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在世界城市的一系列特征中，国际社会特别强调它应具有独到的文化精神。伦敦是世界上发展最早的城市之一，它以理性与自由为特质的城市精神文化，成为英国文化的缩影。这里不仅有工业时代的精神，又有多元共处的宽容精神。自19世纪以来，伦敦在建筑史中，始终推进着建筑遗产保护事业，不仅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乃至社会的作用也十分巨大，这是迄今每个造访者在英伦优美的城市与乡村中，感受如画风景后得出的结论。
在许多欧美国家都倡导“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其要义是文化遗产是国家和城市的，它是历史价值与品位的表征，但它要成为每个社会公民的文化精神财富。所以，政府首先要严格按照法律去保护遗产，不能以发展的名义去违背文化遗产保护法，更不能以权代法去破坏文化遗产。同时，在法律的引导下，社会公众主动去参与保护，这是城市形象内在的精神支柱，它可以不断培育出可贵的城市文化精神，唯此，建设人文城市才不再是空话。
英国在21世纪初曾有专门统计，98%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应进行遗产的教育，88%的人认为遗产可以创造就业和经济价值，95%的16～24岁的青年学生认为应保护最好的战后建筑。历史属于全社会，更属于充满未来的下一代，根茎深埋大地，若逢雨露滋润，便可成长为参天大树而惠及后人。英国遗产委员会所辖的机构及遗产地，平均每年免费接待超过50万师生，2003年“英国遗产委员会”又调整政策，任何英国遗产委员会的会员可免费将6名19岁以下的青少年带入遗产地。早在1999年，英国就成立教育遗产信托，设立桑德福奖，对学校的遗产教育给予特别奖励。在英国一年有百项大小遗产活动，丰富有趣的项目促进以家庭或学校为团队的公众参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是英国遗产与各媒体联合举行的大型遗产保护项目，其目的在于提醒每个公民保护遗产、尊重遗产的良知，并倾力保护共同的财富。例如“英格兰印象”，让公众对深藏在民间的遗产，如家族的历史、学校、居住社区等主题再行挖掘，远至山川古迹近到身边各式各样的邮箱、标牌、广告、旗幡等，最终形成一份来自民间的网上历史档案，通过一个个“故事”掀开历史神秘面纱。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志愿者这一群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志愿服务活动中形成的大量社会团体，已成为社会组织的新形式。英国1948年通过的《国家辅助法》中，已确定了志愿者的义务组织法定地位。近70年来，政府给予志愿者及其组织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成为英国遗产保护优秀传统之一。遗产保护的志愿者行为，再现人们的专业精神、职业道德和敬业程度，体现了送达爱心的文化精神。义务奉献已成为遗产保护上的慈善行为，在英国有近40%的成年人每周要花费约4小时做义工（项目包括为文化遗产保护效力）。英国国家信托拥有最广大的遗产保护志愿者队伍，按每小时5.8英镑收入标准计算，43万名志愿者的智慧和热情之奉献每年高达1500万英镑，国家信托用此费用再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此外，在英国颇受欢迎的公众文化遗产保护之举当属英国遗产委员会鼎力支持的“遗产开放日”。设立遗产开放日的目的，是重视遗产的价值，让更多的公众走进去，认识自己所在的城市与乡村，增加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还应瞩目建筑师群体的贡献。从遗产保护上看，英国人生性保守，很尊重传统，在建筑的修复上极其谨慎。早在1842年，英国《教堂建筑研究家》杂志就发表了一些修复的原则。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是英国文物建筑保护最权威的人物，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成功的建筑师。1850年他说过：即使是年代较晚或制作粗糙的真实建筑，也比为早期建筑修复出的精美部分更为珍贵。在此背景下，“反修复”运动应运而生。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英国著名建筑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他说：建筑最可歌可泣者，着实不在其珠宝美玉，不在其金阙银台，而在于它渴望向我们诉说往事的唇齿，在于它年复一年、不舍昼夜地为我们守望的双眼。在此思想影响下，英国经常采取保存废墟的做法，任由在一座中世纪的古堡、教堂或修道院中，长出常青藤。残迹之美，诱发思想情怀，如约克郡北部里沃滋修道院即为一例。同样，1877年，在莫里斯领导下成立了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从而开启了英国真正的历史建筑保护运动，由此奠定了到今天仍有价值的“保护性修复”理念。
近20年来，在英国形成建筑遗产保护严格的注册制度。1999年开始有注册保护建筑师，2002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与注册保护建筑师协会决定全面协作。21世纪以来，英国每年有380亿英镑投入建筑修护之中。英国建筑学者又先后推出《英格兰乡村报告》《英国乡村的技艺：通向未来的报告》等报告，在昭示专业化建筑保护的同时，使已有的150年建筑遗产保护历程被公众所知。除了遗产开放日，伦敦每年九月中的两个周末还有一个固定的大型遗产展活动，这就是“敞开伦敦的房间”与“建筑周”，其意义在于与当代建筑师对话，提升公众的建筑审美情趣，开展公众参与的建筑评论。如今建筑遗产保护内涵又有了扩展，不仅包括关注建筑遗产中蕴含的形形色色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无形遗产，更包括向公众及民间去学习共生的保护技艺知识。从某种意义上看，英国人的生活哲学是当代工匠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潜在推动力。
英国成功的建筑遗产保护在民间的实践证明：政府应重在政策引导及法律制定，而非直接插手实行保护计划，也不干涉资金运营，只是把控住方向，用政策调动公众及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热情。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投入是极为必要的，无论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传统再造的客观性出发，政府与各级组织都要格外关注来自社会公众的作用及影响。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星星之火真的有赖于公众觉悟后的燎原之势，这是重要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