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中小学到高校校园，校园性侵案件屡禁不止，颇令民间反感。作为全国学校的主管部门，不少民间人士希望教育部承担更多的责任。
日前，教育部在一份回复给民间公益人士的回函中表示，教育部正在推动各高校的保卫机构强化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并将防治性侵害作为高校女生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此外，教育部还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防治校园性侵事件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教育部的此封回函，源起于2014年12月4日几名公益人士的诉求行动。当日，李麦子、肖美丽等数名年轻女性来到教育部，希望就最近几年间频发的校园性侵案件，与教育部的有关负责人士对话，并敦促教育部加大对校园性侵害的防治力度。
诉求者的对话提议，遭到了教育部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的婉拒。在对话遭拒后，她们随即便向教育部信访部门提交了《关于教育部加强校园防治性侵害机制建设的建议信》。
2015年2月10日，李麦子、肖美丽等人，收到了教育部信访部门在1月6日发出的前述回函。在回函中，教育部围绕着加强高校保卫工作队伍培训、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对于性侵害案件加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惩处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答复。
在回函中，教育部还特意引述了在2014年10月9日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在这份《意见》中，专门针对高校教师的师德规范，列出了包括学术不端、担任影响教学的兼职、收礼等行为在内的七项禁令。在这七项被称之为“红七条”的禁行行为中，第七項便明定：高校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意见》还明确规范，“高校教师有此类行为的，依法依规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并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对于教育部的回复，诉求者之一李麦子表示：在预防性骚扰方面，教育部的确出台了积极的政策规定，“但措辞比较保守”。李麦子举例称，国外的一些大学，例如哈佛大学最近已正式宣布，禁止该校教学人员和本科生之间发生性关系、甚至是恋爱关系。此外，该校教授不得同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发生性关系；存在指导关系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如助教）之间的性关系，也被纳入封杀名单。
李麦子说，“但教育部在‘红七条’中写的却是‘不正当关系’，教育部的措辞不够明确。”
“妇女传媒监测网”的负责人吕频也表示，“红七条”仅从师德的角度，对教师进行了道德性的约束，但并未在惩治性侵方面，拿出实质性的应对举措。同时，“红七条”还忽视了师生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受害者鉴於其弱势地位很难主动揭发、控诉施害者的事实。另外，在《意見》的规定中，也未明确规定赔偿的细则。
云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欧晓鸥则认为，教育部这封回函的态度和认识，凸显了性侵防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一是对校园性侵行为的定性简单化且模糊不清；二是处罚措施不明确，导致在执行过程中，恐将出现“模棱两可”和“弹性操作”的可能性；三则是对性侵防治培训对象的选择、锁定有问题。欧晓鸥解释，《意见》一方面未将性侵防治纳入培训内容，另一方面却强调要加强高校女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忽略了男性，“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卸政府和高校，作为预防校园性侵机制建设责任主体的义务。”
2014年8月，民间公益组织“妇女权利关注网络”曾向31个省市的公安部门及教育部门发出申请，要求公开各省五年内的校园性侵案件数量及相关处理结果。但在发出244份信息公开申请后，只有19个政府部门公开了案件数量，回复率仅为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