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大山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好比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 第二阶段指如今社会主义存在的三大难题，即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这三大难题让很多人望而生畏，是如今社会的一个焦点。

由来

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这里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里，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了: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1948 年4 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反帝反封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早在中共“二大”上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中，中共就已经提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共二大提出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许多年没有弄清楚的革命对象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旧中国是多重矛盾的集结点，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容易使人们在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对社会性质能否正确认识，是影响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如果社会的性质都不清楚，那么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目标等等也都不可能清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党是群众的响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旧中国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 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它既非封建主义的，又非资本主义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的重大发展，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赖以确立的出发点。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但由于还保留着中国政府的统治，还具有某种半独立性，因此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治理的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从那时以后，在中国，封建主义已不再独占统治地位，而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共同统治的局面。在旧中国，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这三座大山，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当年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形象地比喻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得出的结论。

帝国主义

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最大的压迫。

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控制和操纵中国，最终从中国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列强践踏中国的神圣主权，在中国割占领土，开设租界，攫取了中国的海关主权、司法主权和外交权等诸多权益; 在经济上，帝国主义控制和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航运、进出口贸易等特权，牢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学校、报纸、吸引留学生等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培养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的买办文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侵略的过程中，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反帝斗争是贯穿始终的，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起义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是中国要求追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步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思想文化的种种斗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围绕这些历史的大关节进行的。经过社会先进人士无数次的社会改良，经过新的社会阶级、政党发动的屡次革命，在坚持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由人民掌握政权的新中国的诞生。

鸦片战争以后160 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抗、屈辱与辉煌的历史。屈辱、觉醒、奋斗、牺牲、变革、进步，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毛泽东在1939 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并总结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分析，并据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这个革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谋求民族独立; 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谋求国家的民主进程。

在对付帝国主义上，毛泽东有一个著名论断，叫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是“泥足巨人”的进一步发挥。

1946 年8 月6 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958 年12月1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又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敌人的口号。

帝国主义作为“三座大山”之一，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了，但是，纵观“全球化”、“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仍然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

“冷战”的结束，世界并未实现预想中的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没带来利益的均沾。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居主导地位，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很不合理，世界经济和政治全球化过程仍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以及国际剥削和压迫的色彩。

各种“新帝国主义”也相继出现，“全球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现代帝国主义”等等，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到时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等西方各主流学说，都是自觉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寻求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在它们的理论里，血腥的殖民侵略和惨烈的反侵略斗争被过滤、淡化，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自由”、“友谊”、“发展”等一系列悦耳动听的谎言，以及一条必须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道路。因此，能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新形势下的帝国主义，不只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现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认识和把握当今帝国主义的特点，特别是以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的特点和发展前景。不仅对于在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在新形势下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的性质、制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与政策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封建主义

在近代中国，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反动势力之一，这主要因为，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和中国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控制着中国广大基层政权，充当各级政府的官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都是依靠地主阶级来对全国实行统治的。封建主义的统治也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前提的，而且还同商人、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和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中国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就是要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既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又是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这两大任务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 反之，如果不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也就难以组成强大的中国革命队伍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点。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孙中山以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指导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把反帝反封建结合起来，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光辉灿烂文化历史的优秀民族。

当世界许多地区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时代，我们中国就已进入较为先进的封建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火药、纸张、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首创于我国。泱泱大国威震四海，可是，原本是先进的封建制绵长了几千年，反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历了四次反封建的伟大浪潮。第一次是由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 第二次是由“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 第三次是由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文革”动乱; 第四次是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实践和发展将彻底清除近百年来始终障碍中国人民前进的封建主义及其残余影响，完成宏伟的社会主义事业。

“三座大山”被推翻，皇帝被打倒，是不是封建主义从此销声匿迹了呢? 列宁说过: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应该看到，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未圆满完成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在历经了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之后，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反对封建主义，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依然是我们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毛泽东反封建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权和政治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生活领域树立起社会主义新风尚，从而取得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上反封建的胜利。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曾走了很多弯路的直接或根本原因，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共八大之后，党内一言堂、终身制、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逐步盛行;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盛行; 在思想文化领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长期忽视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等等，无不是潜伏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的迅速膨胀和恶性发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我们党以往奋斗实践的一个生动写照，也是我们党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庄严承诺。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脱胎于封建半封建社会，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认真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比较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但毕竟时间不长。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特别是，以人治为核心、以“官本位”为特征的落后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盛极一时的个人迷信已大大削弱，民主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但是，一些陈旧的东西，在新的条件下还会以新的装束登场。因此，反对封建主义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

官僚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 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1936 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

这个时期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 “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 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在19 世纪60 年代开始产生，主要体现是清政府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中日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矿企业方面均有所发展，并在新兴的银行业中占有很大的势力。辛亥革命后，官僚资本转移到北洋军阀手中。但是，只是在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以后，官僚资本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使它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垄断性表现得那样强烈和直接，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民党新军阀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依靠其政治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首先通过筹措内战经费来增进他们的财富，而筹措战争费用的手段，则是通过发行钞票、增加赋税、举借公债、乞求外债等来进行的。其次，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来取得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官僚资本借以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中心是金融垄断。四大家族依靠军事独裁的力量建立与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四行二局”，从而确立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凭借雄厚的金融力量，独占与控制了工业、商业等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并在各地购置地产，广泛掠夺各阶层人民。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抗战胜利以后发展到最高峰。接着他们又在内战中大发战争横财。在他们当权的20 周年中，集中了价值达100 亿至200 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里产生的一个毒瘤。它发展迅速，但它并不是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创造财富为扩张手段的，而主要是用政治和军事的强力对各阶层人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来聚敛财富的。这种掠夺来的财富，又用来维持其军事政治统治，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它具有强烈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和垄断性，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持，对内依靠封建主义的支撑，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当然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以反帝反封建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和革命旗帜的，而官僚资本及历史的名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具体体现，因此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摧毁官僚资本的任务。

1947 年10 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明确地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把没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与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1948 年4 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中国的三大任务之一。

官僚资本是伴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而消亡的。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和“改造”的政策，使其变为国营经济。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和改造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平稳物价、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最终走下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新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的名词套用“三座大山”一词，在现实社会中经常被借用，“早晨上课早、课外作业多、周末补习连轴转”，有人称这是中小学生的“三座大山"; “饭碗、升学率、职称”，被称为中小学教师头上的“三座大山”;“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考察”被称为反腐倡廉需要搬掉的“三座大山”; “土地、疾病和养老”问题被称为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是被说的最多的是新“三座大山”: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在2007 年“两会”召开前夕，被人们称作新“三座大山”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问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新华网关于“网民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调查显示，新“三座大山”分别以76%、65%和50%的得票率位居前列。

新“三座大山“成为“两会”民众关注的焦点并位居前列，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解决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说明民众对国家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期盼。

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比喻为新的“三座大山”，这显然有些“偏颇”、“过激”，旧的三座大山是一个有它特定的政治涵义，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其它不能替代的，旧的三座大山是通过政权的更迭来解决，搬掉它的方式是用暴力，用阶级斗争，用发动亿万工农群众属阶级对抗的“敌我矛盾”性质的。而“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三座山”与“旧的‘三座大山’” 在矛盾性质、解决方式上完全不同，它是阶层与阶层、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与领导层的失误有关，因而可以通过政权的“自我完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为民” 的具体落实、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决不能将“此山” 与“彼山” 等量齐观。

其实质是: 它是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凸显” 的一种主要表现，是人民利益( 尤其是“弱势群体”) 受到严重损害的一种严重程度表现，是社会弱势群体话语表达自己问题、诉求的一种强烈表达方式。

尽管这种比喻不贴切，但是新“三座大山”所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

这几年，国家虽然对民生问题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还发展成为影响百姓生活质量的新“三座大山”。如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措施出台不少，但效果不大，主要城市房价涨幅仍然偏高;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速度缓慢，分配、销售等管理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

今年两会上，温总理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以四条措施“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确保群众安居乐业”; 报告中的另一大亮点，是今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将由去年的1076亿元增加到1562亿元; 提出“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要抓好四件事”，新的医改方案将要出台。相信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这“新三座大山”将会被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