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的情结：“每个人都是农民”
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周远斌老师在研习会上介绍华德福的教育理念时，曾经说到：“每个人都是农民”。听到这句话，我的脑海突然“叮”一声，好像打通了天地线一样，因为跟我准备要讲的重塑社区与农的关系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我尝试从两个角度理解周老师称为“农的情结”的这句话。首先，农民跟土地（代表整个大自然）生死相联，从本源的角度看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跟土地密不可分：一方面，没有从土地生长出来的食物，我们无法存活，或者我们的血肉筋骨跟气脉本来就是食物或土地的化身；另方面，今生结束后，每个人的躯体都需要回归土地，化作肥料或春泥，滋养新一轮的生命。只是现代的城市人远离农和土太远了，忘记人类原始的农民身份，以至无法了悟“身土不二”的道理或智慧。如果我们都能在精神这个层面上认同“每个人都是农民”的话，城市市民会对仍然在四季中周而复始地辛勤耕作，让土地长出粮食来喂养众生的农民，生出多一份的认同感、敬佩情和感谢心，甚至愿意回到土地，尝试发掘耕作的本能或掌握农耕的知识，把人类被遮蔽的农貌，展露出来。
真次，从生活的角度看，农民聚居和劳动的地方，被称为农村。农村真实不是一个地域或地方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发挥著多种功能、维持著多层关系、让多样文化生长和得到实践的空间。就此，不少农村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著作都有讨论。这种以农为本的生活社区，真实是非农为本的城市社区的原型。上述人的生命与土地的互相依存和循环关系，也见诸于人与人之间。有别于守猎、采集和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是人类以固守土地的方式生存的表现，但要维持整体的自给自足生活，是非单个的人努力能成就的，而是需要人与人之间日常的互相沟通、帮助、支援、交换和情感交往，这样，群居是自然的，并因而出现不同的群体或集体，形成不同形态的自然村落或社区。这种互相依存的生活（无论是物质的或是非物质层面的）也产生知识的互动、积累和传承的需要，所以出现不同的文化形态（如祭祀、庆典、市集、传统的私塾或村校等）和不同秩序和价值的建立（如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互助互补、尊师重道、尊老爱幼，等等）。
可以说，传统以农为本的生活社区是一个整体，人与土地、人与人、生产与知识、生活与学习等关系和功能是分不开的。反看今天去农化的城市化社区，这样应有的整体生活的不同面向，改由个别（很多时是互不相干的）的现代功能组织来承担，例如工厂、公司、学校、社会服务机构、政府部门等。由于已经失去“农”所产生和支持的基础和价值，生活容易变得切割、疏离和不可持续。例如，在学校学的知识，很多时跟生活是脱节的，更无法回馈社区。因此，“每个人都是农民”可以成为城市人从本源出发，思考如何以恢复一些农本的元素，重新搭建现代生活社区的始点。在未就个别案例如何以农为中介，还生活一个原本的面貌，并促进社群的结连和社会的变革作出评论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中港台三地的农民/ 村/ 业独特与共通的去农化历史脉络与处境，好能更清楚三地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实践，是回应著怎样的“三农”问题与引起的生活危机。
两岸三地去农化的历史过程
无论在台湾、大陆或者相关，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都经历过用作服务（直接或间接）于政府政策、资本/市场需要的历史过程。日治时期的台湾，农业是被发展来支援日本的工业发展的，被突出的是其经济性，而做法是将之产业化，以进行资本累积。1920到1939年间，为了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殖民者在那段时期已经引进化肥等使用技术。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农业政策的重心放在全面增产，除了要养活大量因迁移和自然增长的军民人口外，更重要的是满足政治或管治上的需要，例如以“反共抗敌”的意识形态，激励经过土地改革重新拥有土地的农民，加紧努力增产，养活自己的同时配合政府“以农养工”口号。政府则以农业创造的外汇发展国力和轻工业，推进的具体农业政策包括第一波绿色革命的措施：品种的改良、化肥的使用、机械的投入等，还有对农民不利的“肥料换谷”等政策，这是1945年到1968年的情况。台湾农村阵线（下称农阵）蔡培慧指出，七十年代以后的台湾小农，虽然因政府保价收购稻米而稳定了收入，但却要面对政府越来越自由化的农业政策，例如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施压下，“由生产导向的生存农业，转为‘市场导向’的竞争农业”，九十年代之后，台湾政府更“放弃粮食自主、开放农业市场、要求农民离农休耕，埋下了粮食依赖于农村凋敝的恶果。”可以看到，台湾农业服务于政治，不仅导致整体粮食生产离自给自足越来越远，农业工业化，小农在各种政策的调整过程中被剥夺，近期更因越来越多政府征地的行为而恶化。
大陆方面，五十年代以后农业服务于政治的形态，跟台湾类似，也是以农养工，即通过计划经济对农业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不同的是，在冷战思维与格局的情况下，加上大跃进期间“以粮为纲”的口号，共产党在农业生产上不仅必须做到自给自足，还需要以增产来显示社会主义集体化生产模式的优越性，并连同工业上的成就，达到“超英赶美”的目标。不幸的是，这个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的目标不但没有达到，农业与环境、农民与农村在五十年代末那段时期还受到历史性的创伤：农业产量没有如“放卫星”般增产，反而因天灾和其他原因而严重减产；土地则为要应付不切实际的高产量要求而被过分开发（例如“围湖造田”的做法），造成生态上的破坏；“农民”作为“工农兵”革命符号的一员，虽然获得了历史主人翁的位置或光荣劳动者的身份，但无法统计的大量活生生个体农民，在严重的饥荒中饿死；农村制度和生活经过集体化的改造，从上而下指令性的合作式生产和社会化生活（例如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缺乏较长的意识转化和民间自发组织力量承托的情况下，当七十年代末面对另一次的意识形态转折时，很快便瓦解了。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曾经指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亿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而以部门垄断为实的国家资本，供后人以各种改革的名义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留下一个城乡分割、矛盾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
在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后八十年代，在代营集体生产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8年改称“家庭承包制”推出后，中国恢复了小农经济的传统，但变得“零散化”的农民却难以像以前一样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市场化经济成为了主导，传统的农村文化也被社会主义历史改写，“单干”成为主旋律。与此同时，在引进外来资本和设立经济特区等政策的剌激下，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遗留下来而未有解决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变得更为严峻，不仅导致大量农民往城市流动，成为农民工，在涌进的外企打工，或者为城市人盖房子、当保姆、服务员等，农村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变得空虚：不少农地丢荒、仍然耕作的农民越来越依赖农药化肥增产增收、传统知识与文化无法传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等等。这些都导致农的运作、文化和价值崩溃。近年中央政府指示加快“乡村城镇化”的速度、地方政府不断征收农地发展工商业或加快城市建设、从农村到城市读书的大学生不能恢复农村户口、农民工想长久留在城市、留守农村的农民觉得农耕没有出路、农村小学停办、一般城市人（甚至农民）对农民（自己）或农村的想象仍然与“落后”、“愚昧”、“老”和“贫穷”扣联等等。在如此去农化或农村被城市化大潮挤压的情况下，农业逐渐萎缩，生产则越来越向企业化和规模化（也就是单一化、科技化）倾斜，粮食则越来越依赖进口，可以说，无论从生态环境与民族生存的角度看，都危机重重。
香港面对的去农化问题更为严重。不少外地的朋友，都以为香港只有高楼大厦、商场、金融中心等地方、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确，“三农”没有构成社会关注的议题，因为香港的农村/乡郊（新界）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农地逐渐变成住宅地、货柜场、停车场、废物场等，农民也因土地可以直接转换为现金、市场受到进口粮食的冲击和政府缺乏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而逼得弃耕转业，因此，在整体的经济体制中，农业、渔业等基本生产的产值，真的已经少得微不足道，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1997之后，高度城市化发展主导著政府政策。农村/乡郊土地和村民受到更严峻的挤压，情况一直没有停止。近年政府因为要修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而清拆元朗八乡菜园村和附近村落，以及以发展新界东北区成为新市镇之名，正计划清拆粉岭多条村落，这都是最好的例子。可以说，以金融、地产、商业、旅游和服务性行业支撑的香港社会，主流价值必然认为农业应该为这些行业让路，仍然从事耕作的农民被边缘化，传统的农村文化和知识被忘却。
综合上述两岸三地的去农化过程，我们看到一些全球共通的问题：由政府和资本操控的现代农业，已经将原来承载丰富文化元素的作业模式（Agriculture），转化为积累政治经济资本的环节（Agribusiness），传统农业文明在农村和农民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消亡；今天生态的危机及现代生活的割裂和不可持续性，很大程度跟农的规律与文化价值（我理解的“文明”的含义）的失落相关。我认为“我们都是农民”这个理念能对应这种危机、割裂和不可持续性，并不表示我不切实际地提倡所有人回到农村，从事耕作，或者浪漫化地视农村和农民为能救赎人类的妙药灵方，而是因为它能提醒我们农与生活的关系。我相信，只有农的规律被恢复和农的文化价值再次被确认，甚至提升为一种普遍价值，或者说能持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再被正视时，危机才有机会缓和，割裂和不可持续的现代生活才有被整合的可能。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对社区支持农业中的“社区”和“农业”，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两者不是分开或者是二元的。意思是说，不简单地将CSA理解为城市消费者“支持”（台湾农阵翻译为“协力”，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翻译为“互助”）小农的有机作业（甚至反方向小农支持城市消费者），而是视市民与农民均同体同源，城市与农村都是以农为本的生活社区，只是形态不同而已。当地域或行政意义上的“城”与乡”、功能意义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以至理念上的“中心”与“边缘”的界线被消解或解构后，“支持”、“协力”或“互助”的实践，便可以赋予新的含义：社区即农业，农业即社区；我们都是农民，农民都是我们，在不同平台实践的CSA，让我们看见原本由农业文明支撑的生活社区的循环性、共生性、整体性和丰富性再次出现。
成立于2008年的台湾农村阵线，是一个包括农民、农村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媒体工作者、学者、作家、律师、工程师、艺术家、青年等的联合阵线。这个发源于反《农村再生条例》抗争运动的阵线，高举维护农村的旗帜，却能够吸引众多不同背景的市民参与，可以说是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突破，说明对于不少人来说，农地被破坏、农业萎缩、粮食生产受制于外部政治经济等，已经不是农民单独面对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体台湾的存活，农阵以支持“小农经济、永续农业、粮食主权”作为其主要行动理念，背后有其对这些整体问题的批判思考。不过，有意思的是，农阵不停留在政策倡议、社会游说、组织农民等方面的行动，还以农耕带动年轻人，从土地出发，向农民学习。学习什么呢？
首先是学习人如何跟土地建立关系。懂得与土地建立关系的人才称得上是农民。农阵希望青年学会这个“基本功”，一方面是对应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的问题，看协力下的小农经济是否能吸引年轻人返乡务农。因此，在2009年八八风灾后农阵支持台东和高雄县的小农进行复耕、转型友善耕作、组织合作社和开拓多元销售渠道时，都放置年轻人的参与角色。正如项目的负责人陈芬瑜总结说：“现阶段中老年农友是田野农事的主力，然则年轻人所扮演的穿针引线、连结各方的角色，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角。”尽管成为全职农人仍然是极少数青年人的选择，但懂得与不同人建立关系，也是城市青年学习的重要内涵。农阵发言人蔡培慧在一次CSA会议上曾经说过，田间劳动、“弯腰生活节”、“弯腰农夫市集”、“夏耘——农村草根调查营队”、小农复耕、抗争等行动给青年所提供的教育，是让他/她们从疏离中走出来，看到社会整体的脉络与关系，学会承担，在组织中扎根，为土地伸张正义。我认为，农阵这种以农为本的实践，已超越一般青年/大学生返乡、留守农村或支农的支持”涵义，涉及生命循环、身体劳动、生活社区、文明系统、社会结构等面向，像培慧说那样，是在解决台湾整体的生活可持续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与生活脱节，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不仅是一般台湾城市年轻人的问题，香港也是。幸运的是，跟台湾一样，香港有机会在土地抗争的土壤中，培育了一大批青年走近乡郊与农耕：2008年开始的反高铁运动，以守护受影响的菜园村不被迁拆为行动核心，引出香港主流发展对乡郊土地的侵蚀、农业受到蔑视、我们要过怎样生活等方面的讨论。过程中，被称为“八十后”的青年发起在中环等城市心脏地带，手端著米粒一步一叩的“苦行”游行，引起很大社会反响。这种首次出现在香港的土地行动，场面虽然没有农阵在台湾发起的“凯稻米”那么震撼，却同样对不少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后有人成立“土地正义联盟”（下称土盟），监察香港土地规划与使用是否公平、正义和生态保育原则。有人通过开展有机农耕，与土地和更多的建立关系。例如在村民向政府争取“农业复耕”资格的同时，一帮人（包括大学老师、艺术工作者、社运活跃分子、大学生等）以“菜园村生活馆”为旗帜，在还没有被拆的菜园村中开地耕作，并自己制作食物，希望展示以农为本的生活在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地方的意义和重要性。2011年，菜园村被清拆后，生活馆移师到附近一条村，成员继续租地耕作，三位青年更成为全职农夫，还开始种植在香港农地上已消失多年的稻米，以及展开共同购买、农夫市集等活动。另一边厢，土盟属下的“八乡绿色生活社”与一些村民在菜园新村合作组成“菜园农业先锋队”，恢复耕种和推动“八乡人吃八乡菜”的CSA计划。过去几年，出现越来越多类似生活馆”和“菜园农业先锋队”的小型的CSA实践，虽然远远未能扭转香港的去农化趋势，但越来越多城市人把农纳入真生活中，在天台、花园或阳台堆肥、种菜，或者当假日农夫，有些则从改变生活著手，减少废物和循环用水等。最让我感动的是看到更多“八十后”和“九十后”年轻面孔，愿意向土地/农民学习，在田间动手，以身体和劳动参与正在展开的土地保育和生活运动。
同样深深触动我的是华德福教育的理念与行动。华德福的人智学理念是将教育建筑在人与自然和生活的密切关系上，人是融合在教育和社区之中，而校园是社会和文化运动的载体。在成都的经验中，教育的持份者不仅是孩子、家长和老师，还有附近的邻居和村民。如果说农阵和土盟的工作把农业社区变为学校，华德福教育则是把学校变为农业社区。校园的选址大多在城市周边，所以会有自己的耕地或农场，在让老师方便地教授园艺及生态农耕课之余，家长亦可以参与进来。最让我欣赏的是学校没有把身处的农村只看作一种环境，或者只是提供土地的空间，而是视作其中一分子，让孩子、家长和老师跟农民建立情感关系，通过如协助农民卖菜等工作，让学校融入农村生活，向农民学习。为了更接近土地和学校，有些家长（大多是城市中产人士）甚至整家搬到学校所在或附近的村子。可以说，华德福教育很有效地通过以农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做到社区融合，这是一种打破市民与农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头与手、生活与知识等隔阂的共融。
同样将农与学、生活与社群/社区有机结合起来的CSA实践者是台湾的合朴农学市集（下称合朴）。合朴的召集人陈孟凯和他的伙伴们早（2007年）在台湾举办农夫市集的人。但他们搞市集，并不是为有机农夫提供销售场地和让消费者买到健康食物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共同（农友、志工和消费者）建立美好生活的实践行动。他们相信，“健康而永续的美好生活需要众人合作、尊重大地、简朴过活；适当使用资源的简朴生活，则需要从农艺生产和学问反思开始，一群人互相支持，在“合作、简朴”（合朴，hope）的实践中，自给自足，共同成长。”跟农阵和华德福学校不同，他们的学习平台包括每月一次的市集、一个固定的永续农业教育中心和一块公田，方式是定期举办如生活色彩非常浓厚的“好好吃饭”系列课程（如有支持台湾恢复种含义的腐农艺”课程）和“共同厨房”活动（学习食物加工技巧与文化等、体验靠天吃饭的智慧与辛劳的“好好务农”系列课程和增进智性认识的好好读书”系列讲座。他们还利用“部落”的形式，组织长期关注如保育台湾米（通过农民保种、消费者吃本地米等推广）、经营市集和务农的农友、消费者和志工，让工作和关系可以较稳定地持续下去，进而形成一个互助互惠、自给自在的小而美社群生活新型态”。难怪创立人陈孟凯认为合朴最大和最珍贵的价值在于“拥有一群相互信任的伙伴”，而这些伙伴是跨界别的，台湾社会总体忽略和漠视农业、现代生活让人变得越来越疏离、食物工业化生产等问题，可能是以“农学”集结小农、市民和积极分子形成行动阵线推动改变得以出现的原因，而“农学”的核心精神，正是陈孟凯所归纳的“遵行大自然的法则，回归自然”，这不仅是农法，更是美好生活的法规，用最“合朴”的说法加以阐释，那就是：好好务农，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读书。
这次CSA研习会，还有很多在过去十多二十年中默默耕耘的CSA实践者，如以餐馆为实践平台的广西爱农会、在大陆多处推动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乡建中心、运营台湾第一家扎根在农村的社区大学旗美社大、在香港组织基层妇女通过食物加工连接有机农耕的土作坊，等等。但这些不同形式的实践，让我看到“农”不仅在一些农村社区得到某种恢复，还因为真生活性、文化和行动性，可以在真他生活社区落地生根；在这个空间“耕作”的农民，不仅只有老人，还有是小孩、大学生、工人、年轻职员、家庭主妇、老师、艺术工作者等等。农的作业，不仅在生产粮食，还在改善环境、搭建关系、营造社区、移风易俗、建构价值，真的如农阵所概括的“农很有用”（“农用”口号的含义），或如生活馆的理解，“农”在“生”与“活”中间，落地生根。
农生根，风调雨顺，生活长得健康，就算遇到不测风雨，也不倒。是为我对未来的愿景。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文章选自2013年PCD出版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之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