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一年一度的公益盛会“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线上拉开序幕，多位重磅企业家代表与公益跨界人士惊喜亮相。
围绕本次峰会主题“同舟共济，向阳而生”，与会嘉宾齐聚“问诊”后疫情时代下互联网公益的机遇挑战，展开了一场特殊的“云对话”。
本届峰会邀请到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进行致辞。会上，王文爱表示，疫情极大凸显了互联网的价值。互联网丰富了公益慈善的参与渠道、提高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传播了公益慈善的文化理念、促进了公益慈善的交流合作，已经成为公益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
开场分享上，陈一丹也强调，公益同仁的守望相助，弥补了疫情下社会资源难以快速精准分配而造成的防疫鸿沟。疫情让人们看到互联网新技术爆发出的巨大潜力，也为互联网公益带来新的思考。
5G技术带来哪些机遇挑战、企业参与公益有何考量？如何理解企业与公益的关系.....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财经作家吴晓波围绕诸多议题分享了他们的真知灼见。
大咖们都说了什么？一起来看看。
| 邬贺铨：云经济得益于5G技术，“网络扶贫”成重要公益行动
“网络应用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在公益事业上是大有可为的。”长期从事数字和光通信系统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疫情带热云经济，创下互联网新应用规模的世界纪录。云办公、云课堂等纷纷出现，主要得益于5G传输，即插即用，现场体验。
网络应用的加持，让疫情下公益行动进行得有声有色。邬贺铨指出，腾讯、阿里、百度等一批企业也在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海量的云以及人工智能的一些协同办公产品。另外，互联网还通过企业捐款捐物和在网上募集捐款来支援抗疫，今年2月17号统计，互联网企业通过网上募集捐款已经有14亿多。邬贺铨肯定了互联网企业在抗疫的公益行动中表现出的担当精神。
邬贺铨进一步强调，互联网本身为扶贫打好了网络基础，“网络扶贫”成重要公益行动。疫情期间，直播带货火热上涨，5G技术支持8K的超清视频直播，面对面回答消费者问题，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信誉度。今年4月27号，网信办还召开了全国网络扶贫大会，将深化网络提速，覆盖工程，拓展农村电商工程，提升网络扶持工程，优化信息服务工程，从多方努力来扎深推广网络扶贫。邬院士也表示，“扶贫攻坚，任重道远。公益事业永远在路上，互联网企业责无旁贷。”
| 郭广昌：专业能力、资源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企业做好公益的三要素
作为疫情期活跃在公益行动的企业代表，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以战疫中的“复星经验”分享他的思考：“做公益其实比做商业更难。公益投入可能真的是‘无底洞’，支撑你的不像商业是‘利润’，而是如何把事情做好。”对于复星在抗疫中的成绩，郭广昌总结主要依赖三种能力：专业能力、资源能力和组织能力。
● 专业能力解决社会痛点，创造社会价值。当企业做公益不知道从何下手时，应该从专业出发，才能最大化所做公益项目的价值。“但真正战胜危机的是科技创新。”他认为，最终战胜新冠病毒还要靠疫苗。为此，复星和德国领先的mRNA技术平台BioNTech在合作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目前已在德国、美国等地进入临床试验。
● 资源能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具备发现、运用、融通资源的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帮助更多的人。”郭广昌强调，做公益和做企业一样，必须要能够整合资源。“抗击新型肺炎疫情专项基金”并非复星单枪匹马，而是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26家企业组织共同合作，才最大化地支援抗疫。合作也不仅限于国内，海外疫情爆发时，复星也联合全球伙伴投身其中。他表示：“爱是没有国界，做公益更没有国界。”
● 组织能力落实公益行动。企业做公益，不是简单地捐助，而要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面对紧急危机，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组织能力来落实和执行。疫情爆发时，复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全球战疫指挥部”，全球团队紧密协助，以最快速度将防疫物资送往前线。郭广昌表示，疫情下“分秒必争”的战时机制，也锻炼了整个复星的组织。“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要错过任何一次危机带来的考验。”他补充，组织能力也体现在产业能力，企业做公益最好还是通过产业扶贫的方式。
最后，他强调，“企业家掌握的不仅是财富，更珍贵的是资源，以及解决问题的智力与能力。”社会型企业的社会价值在于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希望更多企业家参与其中，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 吴晓波：互联网公益，催生更多“社会企业家”
承接着郭广昌以复星为案例的总结分享，财经作者吴晓波从商业观察的视角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企业要做慈善？慈善组织在商业社会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通过产品获得消费者和社会的认可，是企业家最重要的本意。同时，通过公益行为来获得国民的喜爱，也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吴晓波举例，上世纪中国首富家族——荣氏家族在无锡修了一座桥，时至今日，这家企业已经不在，但桥仍在造福百姓，荣德升这名字也因此流芳百世。“慈善对很多企业家来讲，一方面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个人价值和个人愉悦的体现。”
过去，企业在参与公益行动时只能通过单一的渠道进行。“如今，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快速的信息传达和交付，让公益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吴晓波指出，疫情下许多企业在互联网营销行为中也加入公益行动。比如一家床垫公司，疫情期间直播卖床垫，每卖出一个床垫则拿出100元捐赠给武汉慈善机构。他评价，购买床垫的消费者也能感知到这份善意，“这种交付，通过互联网得到广泛传播和互动，是今天中国互联网公益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
吴晓波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完成商业使命的同时，把对社会的理解及专业能力投入公益事件，同时扮演“社会企业家”的角色。“中国两千多年的商业世界，每个时代都不缺像荣德升这样的人。”他强调，新的移动互联网环境，还将带动更多企业家发挥自己的公益热情。
| 主题：探索理性公益之路
议题背景：
在过去几年，公益行业出现了颇多有挑战价值观的公共议题，理性公益再次成为了全社会的反思。一方面是缺乏客观的评价体系，导致公益行业和公众之间存在了认知壁垒。另一方面是缺乏透明的公示，这里面既有标准的问题，也有内部机制的问题。在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社会面临了全新的考验，公益慈善行业的未来发展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主持人潘江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嘉宾：
薛兆丰：经济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及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创始院长；
洪波：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零售集团平台生态部负责人
薛兆丰
1. 商业跟公益慈善其实都是遵循人的行为规律的。公益行业应该充分地利用商业社会里一些成熟有效的环节和方式，去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走更多元化、专业化的道路。
2.公开透明是咱们做好公益的一个基础要求，但不是一个充分要求。我们还要往前看，还有更复杂的策略在那里，才能使我们的公益做好。
3.我们说管理费，现在有一个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有很多时候做善事用不着10%的管理费就可以了，但10％放在那。但很多时候你们要把善事做好，需要超过10%。
4.公众可能会不理解这个现象。比方说我把旧的衣服捐给你们，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衣服捐出去以后要洗干净、消毒、匹配、送到该送的地方，这当中的成本可能会比这衣服本身的价值要高很多。
5.哪怕是非常成熟、成功的商业体系，它的评价体系也是在博弈当中是动态发展的。咱们公益的标准肯定也是这样，不能够说我们定了一个标准就永远用这个标准。
王振耀
1.关键是我们的公益行业如何能和中国国情相适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实践来看，将来理性公益特别要突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2.理性公益，或者说我们整个中国公益事业下一步怎么发展，我觉得特别是要注重在，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3.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和商业组织的专业化是不同，公益组织一定有它自己的使命，它最大的区别，它的目标是非盈利，所以说，公益组织不能以效率为第一。
4.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叫做公道自在人心，理性公益的评价最重要的是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基本导向，真正地要快速地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洪波
1.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电商的评价体系，已经变成了电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买家在购物上的决策，以及我们提升商家的服务水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其实平台跟商家之间就是类似于像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就是不断博弈和迭代的过程。
主题：拥抱数字浪潮
议题背景：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数字化技术对于社会抗疫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从火神山医院动工到各路人马、物资驰援湖北，从全社会的居家隔离防控到在家办公，健康码出行，这一切都是以在线的方式发生。5G、云计算、健康码、在线移动办公等数字技术成为了这次疫情期间的关键角色。数字技术在新冠期间崭露头角，人类的抗疫史也从之前的线性进化，走向了社会化大协同。
主持人潘江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嘉宾：
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沈东曙：《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出版人、主编沈东曙；
李刚：腾讯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
邓国胜
1.总体而言，现在是一个数字时代，政府是高度重视数字中国的建设，企业界更是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比较而言，我们公益行业在数字方面的发展的认知和意识程度还不够敏锐。
2.希望慈善组织要加快提升学习现代信息科技的能力，不断吸引高科技领域的一些人才。同时，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开启志愿服务模式，让具备数字化能力的员工以志愿方式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之中。
3.我理想的数字公益，比如说有需求，对公益慈善事业，弱势群体有需求，通过数字公益按一个按钮，就可以迅速地把自己的需求信息传递出去，让公益组织马上也能接收到这个信息。
4.另外一个是通过数字公益，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困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瓶颈性的问题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比如促进公益慈善领域的透明度。
沈东曙
1.全球的状况和中国的状况不一样，因为中国是深度全球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大家更关心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不是更关心公益组织的发展。
2.所谓的第四部门化，也就是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的合作，构成一种新的公司合作的方法，来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3.中国的头部企业，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应急，在整个社会规制的新的形成上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数字技术应该促进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不遗漏，也就是说，要精准地到达那些被技术遗忘的人，被技术忽略的人，由于经济条件各种原因享受不到技术好处的人。
李刚
1.我觉得作为一个科技企业，还是要摆正这个位置，我们不是一个主导的角色，我们还是做一个数字化的助手。
2.数字技术我觉得还是一个中性，用在好的地方就会产生好的效果，如果用在错的地方可能就会产生负面的效果。
3.我们希望把科技用在更好的方面，用一些更好的机制来保护科技用在更好的方面，产生一些有益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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