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曾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日本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美国的毕士博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他认为中国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文字、牛、羊、等东西都是外来的，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
中华文明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几千年以来，人们依据历史书的记载和儒家典籍的描述，天然地认为“三皇五帝”是我们的祖先，由黄帝代代传到尧舜禹，继而是夏商周。这段叙事世系完备、记载有序，人们对此并没有反思和怀疑过。
但这个观点在100 年以前被打破了。
当时，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出现。他们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办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而这个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也否定了古史记载的那个黄金时代。胡适声称“东周以上无信史”。顾颉刚甚至通过“考证”，推断出大禹是一条虫子，而不是一个人。传统古史系统于是崩溃，大一统观念也失去依托。
“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重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史学学术背景下，‘三皇五帝’都是想当然的事，文明起源不是问题。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派’，却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华民族会不会像世上万千民族中的大多数，难以找到自己的起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说：“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失落了源头，人类就陷入失忆。我们历来自称炎黄子孙，可如果炎黄是否存在也还没有搞清楚， 难道不尴尬吗?”所以，能否通过扎实的科学研究，在准确事实的基础上重建上古史的体系，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一大重要课题。
1925 年，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考察古史要有文献学和考古学二重证据法。要将地下的考古发现补正文献史料，即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相互印证，以此辨析历史真伪。比如，如果上古史书记载了某件事，而出土文物恰好也印证了这件事，那这部分记载一定是可信的。
于是，在重建上古史与回答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线希望。由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主动接纳这门源于西方的学问。以考古来印证古史传说，进而重建可信的古史，是近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基本心态。
1926 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考古学家李济来到山西临汾，考察晋南地区， 并对西华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的第一项田野工作。
此后，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到了21 世纪，考古研究更加波澜壮阔，例如科技部2002 年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除了传统的历史、考古等学科外，还集合了环境史学、物理、化学、地理、计算机、动植物、医学、人类遗传学等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
100 年来，随着考古学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古史记载获得了印证。
中国夏商帝王世系，自“古史辨派”质疑以来，只被看作传说，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顾颉刚主张要把这段历史当故事看)。然而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识别，史记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考证发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喾确有其人，《史记》记载的商朝世系也是可信的。这样，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传说，自此重新获得了可信的证据。
1928 年，商朝首都遗址“殷墟”在河南安阳被发掘出来。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的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再次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等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确为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