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大解放分为近代和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以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禁锢为主要目标。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公”姓“私”，冲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一步步地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近代

在中国，20世纪中期前有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当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以陈独秀、胡适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推动下，冲破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牢笼，高喊 “科学和民主”，开展新文化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大改造。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进入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勇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和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激烈姿态，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愚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唤醒了一代青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第二次是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领导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牢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从而指导了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主要目标，端正了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正是这邓小平首倡“真理标准讨论”，以解放思想的冲击与震撼，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教条回到了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空想回到了科学；使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由对抗回到了缓和。没有解放思想的启蒙先导、拨乱反正，当今中国发生的一切历史性变化都无从谈起，都无从认识。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由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掀起的新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禁锢为主要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冲破了人们头脑中阻碍经济发展的羁绊，成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强大“推进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而且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规范，市场在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公”姓“私”，冲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一步步地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一起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着贡献。

党的十六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思想大解放，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强调进行理论创新，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是我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大会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这表明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是实事求是的。只有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制定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为从根本上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指明的方向，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