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胡不喜"关于NGO市场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NGO市场化"这套话语产生的语境，可惜胡本人没有过多展开，殊为可惜，这片小文希望以我的陋见，权作续貂。
每种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一定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探寻特定话语／叙事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既有助于我们澄清其特定的知识－权力关系，从而辨明其中可能的压迫与规训，更是严肃而有效的讨论得以展开的必要条件。NGO工作者虽然怀抱改变社会的理想投身实践，但是却往往忘记其行动、知识、叙事在影响社会的同时，也是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ed）的产物，是故缺乏反身性（reflexivity），往往自我否定而不自知。
凭心而论，"公益市场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是徐永光先生所首创。在徐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所谓的公益行业要整体朝向市场化发展之前，这种叙事就早已存在，并且相应的实践也遍地开花，无非是由徐先生提出之后，这种叙事和实践找到了更强势的出处（reference）罢了。换句话说，"公益市场化"这种叙事本身应该视作一种社会思潮（ethos）和时代精神（zeitgeist），并去认真反思其生长的土壤。
这种土壤，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进程这个"小气候"，以及我们人类社会整体变迁这个"大气候"相互影响、彼此交结、共同形塑而成。而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严肃讨论，往往只注意到了中国的小气候，没有讨论更宏大的社会背景问题。使得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从而无法看清"公益市场化"这套叙事的魔力何在。
所谓的"大气候"，包括了结构和叙事两个方面的变迁，结构上的变迁，指的是"消费社会"的确立和对人们的规训。在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旗帜鲜明地提出，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社会"转型为"消费社会"。在生产社会中，社会成员通过扮演生产者而获得社会认同，社会评价也是围绕着其人扮演生产者的意愿／能力而展开。而在消费社会中，社会评价却是围绕着社会成员扮演消费者的意愿／能力而展开。这种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消费成为了人们自我表达的唯一形式，自我焦虑转化为公共议题的表达空间被剥夺了，市场成为了人们安全感的来源，结果则是人们成为了市场的附庸。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意愿则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不断下降，结果公共生活中的善性正在被逐步瓦解殆尽。
而叙事上的变迁，指的则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学术圈之外公共生活中的兴起。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但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遏止野火》一书中则提供了更有深度的反思。布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伴随着"自我实现神话的兴起"和"知识分子的堕落"两种潮流而来。 "新自由主义"来说，依赖数学方法，以个人理性为名，将经济和社会一分为二，尝试维持所谓的经济秩序，忽视社会成本，并将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归罪为自身问题，实现了一套"谴责受害者"的话语怪圈。同时，本应承担批判反思社会的知识分子，却放任自以为懂得一点经济学皮毛的泛泛之辈将机械化、碎片化、浮皮潦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谈渗透到严肃的经济学学术圈外，结果使得"新自由主义"简直成了公共生活中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存在。而这套"新自由主义"的话语进入公共生活，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市场拜物教"的神话，使得人们崇拜市场（本不存在的）神奇力量。
这套大气候对于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抵消，反而因为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得到了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加强。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更像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则明显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进程。但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固然解决了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催生出一个新贵阶层。这些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贵阶层对于自己从中获利的市场机制，当然是推崇备至。他们的"成功"，一方面使得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话语权，将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装扮成一个看上去气象万千、实则单调乏味的故事，这套故事里完全省去了在这三十年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胜利成功加冕了他们的自信，使得他们真诚地相信市场就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一吃就灵。
在社会背景急剧变化的同时，具有进步意识的、希望能够挑战即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们，也纷纷倒向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对抗即有意识形态的资源和武器，另一方面被市场经济的成功神话所裹挟，将市场看成一个不容置疑的神圣存在。因此，布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堕落"在中国以另一种奇怪的情景呈现：很有可能恰恰是对进步有追求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新自由主义，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进步却是有限度的。他们一方面是自觉批评即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很难批评自由主义这套新的意识形态，在两者的夹击之中，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批判的工具，而放弃了对工具的批判，使得自己只能在理念之中幻想自圆其说的可能性，并奢望自己所崇拜的这套神话会某一天因为神迹突然降临，却普遍缺乏改善现实的能力。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和知识分子知识资源的变化所同时带来的是经济学霸权的一度高涨，然而这没有使得我们的经济学学术取得特别值得瞩目的成就，反而造就了一大批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的经济学爱好者。这就好比一度流行过的"诗歌热"、"尼采热"一样，新自由主义也成了我们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浅薄热潮。
中国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地完成了现代化、资本主义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很少得到严肃的讨论，仿佛它只带来幸福而没有伤痛。全球性的社会转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新兴权贵阶层对市场神话的书写、知识分子将市场视作抵抗工具而放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批判、社会上轻浮浅薄的思潮，使得市场在今天成为了一个不容质疑的神话。这种神话对于我们的生活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并不止于NGO领域。但是，NGO领域对于这套叙事一定要有特别清醒的认识和反思。NGO不应成为权贵的帮闲和帮凶，更不应该自觉服从于某种规训--这本应是常识，却不得不一说再说。
作者：刘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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