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徐秀丽，国际发展时报/IDT发起人
在刚刚过去的春/晚节目中，《同/喜-同-乐》（下简称“喜乐”）这样一个讲述中非合作故事的小品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争议的观点集中为三种：第一，认为中国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因为节目中让一位中国人将脸涂黑、装上夸张的臀部装扮非洲妈妈，并对着镜头喊“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还让另一位非洲人扮演猴子（事后证明，猴子是中国人扮演的）；第二，节目中强调了中国人西装革履的形象和非洲野生动物的形象，刻画了中国先进、非洲落后的二元结构，并伴随着剧情的开展呈现了非洲大陆需要中国人拯救的含义。第三，也有人认为此剧本身从意愿到表达都与带有歧视性意味的种族主义没有关系，但令人失望的是，此剧将非洲朋友长期想要改变的刻板印象和附属地位再次展现出来，并担心通过春/-晚如此有力的舞台传播后，对之前各方所做的真正想要认识非洲的努力有所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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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对上述批评我们可以一一提供内部视角予以辩驳或补充，借以提供更为多元、更为均衡的叙事。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第一次中国涉外交流和宣传引发争议了，更早之前的上海洗衣粉广告、湖北省博物馆展览等均在国际上引发不小的风波，而此前一部关于中非交往的纪录片也因国内公众的强烈反应而停播——上述几类事件尽管性质不尽相同，但均彰显出我国涉外叙事上的困境。可以设想，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逐日增大，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边界会较之前更为模糊，面向国内公众和面向国际公众的叙事之间会产生交叉（比如春/晚之前都是面对国内受众和海外华人的），假如我们对类似的故事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争议只会增多。“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正如一位非洲朋友所言。
那么，“喜乐们”为何会引发争议呢？以下三个方面的议题供探讨：
第一，相关方对现行国际话语和前沿社科思想的不敏感。“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的推进不是在真空中开展的，而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已有的历史叙事和地理情境中碰撞前行。从文艺复兴到大航海时代，再到启蒙运动，以及二战后兴起的国际体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源源不断地创建出一个话语世界，包括诸如：反对种族主义、追求性别平等、关注绿色发展、要求体面工作、反对童工、推进善治等等，这套话语和准则不仅通过WTO、世界银行、联合国各机构等国际多边、双边和非政府组织的出版物、高层论坛、协约条款等广泛传播，更是通过“项目”、“媒体”、“教育”等载体不断落地实践、漫游全球，成为众多现代知识精英智识版图的核心部件。可以说，这些话语一方面具有先进性，反映了西方世界从启蒙主义、到去殖民化、再到后殖民主义时期底层民众对于权利的争取和知识精英对于自身结构的警醒，从而引发了全球性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这些话语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全球性的知识霸权，并对那些在知识生产方面处于劣势，但希望追求物质改善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产生消解——显而易见，这套话语体系的运作是需要经济成本的，一旦经济发展不佳，该体系就会屡遭挫折，与此套话语体系格格不入的特朗普之所以能被入选美国总统也从侧面反映出这套知识体系在现行美国经济形势下的局限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我们一方面受益于全球性多元文化价值取向所腾挪出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通过自身有别于国际主流所倡导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实践模式探索出一套可选择的发展途径，从而与现行国际上盛行的话语套路形成一定的张力。尽管如此，当前中国现代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分享仍处于初级阶段，诸如国家引领市场、摸着石头过河、国企改革、乡镇企业、新结构主义等概念虽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探讨，但尚不占据全球引领性位置，更谈不上系统性进入现代知识精英的核心智识版图。因此，在长期内，在“一带一路”和新南南合作推进的过程中，对现行国际主导话语和实践准则的“底板”必须予以敏感性的对待，方能避免掉坑。在此案例中，我们自不必赘言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种族主义的整套体制、伴随而来的风起云涌的西方民权运动，以及这些历史进程给世界各地包括非洲民众所带来的深层心理影响和话语塑造，他们今天可以用“种族主义”来套用中非之间的合作，下次还可以用“性别歧视”、“环境破坏”、“治理不善”等各种既定的框架来刻画中非之间的关系，假如对此背景不敏感，误以为可以在白纸上绘制“中国经验”，反映“中国声音”，引发风波自是不可避免。
第二, 我们多数人由于历史原因长期形成单一、刻板的世界观，往往以“中—西”二元对立框架来思考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防御性较强，缺乏立体多元的全球观，以及有效设置国际话语议程的能力。一国国民的世界观向来与其国家所处的阶段性国际位置紧密相关，随着“一带一路”和新南南合作的不断推进，必然需要国民重塑其对于世界的想象，但是观念的转型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回应“喜乐”的批评时，也有不少评论指出“不要用西式文字来判断，而要将其置于中国文化和背景之下理解”、“要注意外媒的意识形态设置，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等，这些批驳固然有其道理，但由此也可看到评论者脑海中所隐含的“中——西”二维分析框架，即将西方作为中方或追赶学习、或防御、攻击的对立面，从而形成较为单一刻板的全球观。这一框架具有历史原因，晚清遭遇西方，屡次战事交锋失利，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李鸿章则发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严复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等，再加上之前通过日本福泽谕吉等翻译引进的大量西方著作等，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及文野观在中国确立起来，随后通过二战后建立起的有关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二元分类方式，西方已经作为一个我们追赶、学习和竞争的“他者”被构建起来，“赶英超美”、“与国际接轨”都是这种二元框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此框架内，世界被强行割裂为“我国”和“外国”，而外国则一般通指“西方”，进而，“西方”又进一步简化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此二元框架下，世界失去了丰富性和多元性，“西方”成为我们界定外部世界时的一个笼统对象。这不仅是指普通大众，即便在专业研究者和创作者群体身上，情况也大致如此。根据笔者之前的访谈，目前，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研究者关注的国家基本在美、日、欧等一些大国、强国和地区；笔者的一位同事在分析中国顶级学者的研究视野时也发现，通过地理、语言和幅员等几个维度的想象，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逐渐落实了一个指称不明、边界模糊的 “西方”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争高下”的对象。在此框架下，五彩斑斓的世界被割裂成黑白两种颜色。这样一种观念必然影响到我们在回应国际话语时的有效性，呈现出较强的预防性和机械性。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世界发生着日益多元复杂而密切的联系，中国和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构建完全新型的关系，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社会文化方面，中国本身的角色和身份、及其对世界的意义都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但这些宏观层次的倡议如何落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微观层次上不同国家民众之间多元的互动，这首先需要升级我们长期以来秉承的简单的“中西”二元框架，使民众建立起更为立体多元的全球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上主动设置议程，并能更好地展开更有效的国际对话。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仅讲中国“好故事”，国际对话和传播忽略动态性和多元性，形象塑造过于刻板。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参加国际会议，中场休息时一位来自美国的观众说，她很喜欢《卧虎藏龙》这部电影，问她为什么？她给了一个词“dynamic”，并进一步解释说：这部电影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让人觉得很真实，而非机械和刻板。事实上，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都是有血有肉、能反映人物真实情感复杂性的。任何影视作品都会蕴含和传达一定的价值取向，这无可厚非，但如何寓教于乐，能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将故事讲的更好，却是一门需要关注的技术。尽管许多国内观众并不认同“喜乐”中有种族歧视的含义，但如同许多《战狼二》的观众一样，他们都认为这些影视作品中的叙事过于单一，人物刻画不够多元和动态，大喊口号反而让人望而却步。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来看，一带一路“五通”中最为核心的还是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十/九大也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针对国内公众提高他们对于国际事务的认知，针对国外公众提高他们对于中国发展历程的认知，这些都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也为此开设了不少针对国外各类人员和国内走出去人员的涉外培训班，并推出了诸多著作和影视作品，但叫好又叫座的并不多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将“讲好中国故事”窄化为仅讲中国“好”故事，忽略了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从而无法让中国发展经验更好的落地和转化。
新的一年里，中非合作、一带一路、以及各种形式的新南南合作将继续前行，在互动更为频繁的今天，中国涉外叙事中的摩擦在所难免。如何从中学习和反思，建立起事前和事后的反馈机制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在内宣和外宣之间、官方和民间之间、行政和学术之间等进行多维有效地沟通和互动，比如如何在大型有影响力的活动、知识艺术产品推出前设立相关方的专业咨询机制、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面向其他国家展开更为多元和丰富的知识生产过程、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发展经验的研究和南南合作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并推进这些探索性知识的及时分享和应用等。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需要对于自身角色和身份的重新界定，走出悲情和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与外部世界建立从容不迫的平视视角，开拓更为丰富立体的全球视野，对“走出去、走进去”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保持一种超越的审视和从容的自信。当然，这需要时间，不可能期待短期内就能实现，但提出这一命题则恐怕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