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统治者的祖先，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楚辞》中也提到昆仑山。屈原自称为“帝高阳之后裔”。

姜亮夫先生主张“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青海、甘肃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也只有昆仑山才当得起高阳氏的发祥之地”(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Po)。楚是夏人的后裔，夏起于西北，“屈子心中所想象的 ‘旧乡’ 即老家是在昆仑”，也说明屈子有一定的材料来源(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P17，)。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地区。

商朝末年，楚人首领鬻熊投靠周文王姬昌，成为火师。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楚始建国。 楚熊渠时期，西征庸国，东攻扬越。春秋前期，楚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

楚文王时期，相继灭掉邓国、绞国、权国、罗国、申国等诸侯国。在迫使随国臣服以后，又灭掉了息国。并挥师北上，攻打了蔡国和郑国。之后占领了从川东、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

楚成王时借周惠王之命，镇压夷越，大力开拓疆域。前655年以来，先后灭贰、谷、绞、弦、黄、英、蒋、道、柏、房、轸、夔等国。公元前638年，楚成王在泓之战中战败宋襄公，楚自此称雄中原。

楚庄王时期灭庸国，讨伐“陆浑之戎”。 公元前306年灭越国。公元前224年，秦国名将王翦率领60万秦军南下攻楚。前223年，楚被秦所灭。

介绍

楚人这个词狭义来讲指楚公族。如熊氏一族，楚国的上层统治者，即屈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中原的华夏部族后裔。楚人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

近年来，楚人的起源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楚帛书中“祝融”一名的发现，为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了重要线索。解放前从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晚期木椁墓出土了一份楚帛书，这件帛书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九七三年，在澳大利亚籍旅美学者巴纳的《楚帛书研究》一书中，有用新技术拍摄的帛书照片，“祝融”就是这样被发现出来的。

关于楚人的祖先，楚国社会公认的是祝融。祝融是炎帝的火师，祝融集团是炎黄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帝部落打败炎帝部落之后，黄帝部落派遣祝融等人进驻炎帝部落。祝融一族于帝喾时代在河南新郑一带建立祝融氏之国，故新郑又称“祝融之墟”，“祝融之墟”为楚国先民的最早起源地。《后汉书》认为，古代先秦西戎来自先秦南蛮。

起源

楚人先祖出自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昌意之子）。颛顼曾孙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 帝喾命曰祝融。祝融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楚先民是夏王朝的同盟，南迁后其中的季连家族则建立了楚国（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其中的芈姓一族建立了楚国）。

“华，在羌语、藏语意思是“英雄”，“华”的文化遗址包括黄河上游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自称“华戎”：英雄部落，甘肃华亭县、华池县、六盘山主峰华家岭，陕西华山、华县、华阴县、华阳镇等。“夏”，在藏语有“统一天下”之意。 东周初，西戎进入中原。

吴回（祝融）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名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由于中原各部落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季连后裔大约在夏代或商代前期被迫南迁。

季连举族南徙后又从蛮俗，故而后来的华夏族视之为“楚蛮”、“蛮荆”。季连之后鬻熊的儿子熊丽，侍奉周文王。鬻熊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封为楚子（楚国国君，爵位为子爵），楚始建国。

《史记·楚世家》：“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 楚国国都在楚武王时期从丹阳迁至郢，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楚之先亦颛顼后，始起在汉水流域丹、淅水入汉水处，曰丹阳”,而楚国的宰相墓子庚墓和大量楚国贵族墓在淅川县仓房镇的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发现，印证了古丹阳位于河南淅川境内。楚国历史有800多年，其中有300多年在丹江流域建都。

楚人的主体是芈姓季连部落， 楚公族以芈姓季连部落后裔为主，其中又以鬻熊家族为核心。当地的居民一部分成为楚人的组成部分，但多是庶族。 楚国建立以后，有从中原地区大规模招商移民的“徕民”政策。

楚人与汉水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荆蛮、扬越等原始部落杂居，东周以后这些部落逐步被楚人征服。

从楚人形成的过程来看， 楚文化的性质也不是独立于炎黄文化系统之外的单独体系，而是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周时期的楚器，铭文可以代表楚国的文字风格。与中原各国文字相比，楚文字在字形与笔划的增减上有所不同， 但确实与中原各国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种文字系统。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可以从一个方面了解楚文化的渊源。

文化的认同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楚器铭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承关系。风俗和礼仪同样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楚国礼器保留有明显中原文化风格，楚贵族在中后期大体上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 表明了其对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认同。

先祖世系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称—老童(又名卷章)—吴回（祝融）—陆终—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季姓、熊姓、芈姓、屈姓、景姓、昭姓始祖、楚国始祖)：

①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黄帝次子)—颛顼—称—老童(又名卷章)—吴回（祝融）—陆终—季连—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机—熊杼—熊怀—熊胤—熊靡—熊祖—熊潜—熊仅—熊绅—熊克—熊成—熊单—熊辅—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启—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熊丽(鬻熊长子)—熊狂—熊绎(熊狂长子)—熊艾。

②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黄帝次子)—颛顼—称—老童(又名卷章)—吴回（祝融）—陆终—季连—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机—熊杼—熊怀—熊胤—熊靡—熊祖—熊潜—熊仅—熊绅—熊克—熊成—熊单—熊辅—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启—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熊丽(鬻熊长子)—熊狂—屈紃(熊狂次子)

③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黄帝次子)—颛顼—称—老童(又名卷章)—吴回（祝融）—陆终—季连—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机—熊杼—熊怀—熊胤—熊靡—熊祖—熊潜—熊仅—熊绅—熊克—熊成—熊单—熊辅—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启—熊苞—熊越—熊儃—熊俊—鬻熊—端木侸(鬻熊次子,史称侸叔)—端木典(端木姓得姓始祖)

名称由来

关于名称的来源，此前有多种说法。但是新发现的“清华简”中的《楚居》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据《楚居》中一段对楚先君鬻熊的记载：鬻熊的妻子妣厉，生子熊丽时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去，熊丽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原文中为“楚”)包裹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关于为何要如此隆重地以国名来纪念一位难产剖腹而死的楚先君的妻子，罗运环表示，按照楚国君世系，妣厉的丈夫以及她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儿子先后做过楚人的领袖，成为楚国的开国先君，开创楚国八百年基业。

发展

楚国最初被分封时是个很小的国家，仅二十多平方公里。通过不断吞并其他国家才发展到了后来的规模。

楚熊渠时期，楚国西征庸国，东攻扬越。春秋前期，楚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楚文王时期，楚国相继灭掉邓国、绞国、权国、罗国、申国等诸侯国。在迫使随国臣服以后，又灭掉了息国。并挥师北上，攻打了蔡国和郑国。之后占领了从川东、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楚成王时借周惠王之命，镇压夷越，大力开拓江南。前655年以来，先后灭贰国、谷国、绞国、弦国、黄国、英国、蒋国、道国、柏国、房国、轸国、夔国等诸侯国。

公元前638年，楚成王在泓之战中战败宋襄公，楚自此称雄中原。楚庄王时期灭庸国，讨伐“陆浑之戎”。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国。公元前224年，秦国名将王翦率领60万秦军南下攻楚，楚国溃败。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

在楚国的八百多年历史里，先后统治过的地方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左右，其范围大约包括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六个省的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山东、广西、贵州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文化

楚文化，因楚人、楚国而得名。是形成于周代的一种地域文化，源自中原文化。她初成于江汉地区，是以中原商周文明为核心，吸收一定江汉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初期水平不高，但随着楚国势力的不断强大，武攻为文治开拓了天地，文治为武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楚灭陈之后，楚国势力牢牢地控制了陈地及周围地区，楚文化随之北上中原，与这里的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等各地交流汇融，进而形成华夏文化的主干、两汉文化的母本。而汉朝的服饰、舞蹈、音乐、文学、哲学等直接继承自楚国。

“苞茅缩酒”是楚人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甚至可以成为引发战争的理由。《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纠合诸侯借伐蔡为名，南下攻楚。楚使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齐国的相国管仲在答复楚使时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问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贡奉苞茅，周天子不能缩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看来，周王室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苞茅缩酒”的遗风今在湖北端公舞中有所表现。端公舞是保存在襄樊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的巫教祭祀舞蹈，这种巫舞就是从古代楚国流传下来的。

紫姑是厕神。中国最古老的民俗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南朝荆楚之地有在正月十五夜迎紫姑的习俗。引刘敬叔(约公元390－公元470)的《异苑》来解释这项习俗：“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云是其婿)不在，曹夫人(云是其姑)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说的是紫姑本来是一户人家的小老婆，因被大老婆嫉妒，于正月十五日气愤致死，所以人们(在正月十五日)做成紫姑的形象来迎接她。祝告说：“子胥(说是紫姑的丈夫)不在家，曹夫人(说是大妇曹氏)已回娘家了，紫姑你可以出来。”在厕所或猪圈边迎接，如果手中紫姑的形象重些了，那就是厕神来了。相传厕所和猪圈里必须安静，才能招致紫姑。

主食方面，楚人以稻食为主。副食方面，楚人以畜牧、捕猎和采集品为主，以园圃种植物为辅。其中以鱼羹和包裹烤熟的螺蛤为日常主要副食和菜肴。

在我国南方约有7000年以上历史，而稻对于中原居民来讲，不是常食之物，它虽被列入五谷，但排列次序却为：黍、稷、麦、菽、稻。除了稻米，楚人也种植其他旱地作物，中原有的粮食品种，楚国也都有，不过在食用次序上，以稻米为首位。

楚人的基本副食除鱼之外以肉类和蔬菜为主，这两大类副食品是从畜牧、捕猎、园圃种植和采集等方式获得的。在战国时期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铜鼎里，就有牛、羊、猪、鸡等的遗骸，在一件长方形的竹筒里也有许多鸡的大腿骨。”除天子、诸侯祭牲取自官牧外，卿、大夫、士的祭牲皆为家畜之物。庶人祭祀以及饮食虽不用牲肉，但也普遍养有家畜和家禽。楚国官牧畜养的主要是马、牛、猪等大、中型牲畜。楚国也是先秦时期最早池塘养鱼的几个方国之一。除池塘养鱼，稻田养鱼的方式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以鱼类为日常主要珍馐的楚人来讲，人工养鱼与捕捞野生鱼类相比，只是一种补充方式，楚人主要是以后一方式来满足食鱼的需要的。

蔬菜和水果方面，有王瓜，也就是土瓜,调味料有生姜、小茴香。蔬菜有芋、葵（冬葵、冬苋菜）、芥、菘（白菜）等。楚人水果品种较蔬菜更多。《吕氏春秋·本味》记楚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还有板栗、柑橘、棘（野生酸枣）、樱桃、梅、砂梨、柿。

捕猎和采集也是楚人谋取食物的两个重要方式。常食的鱼类有：大龟、鲤、鲫等。所食禽类有鸹、鸿（大雁）、凫、鹑、鹜等。楚人食用的许多动物都是北方人一般吃不到的稀有美味。楚人捕获的禽兽及鱼类，一部分用于尝鲜，一部分则制成乾肉（或腊肉），乾鱼以备不时之需。

楚人采集的天然植物副食品种类也相当多，有苦菜、菱角、云梦之芹（楚葵）、还有桂、菌，这是属于调味料。

在楚国最具传统特色的酒是香茅酒。楚人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神灵都使用香茅酒。楚人有两种饮酒方法，“冻饮”和“酎清凉”。“冻饮”是将冰块置于酒壶外使之成为冻酒。“酎清凉”则是将酒壶浸入冷水中使之成为凉酒。这都是楚人在夏季的饮酒方法。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件冰（温）酒器，这种器物是由两种容器组合而成，里面的方壶形容器是盛酒的，每个方壶中均有一把铜勺，外面的方鉴形器在夏季里用来盛冰或凉水，在冬季则用来盛热水。

楚人的建筑样式和居住习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楚国都城的建制和布局同北方一样基本上采用大城套小城的双城制。楚都纪南城（图1，楚都纪南城故址）呈长方形，城垣周长15560米。城内东南部为宫殿区，存有台基84座，并发现城垣土墙遗迹和护城河古河道。宫殿区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再往北即城的东北部则为商业区。楚王宫的正门之一名为“茅门”，通过茅门后便是楚王治朝的朝堂。王宫内既有空间宏大的“高堂”又有曲折相连的“曲屋”， 既有进深幽远的“邃宇”，也有小巧精致的“南房”。这些由大小、高低、长短、层楼、结构、繁简不一的宫廷建筑组合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宏伟壮观、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最能反映出楚人的建筑特点和工艺水平的，还不是都城内的宫殿建筑，而是游苑区的行宫和高台建筑。历代楚王建有大量有行宫供他们游乐。楚成王建有“渚宫”，是建在郢都南面的水中州土上的一座行宫。楚灵王时建的章华台是楚国层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

其他的想要详细知道可参考《楚国风俗志》一书。

三年不蜚时不至，一鸣惊人震乾坤

楚庄王曾向世人宣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表现了楚人的民族精魂。楚人，原为华夏部落首领祝融之后裔，祝融为黄帝后裔，后辗转迁徙至江汉地区，与当地的“三苗”土著人杂处繁衍，进而扩张崛起。按其易国都之先后，称为荆楚、陈楚、吴楚。按其所处方位，则分为南楚、东楚、西楚等。《史记·楚世家》云：“楚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屈原《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至周成王时，鬻熊之重孙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正式的国名兼族名开始载于史册，熊绎被认为是“楚”之建国的始祖。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以胆气和勇猛著称，在江汉之间深得人心。趁着周夷王时期中原动乱之机，扫荡周围蛮夷，扩大楚国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序幕。《史记·楚世家》记：“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正是由于楚人长期处于非夷非夏、亦夷亦夏的特殊地位，才使楚人的容易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如诸夏在战争中经常俘掠敌方的人口为奴隶，尤其热衷于俘掠戎狄人为奴隶。可是，楚人对俘掠奴隶却没有兴趣。对被灭之国，楚人一向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因此，楚人的民族思想最有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所有这些民族特征，后来的楚人都给以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这就是楚国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文明昌盛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

其次，楚人有着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楚人初居于江汉之地，方不过百里，周围各国占尽了良田沃土，楚人只能被蜷缩在山地与平原的夹角当中艰难维生。《左传》载楚灵王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苦志精神，成就了楚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晋书》载：“ 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这种筚路蓝缕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融入了楚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楚人自强不息、问鼎中原的强大动力。楚庄王“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民族自信。卞和不惜两次刖足献玉的执著精神；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的爱国主义情操；刘邦“愿分父羹”的江山意识，都表明了楚人执著进取的民族魂魄。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春，在秦、楚的最后决战中，秦将白起率领最强悍的兵力攻陷楚都“郢”城。他万万没有想到，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在这场恶战中，楚人有逃亡的和战死的，却没有一个投敌献媚的。其中两个被俘的士兵，宁可咬断舌根和投火自焚，也不肯泄露楚钟鼎、鬲樽的埋藏地点。因此，楚人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朽精神。直至最后，楚被秦亡，楚人仍顽强地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悲壮誓言。果不食言，十六年后的楚人项羽兑现了先人遗言，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家王朝，建立起一统天下的西楚，完成了问鼎中原、独霸天下的宏伟夙愿。

筚路蓝缕民族魂，风情迷人传千古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楚人介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立于东南西北之中，他们的习俗既有蛮夷之异，亦有华夏之同，具有极强的兼容性。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尚——尚赤，尚东，尚左。因为祝融来自日出的东方，是帝喾的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祝融’，其功大矣！”日出东方，火播山野，是远古人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是楚人自然崇拜与祖宗崇拜自然结合的原始信仰。正是由于日、火均为红色，富有激情和生命力，所以楚人尊红为贵，形成尚赤的风尚，以致有人把楚文明称之为“红色文明”。

“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其治国，其国治”。楚人尚火、尚红，是与其所处的恶劣环境密切相联的。因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有了火，可以烧荒开地，可以驱狼逐豹，更可以祛寒去湿、燎物成食。因此，在早期原始生态环境下，有了火，便等于有了生存下去的条件和力量。有了火，就有了“吉”和“利”，以致墨子竟将楚庄王能够成就霸业与他的“绛衣博袍”联系在一起。尚赤之风相沿不衰，直至今日我们汉人凡喜庆、旗帜、饰物、服饰，仍喜以红色，说明汉人之风即楚人之风矣。刘邦起义造反、试图登极称帝时，亦自名为“赤帝子”，并虚构了一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耸人奇谈，以“楚将”自居，目的是借以以此号召楚人，共同推翻秦王，实现“亡秦必楚”的目的。项羽的军队一如楚国的军队，均为“赤帜”。《史记·历书》记：刘邦立为汉王后，“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这就是沿袭了楚国的历法和楚人的习俗。

另外，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南向坐为次尊。楚国公族的墓葬亦是头向从东，墓向与头向一致，也从东。其中的意蕴：一是作为日神的远裔，应朝向日出的东方。二是作为火神的嫡嗣，同样应朝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古人所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南、西、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南向在东向之左，尚左之风由此而来。周朝习俗则尚南、尚右，彼此适得其反。《孔子家语·问礼篇》：“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说的即是周人的习尚。在楚国，职官以左右区分，左为正，右为副。其习相沿至汉，再至唐、宋、明的汉人官制，均以左为上，右为下，文左武右，男左女右，长左次右等等。由此可见，汉习即楚习矣。鸿门宴上，按《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五人中四位是楚人，只有张良是韩人，席次则按楚俗安排：项羽、项伯东向坐，最尊；亚父范增南向坐，次尊；沛公刘邦北向坐，屈居下位；张良西向侍，叨末座。太史公记事，可谓平淡之中见精妙，廖廖几字就把楚人、楚俗交待的清清楚楚，无需加一字之褒贬，就把项羽的骄横之态和刘邦的忍辱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

刘邦爱楚服，平时喜穿短衣，交领、右衽、直裾，这是平民、贵族均可常穿的便服。所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叔孙通见刘邦时，脱下长袍，换上短衣，以讨刘邦欢心。刘邦自幼爱楚冠，即是一种竹里漆丽的窄长的板子。因其家境不丰，刘邦自己便经常用芦苇或竹皮制冠自戴，这就是典型的楚冠，后称之为“刘氏冠”。刘邦称帝后，把这种长板楚冠前后加以玉珠旒苏，成为皇帝的专用冠冕，谓之为“平天冠”。说明刘邦非常眷爱楚俗，同样也说明汉俗多引自楚俗。刘邦与项羽一样，喜爱楚歌、楚舞，常引亢高歌，以诉衷怀，《大风歌》、《鸿鹄歌》便是其例。《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朝的《房中乐》，曲名虽是周代，曲调即属于南音。

南国乡音唱楚韵，黄河涛涛跃龙门

“龙凤呈祥”是楚人、汉人共同的景仰，共同的心声。楚人以先人的崇奉为本，以鸟为图腾（Totem：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在楚人眼中，凤是日中之火鸟，是祖先祝融的英灵，因此是至善至圣的神鸟。《白虎通·五行篇》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是凤。他们喜欢以凤鸟喻人，把自己喜欢和崇拜的人名为凤鸟。如楚庄王即位后，整天寻欢作乐，不问国事，大臣伍举进谏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同‘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对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里，伍举以鸟喻人，庄王亦以鸟自喻。屈原在《离骚》、《九章》、《远游》等诸篇中，反复咏颂“凤鸟”、“凤凰”、“鹭鸟”，把它作为美的象征，凭它的导引而上下求索。至今，汉人仍喜欢用“凤”字命名。如丰县古称“凤城”，相传有凤凰而得名，现多以“凤”字命名，如凤鸣塔、凤城镇、凤城宾馆、凤鸣大酒店等等。

楚人喜欢凤，后来才变得喜欢龙，这是楚文化扩张和兼容的典型标志。图腾形象中“龙”的原形一为蛇；二为鳄，是一个见首不见尾、首尾相照应的连体庞然大物。它是将马头、鹿角、蛇躯、鳞身、鱼尾、兽脚、鹰爪等特形集于一身的连合体。这种多种动物的集合体，正是各图腾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联合集团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启明星。许顺湛在《中原远古文化》第五章中，曾对炎、黄时代的33个主要图腾氏族进行排列，至尧、舜、禹部落联盟时，只剩下7种民族图腾，这表明在部落不断地扩张兼容中得以吞并和组合，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许多不同的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的形象定型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楚国北扩、楚文化北上，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交融汇合的时期。因此，“龙”图腾的形成，象征着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华夏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它预示着东方破晓，黄龙腾飞，中华文明的伟大时代即将来临。

注释：

⑧《史记·楚世家》

⑨楚·宋玉：《招魂》

⑩《史记·项羽本记》

《墨子·公孟篇》

名人

项燕

项燕（？—前223年），下相（今江苏宿迁人）人，项羽的祖父。家族世代为楚国将领，受封于项，后用为姓氏。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李信进攻平舆，蒙恬攻击寝，大败楚军。李信再攻鄢郢，攻克了该城，于是率军西进，到城父与蒙恬的队伍会合。项燕趁机尾随在后，三天三夜不停宿休息，反击中大败李信的军队，攻入秦军的两个营地，斩杀了七个都尉。李信率残部逃奔回秦国。

公元前224年，秦王倾全国兵力，以王翦为将，率六十万大军大举攻楚，楚国危亡在即。王翦攻取楚国陈以南至平舆之间的地域。楚国则倾一国兵力迎击秦军，以项燕为将，准备与秦军决一死战。王翦因势而变，采取坚壁固守的方针，避其锋芒。楚军多次挑战，秦军始终不出。两军相持日久，楚军以为秦军将长期驻守新占领土，于是撤军东归。王翦伺机起兵追击，令勇壮军士为先锋，突袭楚军。楚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结果大败，项燕在兵败之下自杀。秦军乘胜攻占了楚国大片地域。

春申君

黄歇（前314－前238年），楚国江夏人，原籍楚国属国黄国（今河南省潢川县）。战国时期楚国公室大臣，是著名的政治家。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曾任楚相。黄歇游学博闻，善辩。楚考烈王元年（前262），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逝，春申君在前去奔丧，李园令人埋伏于棘门之内，杀死春申君及其全家。又据《越绝书》表明春申君是在楚幽王之时为幽王所杀。

李斯

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于韩人间谍郑国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

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等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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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考

据刘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少华（师从石泉教授，长期从事楚文化的研究与探索）的研究，古“丹阳”位于今湖北西北部保康至南漳荆山一带。《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的一段话：“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绎既建都于丹阳，又“辟在荆山”，可见丹阳距荆山应不太远，甚至可以认为丹阳就在荆山脚下。而楚史学界一般认为荆山是在古南漳以西八、九十里之处（今湖北保康县境内）。《续汉书·郡国志》引《南都赋注》说：“汉水至荆山东，别流为沧浪之水。”《水经注》引《地说》：“（沔）水出荆山东，南为沧浪之水，最近楚都。”沧浪之水即今襄阳市以西、上至均县、老河口一带的汉水河段的别称。按这两段记载表述的荆山和汉水的地理位置，荆山必定在南漳西北。唐《元和郡县图志》到清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都把荆山定在今南漳县西北八九十里处。如《水道提纲》说：“《禹贡》荆州之荆山，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即今清凉河也。”这就说明古荆山与漳水源都出自今南漳西北八十里处，即湖北保康县境内。

此外，《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望地”，古代指帝望之乡，也就是都城。用科学的态度理解，楚人的都城在“沮漳”与“汉江”之间的地带，这一地带恰好又处在保康至南漳的山区。“江”指汉水，漳水发源于保康境内的荆山北麓，沮水又发源于景山，景山在荆山西南，两水在南漳县境内汇合，形成沮漳水。有了“沮漳”二水和“荆山”作为地理参照物，楚之帝望“丹阳”便可基本确认为今天湖北保康境内。根据王生铁（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人2013年以来对保康县马良镇重阳村的考古发掘，以及周边地理地貌的勘探分析，可以推测这里可能就是古“丹阳”之所在。

太阳神像

2011年3月28日，湖南常德太阳山天然太阳神像在此间获颁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被认定为年代最久的楚人祭祀天然太阳神像。

当日揭幕的“2011第二届中国·常德桃花源旅游节”上，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总经理王以卓为太阳山吉尼斯纪录授牌。

常德自古属荆楚重地。据考古证实，楚人太阳神祭祀文化早在6000年前即已开始。在战国时期，太阳山就是沅湘楚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属于古楚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在太阳山附近，曾广泛流传着山上存在太阳神像之说，但由于视线限制，人们一直未能目睹其全貌。在开发太阳山的过程中，天然太阳神像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坐落于太阳山玄天第一峰东侧的天然太阳神像，总面积达16.8万平方米，总高213米，宽790米(其中头部高152米，宽199米)，为地质历史时期的自然风化产物，距今已有2到3亿年的历史。神像的形态恰似中国古代神话所描绘：“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汗流为雨泽”……亲眼所见者，无不叹奇。

赴太阳山考察的众多知名专家认为，天然太阳神像是目前所知自然类人图像中最大的一尊，为东方太阳神的传说图腾崇拜提供了实证依据，是具有开发意义和价值的奇绝景观。

特殊习俗

一、尚赤，尚东，尚左

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由此形成了特殊的风尚。

日中有火，火为赤色，所以楚俗尚赤。《墨子·公孟篇》说：“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其中“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建筑和器物也以赤为贵，如《国语·楚语上》记伍举说，灵王所筑的章华台有“彤楼”之美，韦昭注云：“彤，喂丹楹。”

楚人尚赤之风，相沿不衰。江陵的马山1号楚墓，相对年代是战国中期，出土了大量衣衾，图案繁缛，色彩鲜丽，而以赤为主色。各地楚墓出土的漆器，黑底朱彩，绝少例外。淮阳的楚车马坑，相对年代是战国晚期，从中发现了多面战旗，全是火红色的。

《孔子家语·问礼篇》说：“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说的是周人的习俗。在周人的墓葬中所见的尸骨，通例为头北脚南。而楚人不然，《新序》卷一所记楚人接待秦使的场面是这样的：“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所谓“上位东面”，就是坐西面东的尊位。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这是由于日出东方，尊者自应面日而坐。

楚国公族的墓葬，头向从东。墓向与头向一致，也从东。其中肯能有双重的意蕴：一则，作为日神的远裔，应朝向日出的东方;二则，作为火神的嫡嗣，同样应朝向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需要说明的是，火神所居的东方不是楚地的东方，而是中原的东方——即高辛氏的旧居。上述双重的意蕴合面为一，就是《礼记·檀弓篇》所记得“狐死正丘首”。后来屈原把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表达得更加生动真切，他在《九章·哀郢》中写道：“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古人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西、南、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周俗尚右，楚俗尚左，彼此适得其反。

《左传·恒公八年》记随国的季梁说：“楚人上左。”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楚国的职官，左司马、右司马，以左司马为上;左尹、右尹，以左尹为上;还有左领和右领，左史和右史，也应是以左为上。楚国的三军，中军是主力，其余左军、右军，以左军为上。楚王的亲军分为左广、右广，原定各管半天，从邲之战起，以左广为先。

二、念祖，爱国，忠君

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是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然而楚人尤为突出，达到了翕然成风的程度，这是由楚人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

楚人的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时间之长以数千年记计。楚人在穷乡僻中顽强地求发展，时间之长以数百年计。由此，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历来对楚人的评价，褒贬不一，褒之者曰“尚武”，贬之者曰“好战“或“喜斗”。从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就成为楚人好战喜斗的物证了。说楚人尚武，这是正确的。康王元年，有皋舟之战，楚师不利。三年，有湛阪之战，楚师败绩。到五年，康王急不可耐，派人对令尹子庚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康王要子庚出兵是否正确不妨置之勿论，可注意的是“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这样的礼法是诸夏闻所未闻的，它表明楚人确实有尚武的传统。

楚国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会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诿过和偷生的。武王命其子屈瑕征伐罗国，败绩，屈瑕自缢。城濮之战，楚国属县申、息之师损失惨重，成王派人对令尹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随即自缢于方城之外。司马子西也引咎自缢，不料绳断人坠，正巧，成王所派的赦使到达，才免于一死。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师所败，整军而还，在途中伏剑而死，临终之际，不忘国事，嘱咐司马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垣。

平民的爱国义行，也感人至深。吴师入郢，昭王逃到随国。楚人“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有个叫屠羊说的商人，一路侍奉昭王。事平之后，昭王要给他高官厚赏，他辞谢了，还是去做他的屠羊生意。这是楚人保家、卫国、护王的自发行动，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天然流露。

三、崇巫

周代的任何民族以至任何部落，无不有巫。诸夏之中，虞人、夏人、殷人的遗族巫风较周人为盛。至于楚人，则巫风更盛。。

巫，神通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他们要有不同于常人的秉赋和教养，这就是观谢父对楚昭王说的：“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楚国的小巫以女性居多，大巫则全是男性。

巫在楚国地位之崇高，由“王孙圉论楚宝”可见一斑。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他：楚国把一块叫做“白珩”的玉佩当做国宝，有多少代了?王孙圉说楚国从来不把白珩当做国宝，楚国真正的国宝有三样，第一是观谢父，第二是左史倚相，第三是一片叫做“云连徒洲”的广野。观谢父是当时楚国至高无上的大巫，他被奉为国宝，可见巫在楚国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了。昭王不明了天地之事，要请教观谢父;不明了祭祀之事，又得向观谢父请教。观谢父向昭王指出，祭祀的作用是“昭孝息民，抚国家，安百姓”。观谢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可见他的地位已在卜尹之上。

楚国的公族子弟，也有身为大巫的。如曾任申公的屈巫，字灵，灵是巫的别陈。在庄王、共王之世，申公是最大的一位县公，地位与司马相近。

楚国的巫往往就是医。相传，“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巫彭和巫咸正是楚人崇奉的两位神巫，可连称为“彭、咸”，见于屈原所作的赋。孔子曾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南人，应即楚人。巫与医，一身而二任，所以可合称为巫医，他们必须有恒，无怪乎连身为北人的孔子也要称赞他们了。对楚人来说，巫不仅可以交鬼神，而且可以寄死生。

诸夏的巫，与楚国的巫相比，地位要低得多，可谓小巫见大巫。有个叫微的楚巫，跑到齐国去，由商欵引见给齐景公，对齐景公说：“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济者，明神未至也。请致五帝以明君德。”齐景公被他说动了，对他“再拜稽首”。晏子入谏，规劝齐只公不可“弃贤而用巫”，并且建议“东楚巫而拘裔欵”。齐景公听从晏子，把楚巫微遣送到齐国的东部去，把裔欵拘禁起来了。楚巫微弄巧成拙的遭遇，表明诸夏不象楚人那样祟巫。

楚人以“淫祀”著称。《白虎通·五祀篇》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这是后人的说法，不是楚人自己的看法。淫祀之风，盛行于民间。到灵王时，宫廷里也刮起了淫祀之风。《新论·言体篇》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如此情节，无疑是添油加醋了。至少，“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这个情节就是虚构的。所可信的是灵王在宫廷里搞起淫祀来了。昭王大概是吸取了灵王的教训，不搞淫祀了，病危时，有人说这是河伯作祟所致，建议他祭河伯，他不信，拒绝了。由此，孔子称赞说：“楚昭王知大道矣。”

卜筮二者，楚人重卜轻筮，这与诸夏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卜在楚国的应用范围比诸夏大，楚人对卜的信任程度比诸夏深，而且楚人行卜的方式与诸夏不尽一致。

为了消解疑难，预测前途，楚人经常行卜。卜尹当然是社稷大事行卜的，此外，所有的巫都会行卜，甚至并非巫的楚人也能行卜。遇有战事，如果料敌不明，决策未定,那就非行卜不可。平时遇有难题，犹疑不决，也要行卜。卜的工具是龟甲，这无疑是向诸夏学来的。楚国的惯例，临战之际，“司马令龟”，即由司马在行卜之时，告巫以所卜之事。选官用枚卜，这是诸夏已罕用火不用而楚人还常用的占卜方式。《尚书·大禹谟》说：“枚卜功臣，惟言之从。”枚卜的枚，意思是枚举的枚一样。枚卜，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卜下去，直到得到吉兆为止，那个得吉兆的人就被选为官了。如惠王十一年出兵打陈国，选择统帅时太师与令尹意见不一致，于是举行枚卜，武城的县公公孙朝得到吉兆，就派公孙朝做统帅，果然大捷，把陈国灭掉了。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来分析，这是因为楚国兵力强，将才多，选择的出兵时机好，但在楚人看来，却是因为卜的灵验。

生活在先秦时代的人，恐怕没有完全不信鬼神的。不过，他们对鬼神的态度旺旺因族而异。孔子曾说：“周人······事鬼神敬神而远之。”春秋时期的诸夏对鬼神的态度，大致就像孔子说的那样。楚人就不同了，他们的态度是事鬼敬神而近之。他们也怕鬼神，然而更爱鬼神。楚人以为鬼神通常是知情识理的，只要人们有足够的自信，就不必事事求教于鬼神。而且，鬼神的指示未必都正确，人们如果觉得欠妥，可以请他们重行考虑、另作指示。武王时，郧、随、绞、州、蓼诸国相约伐楚国，斗廉建议莫敖、屈瑕坐镇郊郢，他自请夜袭郧国。屈瑕要行卜，斗廉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屈瑕听从斗廉，楚师战胜郧师，其他四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了。灵王未即位时，就有自立为王的意图，行卜的结果却是不吉，于是“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平王时，吴师来伐，令尹阳匄和司马子鱼引兵迎战。阳匄卜战不吉，子鱼以战时司马令龟为借口，要求改卜，改卜的结果得了吉兆。惠王时，枚卜新令尹，卜到于良时得到了吉兆，老令尹沈诸梁认为子良作令尹对惠王不利，他日改卜子国做了新令尹。

楚人特别怕见到两头蛇，认为见到了这样的怪物就非死不可。楚人对蛇一向厌恶，对两头蛇尤感恐怖。相传，孙叔敖就是见过两头蛇的，但他竟能幸免于一死。《新序》卷一记：“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两头蛇极为罕见，对蛇无好感的楚人容易吧两头盘缠在一起的蛇误认为两头蛇。孙叔敖杀两头蛇的故事，可能是楚人编造的。至于“有阴德者，天报以福”，全不类春秋时楚人的口吻。然而，这个故事却生动地反映了楚人怕见怪蛇的迷信。

楚人有种种禁忌。其中，一项突出的禁忌是不得射杀科雉，说是射杀科雉的人不出三月就要死掉。“科”借作“窠”，科雉即尚在窠中的雏雉。《说苑》卷四记：“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夺之，王将杀之，大夫谏曰：‘子倍自好也，争王雉必有说，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战，楚大胜晋，归而赏功，申公子倍之弟请赏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赏于车下.’王曰：‘奚谓也?’对曰：‘臣之兄读故记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发乎府而视之，于记果有焉，乃厚赏之。”庄王是否果真射杀科雉，以及申公子倍是否果真“劫而夺之”，这都无关紧要。即令这个故事纯属传说，也不全是无风之浪，因为楚人尊凤，也爱与凤近似的雉。杀大雉固然无妨，可取其尾羽作为舞蹈的道具，但杀雏雉就成为合情合理的禁忌了。

四、知音

汉代的楚地之人，据说还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太史公说：“西楚一带，“其俗剽轻，易发怒”。也有人说，楚俗“促急”，意思与“剽轻”相当。

楚国的乐舞，借助于动的声和态，抒发了楚人的艺术情怀，显示了楚人的艺术素养。楚人的舞态已在长曳千年的流光中消失，无可描摹了。楚人的乐声却凝结在出土的乐器上，缭绕在文献的字里行间，至今恍若在耳。

八音之中，楚人所爱以钟为最。尚钟之风，以楚为烈。诸夏以鼎为宝器——或称重器，九鼎是王权的象征。两国交战，胜者入败者的国都，往往要迁其重器。楚国就大不一样，它的重器与其说是鼎，不如说是钟。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龙之钟”。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都，“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烧粟，是为了削弱楚国的经济实力;破钟，则象征着击碎楚国的王权。后来秦人入郢都，把所能找到的钟都搬走了。宋代苏轼悲其事，作《渚宫》诗，有句云：“秦兵西来取钟虡,故宫禾黍秋离离。”

《左传·成公九年》记楚国有“泠人”世家出身的钟仪，泠人即伶人，是司乐之官。《左传·定公五年》记楚国有乐尹钟建，乐尹也是伶人。楚国的司乐之官，最初可能仿周制称伶人，后来改从楚制称乐尹。文献所记以乐为氏的楚人共三位，钟仪、钟建之外，另有一位钟子期。钟子期是否是乐尹无可考，但他却以知音见称，《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据高诱注，伯牙也是楚人，伯是其姓，牙为其名

钟子期不仅善辩琴音，也善辩磬音，据《吕氏春秋·精通篇》所记，他能从磬音中听出击磬者的心情来。先秦以知音见称的，当推钟子期为最。钟子期知音，也可说是妙造化境的。

楚国民间的乐舞多与巫风结缘，巫都是能歌善舞的。《吕氏春秋·侈乐篇》说：“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的乐舞。这并不是说，巫音只在楚政衰败时才有;它说的是，在楚政衰败时，把村野的巫音引进到宫廷里了。在巫风不盛的诸夏看来，巫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最早在宫廷里兴起巫音的楚王，大概就是那位亲自拿着羽绂，随着鼓点，翩然起舞的灵王。其实，灵王的错误不在于崇巫，而在子虐民。巫音被引进宫室，倒可以说明楚国的乐舞伎艺是相当出色的。

楚国的县公经常要领兵打仗，钟仪身为郧公，自然也要去打仗。无奈他对乐理虽是内行，对兵法却是外行，一上阵就陷入重围，被郑人捉去献给晋国了。出乎意料的是，他操琴为楚曲，竟感动了晋国的君臣，晋国放他回楚国去，由此促成了晋楚两国的和议。晋与楚可谓勍敌，分别代表着北方和南方，但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伟大民族，疆土虽尚有此畛彼域之分，心灵却因有文化的血缘关系而得以相亲相近。今武汉市汉阳县境，汉水南岸有地名琴断口，故老相传，就是钟子期与伯牙相识的地方。今武汉市汉阳区内，龟山西麓有檐牙高啄的琴台，是后人为追念钟子期和伯牙和筑的。高山流水，知音佳话，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韵事了。

五、层台累榭和长鬛细腰

楚人来自诸中原，服饰和诸夏相近，是管带之民，与断发、文身、跣足的越人判然有别。在春秋时代的楚墓中，迄今未见衣衾和着装的木俑出土，以致我们对楚人服饰的细节无从详知。贵族大抵束发危冠，博袍广袖。冠制与诸夏有别，号为“南冠”。平民——尤其是楚蛮、杨越、淮夷出身的平民，就未必如此了。楚文王喜带獬冠，灵王穿过豹舄(鞋子)，这些，或许只是上等的贵族才回去效法。平民的衣服，通常是麻织的。楚人所谓“畴”，专指种麻的田。麻织品的衣服，不能御严寒。庄王十七年冬，楚伐萧，申公巫臣报告庄王：“师人多寒。”庄王巡视三军，慰勉有加，“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可见，当时一般的士卒是穿不上丝绵袍的。康王五年东，楚伐郑，遇上冻雨，在楚师中打杂的役徒倒毙殆尽。役徒是下层的平民，麻织品做的衣裳也穿得单薄，所以成批的冻死。这时，多数士卒大概已有丝绵袍，否则也难免冻死。

共王以前，楚国裁缝的手艺大概还不高。楚侵鲁，鲁献工匠三百人给楚以求和，其中有丝帛工和缝衣工各一百人。

贵族所用的饰物，也与诸夏近似。下寺楚墓出土的玉饰，如壁、璜、瑷、玦、环、笄、簪等，是中原常见的，只有虎形饰和兔形饰比较特别。这些玉饰，质地较粗糙，纹饰较简单。那时楚国也有闻名于世的美玉，即和壁、白珩，但如同凤毛麟角。

楚人的饮食嗜好，地域性的成分多，民族性的成分少。从《国语》的有关记载来看，鱼是楚人饭几上常见的食品。此外，有北方少见的果品橘和柚，水产芰(菱)、寒菹和萍实。楚地多鹿，鹿肉是楚人偶尔得以享用的上品。至于可称为珍馐的，一是熊掌，二是鼋(大鳖)。成王临终时，要求吃熊掌。庄王送鼋给郑君，郑人视之为“异味”，由此引出了“染指”的故事。

春秋战国之际的当阳金家山9号楚墓出土了竹筷一双，其长短、粗细以及上方下圆的形制都与现代的竹筷无异，可见楚人早就有箸食的习惯了。

这个时候楚人的建筑，至今无遗迹可寻，文献则语焉不详。尤其是民间的房屋，连一点资料都没有。至于宫殿，有明显南方风格的是台榭。台的特点是峻高，可以纵目远望;榭的特点主要是空灵，便于游目四顾。灵王筑章华台，就又大、又高、又精。章华台故址在今湖北潜江县境，是1984年发现的，附近有沟通汉水和长江的扬水。章华台落成之后，要收罗逃亡的奴仆去住在里面，可见其大。登章华台时，“三休，而乃至其上”，可见其高。灵王偕伍举登章华台，伍举说此台有“彤镂”之美，可见其精。章华台由层台累榭组成，它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大型的园林建筑群。现在南方的园林建筑群，或多或少仍有层台累榭的遗意。

对于相貌和身材，楚人的审美意识与北方的诸夏是不大一样的，男子以威严精悍为美，女子以苗条纤柔为美。

长鬛是美男的一个重要条件。灵王在筑章华台时接待鲁昭公，使长鬛者相礼。长鬛者，即后世所谓美髯公。平王时，楚人在战斗中夺得了吴王的乘舟——余皇，把它抬上岸，周围挖了深沟，派兵在附近守着。吴公子光派出长鬛者三人，在夜色掩护下摸到余皇的旁边潜伏下来。吴公子光连叫三声“余皇”，长鬛三人按事先的约定连答三声。楚国的守军听到了，涌上前杀那三个长鬛者。吴师乘机出击，打败了部伍失次的楚军，夺回了余皇。吴公子光派出长鬛者，是为了让他们冒充楚人，以便摸到余皇旁边去，可见楚人男子都有蓄须的习惯，须蓄得愈长愈好。

楚俗以细腰为美，而灵王尤甚。《韩非子·二柄篇》说：“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后世以为灵王所好的都是细腰女子，诗人骚客争咏其事。如李商隐诗云“虚减宫厨为细腰”，杜牧诗云“楚腰纤细掌中轻”，汪遵诗云“贪向春风舞细腰”，不胜枚举，说的都是妙龄女郎，似乎男人是不讲求细腰的。

其实不然。灵王所好的，主要是男子细腰。灵王好细腰的故事，除见于《韩非子》、《淮南子》、《新论》等书，所记的主要是男子细腰。如《墨子·兼爱中》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肱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同书《兼爱下》说：“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这些细腰的“士”或“臣”，分明是男子。 又如《淮南子·主术训》说：“灵王好细腰，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这些杀食自饥的民，无疑不限于女子。东汉以后，才误以为灵王所好的只是宫女细腰。

男子若腰粗，自然显得魁梧。但真正的壮士，无论古今，都未必个个腰粗如熊。《水浒传》这样描写林冲活捉一丈青：林冲“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挟过马来。”灵王所好的，大概就是腰细如狼的男子。

楚俗是否也以女子细腰为美呢?是的。宫女求细腰，一般还不至于忍饥挨饿。朝臣求腰细，就难免要节食减肥了。灵王好宫女细腰，推而广之，及于朝臣，乃至卫士、仆竖，自然会令人因挨饿而暗自叫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