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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转型改革:振兴东北新动能

  ●东北全面振兴取得很大进展,但要看到基础尚不牢固,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要直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抓住机遇着力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东北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国企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必须实现三个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传统的过重产业结构中退出。实物形态转向资本形态,形成更大的灵活性、更强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长远战略目标。

  ●东北地区区位条件优越,沿边沿海优势明显,振兴东北需要着力扩大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由此形成倒逼深化改革和转型增长的新动力。以融入全球产业链推动市场繁荣,以融入六大经济走廊破除东北亚之痛,以海洋时代2.0引领大陆时代2.0,以地方合作引领大区合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2017年8月19日,由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共同发起,联合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四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以“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进展、新机遇、新挑战”为主题的“2017东北振兴论坛”在长春市举行。来自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的领导,国家级智库和东北地区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全国知名企业家,80多家新闻媒体,以及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呼伦贝尔、通辽、锡林郭勒盟、兴安盟等市(盟)的市(盟)长率领的代表团共580余人出席了论坛。

  一、新一轮全面振兴东北取得令人振奋的进展,但发展基础还不牢固,全面振兴仍然任重道远

  与会专家认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东北全面振兴重大战略部署的指引下,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区、四市政府的努力和多方面的支持下,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回升,正在走出谷底,但是基础尚不牢固,尤其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需要进一步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东北全面振兴取得很大进展,但要看到基础尚不牢固,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要直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抓住机遇着力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一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二是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既要补课,更要创新;三是要特别注重新旧动能的转换。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司长周建平认为,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处于筑底趋稳过程中,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有利因素不断积聚。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绩,与上半年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回暖,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等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解决东北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全面深化改革,一是确保新一轮东北振兴的政策文件贯彻落实到位;二是加强协调,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三是支持开展合作和产业创新升级;四是要重点支持开发开放平台的建设。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顾问、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殷仲义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展、新动能开始形成、经济企稳回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推进“四个着力”取得的进展,但全国经济趋稳向好、全球经济加快复苏也是重要外部条件。德国鲁尔等老工业区从处于结构性危机转型为花园式工业区经历了三、四十年。东北全面振兴同样任重道远。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基础、有资源、有优势,只要咬住青山不放松地推进“四个着力”,有望打造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二、以科技创新驱动东北经济转型升级

  与会专家认为,东北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内生增长能力不足,东北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驱动着力形成东北振兴的新动能。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兴微集团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突破口,东北地区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一是紧跟国家的战略规划与发展步伐,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战略重点;二是统筹协调东北的创新平台与优质资源,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三维互动,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三是以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环节为重点领域,通过设置人才专项基金等形式“内培”和“外引”人才,加速科技人才向东北集聚。四是高效推动高端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应用,破解核心技术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五是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将东北地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向国际市场辐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认为,提升发展能力是东北转型发展的关键,德国鲁尔地区的转型经验表明,一是发展能力形成需要时间。转型不可延宕,但也需要时间。二是发展新产业要充分利用既有的产业基础。三是传统产业转型的关键在于产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升级。绝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短时间内骤然关闭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四是转型必须注重培育创新能力。五是转型必须发挥政府的关键和核心作用。转型升级要充分依靠市场,但不能迷信市场,在社会民生等关键领域还需要政府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六是单靠政府并不能取得转型的成功,还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到区域转型进程。

  三、建立东北大都市圈,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合力攻坚,是东北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刘世锦提出,加快谋划和提出新形势下大都市圈战略是推进东北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他建议着重推进四方面的建设:一是统筹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规划和加快构建区域协调机制;二是与企业改革、重组、转型升级相结合,推动优势企业和企业总部向大都市圈集中;三是优先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能源、交通、电信、金融等基础部门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推进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实体经济生产成本;四是配套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各项改革,提高住宅建设用地,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和宅基地流转,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等。

  吉林省人民政府参事、原长春市常务副市长肖万民研究员认为,东北振兴必须要在东北地区建立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将东北大都市圈建设、东北振兴融入“一带一路”等课题列入国家战略,强化对空间规划、产业规划、城市规划的顶层设计;二是建立城市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各市规划、发改、国资等部门的专业联席会议,就产业发展、交通建设、国企改革等共性问题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城市间的协同发展;三是建立东北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联盟,为装备制造企业搭建沟通合作平台,推动东北企业互相配套、融合发展,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

  四、鼓励对口省市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合作办“特区”,在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上尽快取得重大突破

  与会专家认为,东北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机制问题,通过地区合作办特区先形成体制机制创新的小环境,再通过小环境逐步影响改变东北体制机制大环境。

  刘世锦认为,东南三省和若干城市与东北三省和城市对口合作,是一个重要举措,应在此基础上创办“特区”,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干部互换等形式,以发达地区干部主导,采用发达地区的体制机制,进而形成营商环境的新窗口、转型升级的新高地、创新发展的新环境,推动东北改革开放发展实现突破性进展。

  周建平指出,要加大对东北地区投资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力度,指导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试点开展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承诺制;推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结对省市对口合作的具体实施方案,推广东部地区有关成功经验,建设一批对口合作示范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常修泽认为,东三省与南方诸省对接,要切实向“对本”升级,寻求东北经济“广东化”、“江浙化”。建议,一是对口两省组织联合省委或领导小组,实行党的统一领导;二是东三省可各划一区域或数区域,实行“共建共管”模式;三是釆取招商局“蛇口模式”,由南方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领办现有开发区或高新区。

  五、以国有资本多元化为重点加快东北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国有资本配置的战略性调整是一个突破口,尤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有新举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认为,东北的国有企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将成为东北经济新的独特优势。一是从管资产为主转变到以管资本为主,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来适应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需要;二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建立以股权多元化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三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以打造利益共同体为目标推进员工持股,让企业决策避免只注重短期收益而忽视长远收益。

  宋晓梧认为,在国企改革方面,东北的任务更多,不仅有补课的任务,比如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等改革进程滞后了;也有创新的任务,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要从实物资本撤出来,形成价值形态的资本,这就需要创新。

  刘世锦认为,东北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国企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必须实现三个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传统的过重产业结构中退出。实物形态转向资本形态,形成更大的灵活性、更强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长远战略目标。三个具体路径是:部分充实社保基金;部分形成市场化的投融资主体,如产业基金等;与国企混改、产业转型升级、大都市圈发展等有机结合,加快实现国企国资改革的三个转变:体制转变、形态转变、结构转变,推动国企国资改革实现突破,为全国改革提供经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夏锋认为,要把增强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作为国企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加快推进政府由“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型,把国有资本自身多元化作为东北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通过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多元化,例如引入社保基金,由不同股东作为出资人代表,避免企业重要决策由一个大股东独断的弊端,提高决策科学性,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六、东北民营经济须摆脱依附、做大做强

  与会专家认为,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做“活”国有经济、做“大”民营经济,激发各类企业活力,是东北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周建平指出,国家发改委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展民营经济改革发展试点工作,总结推广一批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好的经验做法。

  常修泽认为,民营经济这“一翼”是目前东北经济发展的“短板”。东北民营经济须摆脱依附、做大做强。一是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准入行业和领域,大力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垄断性行业,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领域要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二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三是疏通金融资源,鼓励民间资本依法合规投资入股金融法人机构,支持在东北地区兴办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七、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提高东北开放水平

  开放度低、开放进程滞后是东北对外开放的短板,与会专家认为,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形成东北对外开放大格局,扩大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力度。

  大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克力认为,要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引领作用,为东北地区扩大国际竞争优势拓展新路径。一是加快推进与东北亚全方位经济合作,以更大的空间融入世界经济中,打造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支点。二是加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范围和领域,提高四城市优势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日、韩等国的市场占有率。三是全力推动区域跨境电商发展。四是着力构建连接亚欧的海陆空大通道,打造四城市间与欧亚大陆相衔接的高速运输走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认为,东北地区区位条件优越,沿边沿海优势明显,振兴东北需要着力扩大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由此形成倒逼深化改革和转型增长的新动力。以融入全球产业链推动市场繁荣,以融入六大经济走廊破除东北亚之痛,以海洋时代2.0引领大陆时代2.0,以地方合作引领大区合作。

  (夏锋、高宏伟根据论坛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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