿者关系也都非常好。那时候，夜色酒吧声名远播，很多合肥的人都远道而来做检测，阳光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安徽民间艾滋防治知名人士之一。
处境艰难的MSM工作
虽然阳光蓝天小组的MSM工作在全国都算开先河之举，但过了这么多年，全国很多地区的艾滋防治工作发展迅速，MSM小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反观这几年阳光蓝天的发展，阳光的言语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焦虑感。
在他看来，有些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对感染者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现如今有些国家单位招考员工的过程中，首先看重的是能力，要求能完成国家需要的数据、报告，能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却忽视了从事艾滋工作必须具备的爱心和宽容等性格品质，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个别领导本身对艾滋工作也不理解、怀有偏见。
2009年的12月，阳光向全球基金在当地的项目办申请资金，联合一些当地政府部门、大学等主办了一次大型活动，特意邀请美国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驻中国办事处的朱力亚和河北爱之光感染者组织的慕容枫以及一些演艺明星前来参与。
他记得那天下着雨，但大学里的学生、志愿者和大批媒体都热情捧场，偌大的公众教室座无虚席，朱力亚、慕容枫和来自香港的演艺明星的表现、表演都十分精彩，然而轮到领导讲话时，一位领导却当众说，艾滋病毒携带者不要生孩子，因为生下来会给社会造成负担。话音一落，立即就有学生站起来反驳，认为这样的言论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侵犯其生育权，现场一度很尴尬。
比这样的当众失言更多见的是对男男性行为群体的曲解，比如个别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认为，男男性行为群体，就是女性玩够了再玩男性，因为私生活混乱才会感染艾滋。阜阳下属某县经由同性性行为感染的阳性报告已经达到新发感染者总数的一半，但当地的MSM干预工作却完全无法开展，据说，因为本地某部门领导认为男男性行为的说法不好听，要求将同性性传播都上报成异性性传播。
曾有一年，阜阳某部门制作防治艾滋宣传台历，其中有一句标语写道：“预防艾滋，不搞同性恋，不吸毒”，后来被有心的读者拍照上传到天涯论坛，再被新闻媒体转载，沸沸扬扬一时，后来上级下令追查源头，这句标语只是某位领导在网上随便找的一句话，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确认，就印在了公开散发的台历上。
除此之外，中小城市的社会心理和氛围也相对成问题。由于小组只能申请到一些零散的活动经费，无法支持全职人员的工作，阳光就希望在阜阳师范学院里成立社团，开展同性恋、艾滋宣传和倡导工作。但联系了之后，发现更多人还是想加入学校里主流的做公益慈善的社团，即便有些人关心同志和艾滋议题，或者怕不能得到学校的支持，或者怕暴露自己的性取向，都打了退堂鼓；还有感兴趣的学生有些急功近利，提出要先给提供活动经费，才能做事。对此，阳光相当不满，他觉得，做公益慈善哪个不是先付出，才能收到回报，你还没有做事，怎么给你钱？事实上，阳光为了阳光蓝天公益小组的工作，已经搭进去数不清的积蓄。
从2006年到2010年，夜色酒吧开了5年，但据阳光所说，收支仅仅维持平衡，当年设想的实现盈利后的分红计划，从未实现。到2010年，酒吧房租大幅涨价，维持不下去了，只得搬家。
2011年初，阳光在阜阳最繁华的颍州路租了一间屋子作为小组的工作室。他和几个志愿者将工作室粉刷一新、精心布置之后，希望能开办一家像北京同志中心那样的活动场所，可以请MSM社群的人来参加活动、看电影、做咨询，同时继续提供免费的检测工作。
为了贴补房租和水电支出，他买来很多啤酒饮料，打算卖给前来参加活动的人。
然而一年过去了，墙角的啤酒都过了期依然没有开箱。阳光说，中小城市的人们不喜欢大城市的活动方式，他们大多不喜欢安安静静地坐着聊天，大多喜欢热闹、喧嚷的酒吧氛围。如今工作室一年9 000元的房租，还有1 000多元的物业费，都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挤出来——就在笔者与阳光一起走出工作室所在大厦的时候，楼管还追出来催缴物业费。
工作室里还整齐摆放着许多几年前的《朋友通讯》（后改名为“《朋友》”）、女同性恋刊物《Les+》、男同性恋刊物《点》等，但随着《朋友》的停刊，《les+》的不再免费赠阅，可供来客取阅的公益刊物也越来越少，眼前所见，都是过期的旧刊。
别人都在进步，只有我在原地踏步
付出这么多，前路这么难，要说不做了呢，阳光又不舍得。他在聊天的时候，始终眼圈泛红、布满血丝，因为白天忙工作，晚上都在提供咨询、帮助检测，长期睡眠不足。他反复说，阜阳有那么好的基础，应该走在全国艾滋防治干预的前列：现任国家疾病防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的吴尊友，20世纪90年代刚从美国回来时就在阜阳做艾滋项目；安徽走出去那么多艾滋防治的专家名人，除了吴尊友是安徽人外，还有协和医科大学的张孔来教授、著名艾滋活跃人士万延海，还有后起之秀的阜阳人常坤。阳光记得，常坤2004年前后刚从新疆回安徽时，万延海还给他电话，让他多关照常坤的工作，说起常坤如今的迅速成长，阳光感叹中流露出一些唏嘘之意。
他也曾经有过专职从事NGO工作的机会。当初救助儿童会在合肥和阜阳都有专门的项目办，曾经希望阳光全职到救助儿童会工作，但他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MSM干预工作，对转向儿童救助有点疑虑。现在说起来也有些后悔，毕竟救助儿童会是知名大NGO，也许进去以后还有机会再转到别的艾滋组织工作。
说起阳光蓝天公益小组的未来，阳光也曾想过正式注册，然后申请固定长期的项目，毕竟现在民间组织的政策在放宽。说起注册后的办公场地，他心里盘算着爱人家还有一套空房子，也许可以拿出来做办公室，但是转念想起这么多年对家里人的亏欠，又叹了口气，觉得比较悬。
万一能注册，将来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呢？阳光觉得国际组织玛丽斯特普的诊所模式也许可以复制到阜阳来，即以诊所的收费服务支持公益性艾滋干预工作的开展，因为在他接触的不少MSM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学医的，现在就业形势又比较困难。说起这个，他布满红丝的眼睛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