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20年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论是在话语体系，理论思潮还是资源分配，牢牢的镶嵌在男权的大背景中，在我看来很难说未来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对当下公益界的发展反思，可能是引导改变的第一步。”
听说，昨天公益界的大姐大们在西安开了个酷炫的峰会，不是女神不能参加（哭晕在厕所）。
别别别误会……其实与会者非常遗憾因为你懂的原因，一大波她们想见的人，尤其是她们欣赏的不少公益新生代，没能去到峰会。
20年前的9月4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以下简称北京世妇会）。这次峰会是为了在北京世妇会2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妇女组织在公益行业所遇到的性别难题并积极商讨对策，最后发表共识宣言。
北京世妇会有多牛？
作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NGO盛会，北京世妇会制定了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妇女与贫困、妇女与参与权力和决议、妇女与人权等12个重大关切领域的成就、差距及行动。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庄严承诺。
正是在北京世妇会上，两个具有深远意义并成为许多公益人奋斗目标的口号诞生了：第一，用女性的视角看世界；第二，让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
也正是在北京世妇会上，中国公众第一次听到了NGO这个概念，由此中国民间妇女组织迎来了第一次“井喷”期，将推进性别平等作为组织使命，透过不同领域及手法在实践着性别平等及妇女赋权。
然而20年后的今天，公益界女神们一开会，发现大家对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进程都不满意。单说公益行业里，公益项目没有性别视角、公益行业内部性别问题也很多、女性公益人面对重重困境……趁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女神们纷纷吐槽诉苦，并积极献策以期改变现状。
一起来看看她们都说了些啥吧！
高小贤 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创办人、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创办人
“社会性别敏感（存在感）极其弱，公益圈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概念，特别是本土的基金会，你会在很多场合下，公益慈善界的大腕在公共场合说话，让我们有性别敏感的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们的大腕没有感觉，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性别平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两性并没有享受日新月异的进步，在中国的公益圈随着国际机构的撤离，随着老一代的人相继的退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影响，主流化的进程还非常遥远，甚至有边缘化的倾向。”
秦国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社会性别与公益慈善有高度的契合，在我国最早从事公益事业的正是社会性别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社会性别更侧重于各种境遇的群体的女性，包括贫困的境遇，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的尊严和发展的权利，公益慈善关注所有的群体，涵盖女性不局限于女性，我们现在的公益慈善缺乏性别视角，在忽视女性发展的同时，也容易忽视女性的主体作用。”
“投资女性，不仅促进性别平等，还为经济发展储备人力资源，促进社会进步，女性经济行为的特点特别突出，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认为妇女对家庭的责任感，诚信度比男性更高。如今女性已经成为小额贷款的主力军，妇女的社会贡献力也在提高。贷款不仅解决了资金，让女性收获了自信、尊重、社会地位，在农业社会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不一定确保实现性别平等，但赋权妇女一定会推进社会的平等和经济的繁荣。”
韩红梅 一元公社创办人
“女性主义实际上不断对抗的是传统中的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抗争是对女性自我解放的巨大挑战，你要把女性的日常的经验整合在一起。当你跟女性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当你要说赋权的时候，（要先了解）她们是在怎样的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下成为“她们”的，要有理解，慢慢来比较，然后再来协助她们打破束缚着她们的框。”
赵海伶 广州新南社会发展中心执行理事、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研究博士生
“相比起商业或企事业单位的女性从业者，女性公益从业者，特别是草根组织的工作人员，在面对来自家庭婚育或选择亲密关系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更大……越是处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地位的女性，假如她们所服务的公益机构没有足够的性别意识，可能于对于她们来说出来工作的可能性就没有了。越是来自于精英层面的女性，往往更有能力摆脱束缚，无论是配偶选择，或者到职业发展。”
“很多在性别领域特别资深的前辈，曾经帮助无数处于底层的妇女听到她们的声音，（但当她们）回到个人生活中时，她的工作搅乱了她的生活，这也使她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的孤独。这样的例子在访谈中不是特例，已婚的女性公益人可能会把困难归于难以改变的婚姻模式。行业中弥漫的个体中的孤独感很多被归为是个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行业的有效的重视和讨论。”
“随着整个公益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如何来定义和分析行业中的男权问题变得困难。性别中立话语体系成为公益行业的主流，女性公益人的工作和发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甚至在整个公益行业里，资源分配失衡，妇女议题有边缘化的趋势，对妇女议题的资助越来越难获得。”
“回看20年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论是在话语体系，理论思潮还是资源分配，牢牢的镶嵌在男权的大背景中，在我看来很难说未来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对当下公益界的发展反思，可能是引导改变的第一步。”
梁晓燕 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资料，农村在校生遭受过性侵害的女孩子达到一个高得可怕的比例了。我们要保护女童，要做各方工作，但这里面如果没有性别意识，如果你教她的是你自己要小心，人很多的地方不要去，所有的东西都是让女生要自我防范……我们对她的保护措施到底是压抑她还是保护她？保护里面有什么含义，这个值得深深的挖掘，我自己的感受，很多教育类公益组织在农村学校做女童保护工作，当中的性别角度是非常不突出的。”
“女童保护不是简单的消极性防御，而是女童的生活环境中的所有的那些可能侵害女童的那些要素，对这些要素保持敏感，这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我们在性别平等和有社会性别意识的视野之下，不能把性侵问题仅仅称为女孩子自身的问题，或者女孩子和罪犯之间的问题。它是女孩子和罪犯之间的社会环境的问题，这个社会环境会有很多的要素。”
王行娟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
“一个公益人仅有爱心和热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先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服务的指导，才能够开拓出新的局面，我说的先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
“红枫开通以后，一直有妇女打来电话说受到暴力。但是多数妇女只希望暴力结束，不想离婚，咨询员就没辙了。但是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分析，问题很快就清楚了，家庭暴力不是夫妻意见不合，而是源于夫妻地位的平等不平等，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这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精神上的支持有助于她们的自信和自强。很多妇女在热线的帮助下对家庭暴力说不，红枫中心已经做到了让社会性别作为一条红线，维系了女性身心健康，推进性别平等以及家庭社区的和平。”
李小江 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在现代公益事业中间，女性看作是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整体被当做扶助对象，这样就会出现忽视了女性主体性。我们很多的标准是男性中心的传统价值标准，在这个（公益）领域中，必须要有社会性别意识。”
郭婷 中国发展简报传播部副主任
“有几个问题需要反思。一个是在民间妇女组织推动主流化的背景、文化和思想方面，社会性别文化一直在（和不同的文化）交锋；第二个是政策方面，民间政策的变迁与妇女组织相互发展的局面；第三个是资源方面，之前是国际组织支持，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四，现在更多的来说，女性主义成为很多社会性别学科培养出来的人的个人生活方式。最后，公益慈善领域是一个有机多元的主体，必须伴随与其他领域的结合。政府部门、其他领域的组织应该主动探求接纳妇女组织，形成丰富的有生命力的慈善的行业。”
王金玲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的服务对象决定了我们做公益事业必须要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没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我们做服务肯定是不到位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一开始开进去的人都是外科医生，没有妇产科，运进去的东西没有卫生巾，后来发现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组织自身，在我们做组织建设的时候，做我们组织机构项目的设计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宗旨设立的时候，其其实也需有社会性别视角。”
“公益和慈善也是职业，仍然是主流男权社会当中复制过来的。因为钱赚的少地位比较低，所以女性公益人数量更多，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我们做公益慈善事业不具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我们直接影响到组织的社会功能，影响到我们的社会效益。我们做性别评估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所以必须要有社会性别视角。”
“应该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评估机制。我们目前的公益领域里面存在性别偏见、盲点、隔离，我们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对所有公益项目进行一个性别平等的评估，或者跟媒体结合，这样的话通过这些社会行动推进整个的公益领域的社会性别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