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已离我们远去，
但它并非不留痕迹！
这一年，有太多人进入我们的视野，
传递光明与希望，梦想与感动！
有的人，面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不是置身事外，指点江山！
而是直面挑战、躬身入局，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
他们是有态度的人！
有的人，带着科学思维和质疑精神，
去求真、求美、求善！
在公益的道路上，上下求索，寻找改变世界的那条最佳路径！
他们是用科学改变公益的人！
有的人，像困在孤岛上的“鲁冰逊”，
需要一个支点脱离险境，
重新回到阳光照耀的地方，感受爱和温暖!
他们是需要获得平等和尊重的人！
有的人，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贫瘠乡村，
在乡野中遇见另一种生活，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在这片热土上耕耘着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希望！
他们是守望乡村的人！
放生是善举，
盲目、不科学地放生，无疑就是 “杀生”
一只不愿下水的“小海龟”被工作人员奋力掷进了南海。那只对人类“恋恋不舍”的小龟，其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缅甸陆龟。这个小家伙别说不能下海，即便是在淡水里也无法生存。
和小海龟有相同命运的，远不止一个。经常有不明真相的放生者，将鲶鱼、鳝鱼、甲鱼等淡水鱼投进咸水中，鱼类因水土不服，活生生的在不适应的水域中痛苦挣扎而死，这根本就不是放生，简直就是杀生。
盲目、不科学地放生，无疑等于杀生，善举有可能背离初衷，好心也可能办坏事。
所以，科学放生，首先要了解放生对象的物种特性、生活习性、食物来源和生存环境，懂得什么物种可以放生，什么物种不宜放生。
不要左手从鱼贩子那里把鱼买过来，右手就放到鱼贩子包养的水库。
不要把会吃鱼的龟放到鱼群里，也不要把被龟吃的鱼放到龟群里。
不要把只能在盐水里生存的动物，放生到淡水的河里、水库、或放生池。
不要把只能在淡水里生存的动物放生到海里。
不要把可能对人和家禽造成伤害的动物，放生在人生活工作的地方。
不要把已经失去野外生存能力的动物放生到野外，它们会饿死、病死，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
不要在错过候鸟迁徙的季节放飞候鸟，那对它无疑是雪上加霜。
不要在非本土鸟领地放飞鸟儿，它不仅会遭到同类的袭击，也会因没有食物而死亡。
不要因为你的放生使原来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结果放了一批，却害死了另一批。
什么是“功能性灭绝？”
谁 有 资 格 宣 布 物 种 的 保 护 级 别
穿山甲，又一次被迫热议，科学家和公益组织这次争论的焦点是，穿山甲这一物种是否面临“功能性灭绝”？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
关于濒危物种的现状和保护策略，无论持怎样的观点和态度，都应该拿出科学依据方能下结论。如果双方都无法用现有证据说服对方，则说明这一问题确实有待商榷。
今天，我们不“扯皮”，不“站队”！
先来科普一下，大家热议的“功能性灭绝”到底是什么？它和“灭绝”有什么不同？在国内外，哪个权威机构有资格做出这样的界定？
功能性灭绝，是指该物种因其生存环境被破坏，数量非常稀少，以致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丧失了维持繁殖的能力，甚至丧失了维持生存的能力。国际上，最权威的濒危动植物研究和保护组织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其下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物种生存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教授曾这样解释，“所谓功能性灭绝，就是数量非常稀少，以致于自然条件下失去了繁殖能力。但并不是表示这个物种在地球上没有了。”
绿孔雀的家快没了，
我们能为它做些什么？
作为中国唯一一种原生孔雀，绿孔雀曾广泛分布中华民族腹地，但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它们的数量正在持续减少。据报道，全世界有超过1000000只孔雀（Pavo cristatus），但中国野生绿孔雀（Pavo muticus）的数量，已不足500只，比大熊猫还濒危。
从绿孔雀的生存现状、保护及公益诉讼案等角度出发，倡议公众可以从身边做起，关注、参与城市鸟类保护工作，或支持专业机构保护更远方的濒危物种。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增强公众对动物保护绿色发展的意识以及对科学公益的认知。”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自然之友理事李劲强调。
“我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去打扰绿孔雀的生活，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敏感的鸟。”微博科学科普博主、野保人猫妖说，公众努力为绿孔雀发声，它们才有机会留在世界上，栖息地不可入侵，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迫不及待的事情。
自然之友和野性中国曾组织针对红河中上游流域绿孔雀栖息地的科学考察。在深入热带季雨林区域里，科考队发现，除了有绿孔雀活动的痕迹，还有数量惊人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以及红河中上游地区珍贵的生态和物种。
环境学博士毛达：
成为“中国产品验毒师”
死磕“隐形污染”
75后博士毛达希望，通过他的短视频，通过替普通消费者充当“中国产品验毒师”，能有更多人知道“隐形污染”的存在。
毛达说，大家目前热衷谈论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其实谈的是承担污染的环境媒介。有一种污染，已经悄然跨越了媒介。
“一种有毒化学品，可能今天在水里，明天在空气里，后天进入土壤，然后到人们的食物里。” 铅、汞、镉、二噁英、邻苯二甲酸酯......有毒化学物质埋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口红中铅过量将危害智力，危害孕妇腹中胎儿大脑发育。芭比娃娃、小黄鸭玩具中的邻苯二甲酸酯等增塑剂对肝肾有毒，过量会引起儿童性早熟。梭子蟹里镉过量，将导致肾结石、骨质疏松和骨骼萎缩。
但目前，除了少数“镉大米”、“癌症村”、儿童血铅等大规模事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近在身边的有毒化学品，更没有成体系的数据记录它们，其中的很多，甚至尚未被国家认证为“有毒”。
生物学博士李治中：
用科学家思维做儿童癌症公益
因为科研与公益有相同的底层逻辑
曾经的科研训练，造就了我在做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源于自己的科学家思维。
第一、我们做事儿非常聚焦，专注于儿童癌症；
第二、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真正好的科学家从来不会跟风，也不会追热点，一定是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事情，深耕下去；
第三、大胆尝试、小心设计，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做的，不是因为别人没做我们就不可能做，我们非常大胆地探索领域的前沿，但是非常小心的设计，做好如果失败如何止损等等预案；
第四、重视数据的收集，以及数据的准确性，要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以及如何去改进它；
最后、做公益一定要享受过程，这一点对研究生物的人来说特别重要，有的时候不一定如你所愿，因为做生物研究99%是失败的。
在我看来，科研和公益基本是一样的，底层的逻辑都是“花别人的钱，用自己团队的专长，来解决世界上非常难的问题”，这是我认为两者非常共性的东西。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转向所谓的公益圈，对我的人生或者我想解决的问题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中科院心理所朱廷劭 :
用人工智能技术
让站在悬崖边缘的人“且留一步”
我是朱廷劭，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向处于自杀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
虽然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自杀干预和救助热线，但在某些情况下，求助人是一边割腕一边打电话，为时已晚。那么，有没有可能把干预尽量前移，在他刚开始有自杀意念或想法的时候就提供及时专业的指导，帮他解决问题，不要等事情不可挽回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补救。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用计算机的办法去抓取到数据，然后用训练好的模型识别出有自杀意念的用户，并且也进行人工的核查。
为了对自杀意念做出识别，我们根据不同紧急程度做了一些标注，分为有意念、有计划、有实施三类。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办法，通过对这些短文本的分析（以前的自杀识别基本上是基于篇幅比较长的遗书和遗言），去了解背后有没有自杀的意念。
资深算法专家刘凯奎：
我们找回了4102个丢失的孩子
但发现孩子丢失的最大原因不是拐卖
我是刘凯奎，来自阿里巴巴高德地图。
想聊一聊在阿里我参与的“团圆”公益项目，这个项目是想帮助寻找更多的失踪儿童，能够让他们跟家人团圆。
我们希望用户对团圆系统产生信任，从而实现全民持续参与。因此，系统发布的信息要百分之百准确，只允许打拐警察有发布走失消息的权限。全国有6000多名打拐警察，他们收到报警信息后，会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判断信息是否是准确、全面。经过审核之后，警察会在钉钉开发的团圆系统上发布准确的消息（包括儿童的年龄、性别、照片，衣着外貌特征，以及丢失时间和位置）。
我们根据警察在团圆平台上面发布的信息，以儿童丢失的位置为中心画一个半径一百公里的圆——可以理解为一个虚拟的电子围栏，我们会给围栏里所有的人推送信息。
以高德为例：警察发布了儿童丢失的信息后，高德会从团圆系统上实时获取，然后以丢失地为原点进行消息推送。为了更精准地推送消息，高德依据犯罪分子可能的逃跑速度，按照1小时100公里，2小时200公里，3小时300公里，大于3小时500公里的标准框定地理范围。
盖茨基金会中国首代李一诺：
公益领域，更需要科学理性
什么是科学精神？一是求实，不断地寻求全面事实；二是创新，在看到事实的基础上寻找突破的解决方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最终要做什么？是要解决问题。
公益慈善的驱动力是解决社会问题。全面理解事实和正确定义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两大原则。科学精神的第一步，是定义问题，定义问题的前提，是全面了解事实。而从科研，到商业，到社会问题，了解全面事实越来越困难，只看到片面的事实是我们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核心挑战。
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再次提及科学精神的第一条——“求实”，掌握全面真实的数据。这是科学研究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大量的科研投入都是在这方面。但到了社会问题，采集全面数据往往变得很困难。
理性是对事实的不断追问：有没有数据，有没有更全面的事实，有没有正确地定义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理解这个问题等等。真正关注社会问题的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人，理性是一切的基础。大家都认为公益是一个感性的行业，感性固然重要，但只有理性的去思考、去追问，才能真正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香港大学周鹏博士：
今天我们为何倡导科学公益？
公益行业究竟取得了什么实质性成果？
为什么会取得这些成果？
这些成果对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
越来越多的呼声出现，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
一百多年前的科学慈善运动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目前的中国公益，只有以科学的理念，方法和工具分析，厘清公益行动与公益目标之间的因果链关系，反思和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才能真正提升公益效能，才能凸显出公益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中国也需要一场科学慈善运动。
无容置疑，科学公益也需建立在理性价值基础之上，有太多失败的公益案例可以说明，不科学的公益通常都是以感性的认知作为理解社会问题的起点并随之开展的。公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常会直面困境中的人们。作为人，在面对不公和苦难时，都会自然地涌起慈悲和同情，这恰好是值得赞美的慈善事业的本源和动力。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陈越光：
公益志业需要 “ 不悖科学， 不昧良知 ”
在这个深沉而宏大的关切中，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慈善文化的视角里，我们的问题意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科技为公益慈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什么——从技术方法到组织规范？
第二层面是，科学精神是否就是科技的方向盘？如果光靠它做不到，那么，科技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未来，但它并不承诺带来美好的未来，而慈善文化能给它一个善的指向吗？
第三层面是，慈善文化作为文化的展开，它不能有悖科学理论和实证的经验，科学精神是否又是慈善文化建设的理性支撑？
我们不可能凭一次论坛、一番讨论、一个演讲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们甚至不可能将问题完全展开。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这种思考提交到慈善的公共视野中。以此表达，从事公益慈善的人们，身处社会矛盾、问题和冲突的前沿，我们的关切，也自然会进入思想的前沿、文化的前沿、哲学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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