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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能力建设不能脱离解决社会问题

2014年8月30-日31日,“从优秀到卓越,从发展自我到带动行业”——第二届景行伙伴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交流会上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别分享了他们各自的精彩故事及对行业发展问题的先锋思考,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别是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自然大学、心智障碍服务创新联会、中国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先锋思考(分享顺序随机)

在8月30日上午,景行计划合作过或正在合作的9家伙伴机构分别分享了其所在社会问题领域或行业发展问题的先锋思考或最佳实践。这9家景行伙伴机构分布在教育、社区发展、健康、弱势社群、行业支持、环保、心智障碍等不同领域,但相同的都是在以某种方式引领或带动本领域的发展。

 

 

机构: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发言人:张俊,主任

 

发言主题:NGO能力建设不能脱离解决社会问题

 

发言内容:

 

景行项目有两句话,一是促进行业发展,二是带动社会问题系统解决。那么我想问,行业发展了,是不是社会问题就系统解决了?我观察了一下,更多的情况是在大家没钱的情况下,是不是促进了行业发展,然后再问是不是社会问题系统解决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有钱的情况下,是不是行业发展了,社会问题系统解决了。

 

我分享的题目叫做“无忧校园”,这是国际计划支持我们做的一个项目,资助方对这个项目的要求是支持公民社会组织以权利为本的方法、有效的扶贫和援助,再就是以结果为导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有钱吗?一年的项目预算差不多27万美元,这个项目是有钱的。项目的要求是:除审计和评估外,所有其他项目活动都必须在2014年12月前完成;赠款资金不能拨给政府部门,也不能为政府部门自己开展的活动买单;如项目涉及购买昂贵设备,需提前获得资助人的批准;通常情况下,70%项目预算需拨给地方合作伙伴执行,如达不到该比例,应向资助人解释,并说明项目在其他方面如何强化本土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合同伙伴签订协议时,协议须发给资助人;我们需要对每个合作伙伴能力进行评估,并预留预算对合作伙伴进行能力建设和促进机构发展,并向资助人提交“合作伙伴能力建设计划”。也就是说,当一个机构在有钱的情况下怎么促进行业的发展。

 

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瞄准的问题是校园暴力,我们知道八成学生是恐惧校园暴力的,九成家长会担心孩子的在校安全,并且校园暴力在经常发生着。我们的项目设计是,通过公民社会组织能力的建设和政府合作,一起在学校开展项目项目有四个模块:代币、教育剧、积极的教育方法和运动游戏,期望的结果是孩子的社会情感技能得到改变。还有就是跟教育局的合作,当地学校有一个支持无忧校园(即非暴力)的系统。

 

这个项目是怎么做公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呢?我们的设计最重要的是引入“学校-公益合作模式”,把一系列项目活动分解给一些组织。比如:基线调研给了陕西社科院,积极的教育方法培训给了国际计划,行为管理的代币制度是请陕西教育学院的专家们做的,运动游戏是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做的,教育剧是请的灵动珊瑚做的,中期评估又是西北大学的经管学院。实际上项目从2012年就开始了,先做了两年,又加了一年。

 

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反思呢?项目第一年基本全是磨合,实际上2012到2013年,项目人员80%的精力都放在财务管理当中,让各个组织财务管理的能力有很大提升,也在项目执行能力上有很大提升。还有灵动珊瑚的领导人,她脱离机构,转成了一个纯粹的专业技术支持人员。以及教育学院的专家申报了省厅的课题,出了论文。还有就是妇源汇做项目的人的能力得到了成长。但是我要问,机构的能力是不是也成长了,能不能促进校园暴力这个社会问题的系统解决。也就是说,知识技能沉淀到了项目团队身上,但怎么能够沉淀到机构中,实际上是对机构的挑战。

 

到年底这个项目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又改变了做法,做了一个工作坊,就是“相信、爱、陪伴儿童协作者天使养成计划”,我们公开发布消息,招到了12家NGO来参与活动。在项目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NGO本身的问题,像预算不足、人力资源短缺、缺乏技术、执行能力弱、财务不公开、和政府缺乏磨合等等,我现在的问题就是,NGO是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还是NGO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项目里,NGO有问题,资助人才去帮助,问题是这些NGO的能力成长起来了、机构发展了,那又能怎样?校园暴力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如果NGO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解决办法出现了问题的话,那社会问题也很难去解决。我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我是希望我们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是一个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个项目跟以往的项目有点区别,就是说政府一般发文件都是加强、提高,都在做加法,而我们相对来讲是在学校做减法,也就是让老师、校长、孩子们的压力都减低。我们也在活动中做了很多小的创新,比如腕带上有一些提示语,带在老师和孩子们身上,当你要发火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情绪就可以降下来。我们在项目活动中是给学生、教师、校长“减压”,找到降低校园暴力的解决办法,期望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NGO和教育局合作,双方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和发展。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NGO能力建设、NGO机构的发展,解决的是NGO的问题,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苗头是:能力成长起来的员工会“跳槽”,发展起来的机构会“捕获发展的资源”,而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校园暴力)会被忽略。

 

提问1:NGO只是解决方法和问题这样两个纬度吗,或者说你所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问题本身的逻辑是什么?

 

张俊:再回到景行,是促进行业的发展,然后社会问题的系统解决,就是说我们肯定有个社会问题在那里,不管是政府解决、企业解决还是NGO解决。但作为NGO,我们的使命应该放在问题上。因为我发现,很多的NGO一下子有了很多钱之后,他会忘掉他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他去抓资源,他只想着生存,或者扩张机构,但是忘掉了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提问2:我很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活动设计背后是基于什么样的框架?比如我理解到某些环节设计是跟孩子某个行为改变有关,也可能是影响他周边的人群,背后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考?另外我想表达的是,好几位老师都提到公民社会,但其实每个人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是不是一致的,公民性体现在哪里,指标怎么去衡量,我发现有很多差异。

 

张俊:活动模块是根据孩子们的行为问题来设计的,不同年龄阶段遇到的问题不一样,比如代币是适用于小学低段的孩子。其实就是符合孩子的发展规律来设计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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