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乐施会获得中国基金会评价榜2015年度金桔奖，本文为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总监廖洪涛博士在中国基金会评价榜（2015）报告发布会暨公益金桔奖颁奖盛典上所做的主题发言。全文如下：
首先代表乐施会感谢大家的评选, 让乐施会获得第二届金桔奖。这不仅代表各NGO合作伙伴对乐施会过往与NGO伙伴们的合作关系的赞赏和鼓励，也非常明白大家对乐施会有更高的期待。
回到题目：境外NGO管理法以后境外基金会/NGO是否应该在中国继续工作下去? 刚才陈先生已经讲了他们基金会的一些困扰和担心。对于乐施会来说，我们认为在中国内地的工作不单应该继续，希望将来更要加强，这是我们董事会给我们的清晰的指示和要求。当然，这个法律什么时候正式出台? 出台以后的具体条文跟5月份的咨询二审稿有什么大的不同? 我们会继续观察，积极应对，也谨慎乐观。我们董事会也非常清晰明确，如果这个法律正式出台的话，董事会，包括所有的同事会一起来努力，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提出申请注册成为代表处，这个是清楚的方向。我们一些董事会委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他们在这方面都给与非常高度的支持，我们也跟相关的一些部委办也在做初步的接触。大家都说，希望等这个法律明确以后，我们再按照法律的要求申请登记注册。同时我们在国内的工作，包括项目资助也不会因为这个法律的不明确受到影响，我希望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个表态。
至于中国是否还要境外（包括国际NGO）援助，这不是第一次讨论这个话题。十年前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越来越大，已经很多国际发展机构开始讨论争辩中国是否还需要国际援助。对我们来讲，乐施会由香港市民捐赠的，国内的扶贫与发展工作必须继续的。因为第一，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跟巴黎、伦敦、纽约的建筑、交通、硬件相比，走到上海、北京，看起来比这些世界上所有最发达的城市都豪不逊色， 但是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全世界还是第二多，仅次于印度。按不同的标准来算，中国至少有1亿以上的人口还处于贫困状况。因此，中国的扶贫任务还是任重道远，需要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继续共同努力，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公平发展的努力,也是对解决好全球性扶贫减贫问题的巨大贡献。我们认为,国际NGO对此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和角色。
第二,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差异还是很大，很多研究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大的国家里也是非常高的。近年来,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均已经超过了标志社会分配不公平的0.4的国际警戒水平，说明现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非常明显。有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最为突出的问题不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是收入不平等差距的上升幅度和上升速度。当社会面临不均衡的发展，城乡差距增大，或者是不同阶层不能共享发展的福利，作为国际发展机构，我们在这方面是继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但是并不是这些工作完全跟以前一成不变，以乐施会为例，乐施会是国际著名的扶贫发展机构，作为一个国际机构在中国开展扶贫项目已经二十多年。近十年来都是以一亿左右的资金在内地开展扶贫与发展项目。在十年前可能一亿的资金是相当大的数目，很多合作伙伴，包括政府部门都觉得挺重要的。当年投入的资金在贫困地区的扶贫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弱，在开展扶贫工作中，投入有限。国际机构和NGO扮演了重要的扶贫资金筹措者的角色。另外，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无论是发展机构还是国际NGO，是中国草根组织的成长发展主要的支持者，无论是资金的提供还是从项目到机构发展,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贡献。
现在国家中央财政非常庞大，国内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也很快。国际NGO继续贡献不应该只是资金或者经济上的援助。国际NGO作为社区扶贫实践和示范者，在中国贫困社区进行实践，包括提供服务，包括种养殖培训，他们不仅是帮助社区脱贫，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的探索可以示范和推广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有可持续的意义。国际NGO的扶贫经验和创新建立在社区实践基础之上，对贫困的多样性具有深入而具体的理解和实践，并且把一些比较成功的社区扶贫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总结并向社会各界推广与借鉴。所以这方面的实践和示范也是国际机构对中国扶贫发展的贡献。
我们继续会做农村社区发展， 救灾，基础教育，农民工，妇女发展，能力建设等项目工作。但是我们更注重的是我们的扶贫工作带来什么附加价值，或者核心贡献。在这方面我们希望继续引进海外上先进的扶贫发展理念，像过往我们倡导农村的参与式发展、社会性别等。以近年香港与内地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交流为例， 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引进的工作，包括香港政府与NGO合作的社会服务经验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社工行业发展中被普遍借鉴，香港在这方面贡献是非常大。
而且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中国财政资源强大，政府的投入是越来越大，而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跟政府部门有更好的合作，英文叫engagement。所以乐施会在中国的工作会继续保持跟相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政策研究单位来合作，通过跟政府的合作来相互推动、改善社会发展机制。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也一直跟境外NGO或者基金会的合作来改善它的扶贫、经济发展或者是社会发展的一些工作。由于中国贫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宏观政策和资源分配在解决具体贫困问题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可行性和具体解决方案等方面，都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和反贫困的公共研究和探索。在反映民间声音、宏观政策理论与社区实践相结合和进行扶贫的创新研究方面，而在这方面民间组织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国际的民间组织，在这方面参与讨论、实践、评估、反馈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从国际范围的经验来看民间组织参与政策的参与和制定落实和反馈方面非常重要。
乐施会也会继续加强与NGO的合作，并与弱势群体一起，关注内地的贫困问题的解决。国际机构和NGO是扶贫理念和方式的创新者。许多在扶贫领域中通行的，并被政府所接受的方法和理念都是由国际机构和NGO最先开始试行和推广应用的，比如社区参与、小额信贷、社会性别等方法；国际NGO还参与开发了新的扶贫领域，如支持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障、反对家庭暴力、艾滋病防治等。由NGO所开展的一些富有成效的扶贫政策研究，也具有领先意义。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中国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大。中国的很多方面对国际上应该有更加多积极正面的贡献，在全球扶贫发展方面，虽然中国的扶贫工作还可以更好地改善，但是全世界公认中国过去几十年在扶贫方面的成效是非常大的，减贫的人口是非常多的。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在全球加强推广它的扶贫经验。但是大家知道，政府的话语系统在全球话语系统中只占一部分，全球的发展扶贫领域，民间组织经验分享是很重要的。跟全球的一些其他同行交流的时候，民间组织如何把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和成效跟国际相关的同行，国际社会来分享，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中国的NGO在中国不管是在哪个领域，农民工领域、社会性别领域、反家暴领域，或者是艾滋病，或者是农村教育等等，有很多经验与案例跟国际上的交流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这让国际社会不仅仅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成就有所了解，更重要的对民间社会怎么来看这些问题有更多的交流与讨论。
国际NGO推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与作用，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加强民间领域的国际交流，希望通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扶贫的支持，扩大中国在民间领域影响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国际民间交流领域包括：
虽然我国的扶贫成效非常大，但是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好的扶贫经验可以由国际机构继续探索和引进，包括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加强，包括如何公平有效地提供包括医疗、教育等公共基本服务政策体系，鼓励和支持大量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增强贫困群体抵御各种风险(自然灾害，极端气候,市场风险,疾病等等)的能力，减灾防灾能力。
向国际民间社会推广和介绍中国扶贫、人道救援与发展的成效和案例，以贡献全球扶贫与减贫经验积累和分享；在民间推广中国的扶贫成效进行交流还是薄弱环节，如何把中国的扶贫减贫经验向国际上分享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支持很多本土民间组织成长和发展，政府也支持和购买了大量的社会服务机构项目，涌现的大量社会组织。与中国走向世界相适应的是需要本土民间组织走向国际社会，有具备有更强的，最具中国本土的知识和立场的，但是符合国际视野的民间组织。因此应该加强国际NGO与本土NGO的交流学习, 使更多的本土NGO具备国际公民视野和能力。
另外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贸易影响也非常大。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最大影响不仅仅是最大的国际贸易国之一，或者全世界第二大的GDP体系，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影响非常大，不管是农业投资，还是各种产业、制造业等行业。当很多发展中国家期待中国的投资之余，也希望中国的企业更负责任，符合国际标准。中央提出来很宏大的理想，就是走出去，“一带一路”，包括推动设立亚洲基建投资银行等，但是相信中央政府也明白如果要中国在国际上非常被尊重，建立国际公认的负责任的形象，光靠政府和企业是远远不够的。而NGO在国际民间交流这方面是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责任，有非常强的机会与挑战。
过去几十年国际NGO，国际基金会从海外带来经验，带来资金，到现在中国走出去，不管本土NGO还是在中国工作的港澳台NGO，如何走出去，贡献于更加被全球认可的负责任的中国形象，在这方面我相信境外NGO和国际NGO是有很强的贡献和角色，任重道远，乐施会很愿意跟大家在这方面多做工作。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