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说明历史早就在史官的记录下了，这也是我国的一大幸事，是我国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有力证明。
先说一下古代最有名的史书，《史记》。
《史记》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国人最熟悉的一本史书了，即使是“未得其实，也先闻其名”。因为是古代文言文写的，现在的国人了解的不多，但还是我们最了解的一本史书。
为啥？因为它是中学课本必备名篇啊。史记陈涉世家，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救赵，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报任安书，屈原贾生列传，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太多了，不是文言文，就是文言文中的白话文，均入选中学课本了，你们学过其中几篇？
而最近很火的，因为与史记上的相关记载有一些出入的《竹书纪年》，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另说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盗墓发现的，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竹书纪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
《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不同的是，司马迁是用笔写在竹简上的，《竹书纪年》是刻在竹简上的。
造成两者不同的书写形式的不同，在于，秦朝之前就用笔在竹简或帛上记录文字。秦将蒙恬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将笔改造为毛笔后,又经秦始皇的推广而广泛应用。而造纸术在东汉时才发明，也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之一。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526500)。
司马迁
韦: 熟牛皮;韦编:用熟牛皮绳把竹简编联起来;三:概数，表示多次;绝:断。孔子为读《周易》而多次翻断了编联竹简的牛皮带子。
晚年攻读《周易》的时候，曾翻来覆去地读，竟使编联《周易》的绳子断了好几次。根据孔子苦读《周易》的故事，后人引申出"韦编三绝"这句成语。形容勤奋读书。
遥想古代先贤，动则煌煌千言，万言，数十万言的治学态度，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那么问题来了，《史记》和《竹书纪年》，为何有截然不同的记载？两者谁的可信度更高？
这里说一下，两者之间，不同的一些记载。
主要有两点。
1、《史记》说伊尹是个辅佐商王太甲的贤相，《竹书纪年》说伊尹是权臣奸相。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
《史记》：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竹书纪年》：“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
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2、《史记》：尧舜禹是禅让制。
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前，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为帝。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
《竹书纪年》却有着不同的记载。
《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这里写的就很明白了，“舜”的帝位并非是“尧”以“禅让”的方式传给他，而是以“舜”囚禁“尧”，并使其子“丹朱”不能与父亲“尧”相见的方式“篡位”得来的。
韩非子在《韩非子·说疑》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这段话说的更明白“舜逼尧，禹逼舜”，这里很明显不是司马迁笔下所谓的“禅让”，反倒是名副其实的“篡位”。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一，从说法上分辨。
先说第一个说法，《史记》：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竹书纪年》：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伊尹生平
在这有必要说一下伊尹的生平。
伊尹(约公元前16世纪)又名挚,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出身的宰相。他帮助商汤灭夏，统一了国家,又帮太甲中兴商朝,世人尊为元圣。
年少时聪明颖慧，勤学上进，耕作于有莘国。商汤三聘之后，辅助商汤打败夏桀，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不朽功勋。拜为尹(丞相)，尊号"阿衡"，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治理天下(即《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辅政五十余年，为商朝富强兴盛立下汗马功劳。
沃丁八年(公元前1550年)逝世，终年一百岁，以天子之礼葬于亳都(今河南商丘市)。 ，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后世奉祀为"商元圣"。
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可以说伊尹是中国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
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虽耕于有莘国之野，但却乐尧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懂治国之道;既作奴隶主贵族的厨师，又作贵族子弟的"师仆"。由于他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以致于使求贤若渴的商汤王三番五次以玉、帛、马、皮为礼前往有莘国去聘请他。
在今嵩县空桑涧西南，有个平兀如几的小山，就是世传商汤聘请伊尹的三聘台，而在城南沙沟龙头村的"元圣祠"右厢房则专修有三聘台以供后人凭吊。由于有莘王并不答应商汤聘任伊尹，商汤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于是，伊挚便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汤王身边。
并最终辅助成汤把施行暴政的夏朝灭国了。
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位国君，重用奸臣，排挤贤臣。他重用一个叫赵梁的小人，此人专投桀所好，教他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杀百姓。
夏桀继位后的第十七余年，有人引见伊尹给夏桀，伊尹以尧、舜的仁政来劝说桀，希望桀体谅百姓的疾苦，用心治理天下，桀听不进去，伊尹只得离去。
临走前，桀自豪地告诉伊尹:"人民跟我的关系，就是太阳和月亮的关系。月亮没有灭亡，太阳会灭亡吗?"伊尹离去后，将这句话告诉给了成汤，成汤也将这句话告诉给夏民，以试探夏民对桀的态度。
没想到夏民竟指着太阳恶毒地咒骂桀:"若太阳什么时候会灭亡，我这个月亮愿意跟你同归于尽!(时日曷丧，予及如偕亡!)"这便是成语"时日曷丧"的由来，表达了一种愿意与憎者去死的仇恨心理。
从第一点，伊尹崇尚圣贤之道的声名远播，一介奴隶之身，贤名在外，竟然吸引到商汤三次聘请，这样一个人才，有莘王不愿丢失，商汤甚至不惜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联姻来得到伊尹这个人才的经历，说明伊尹确实是难得的圣贤之人。
第二点，伊尹终年一百岁，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商王太甲之后，还侍奉了商王沃丁，说明他并没有为太甲所杀。
第三点，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从考古学的角度，因为伊尹辅助商汤开国，历事商朝五代帝王的功劳，商朝一朝都在祭祀伊尹的记载，说明伊尹辅佐商朝，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功劳，还是得到了从上至下的一致拥护的。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记载的: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的说法并不成立。
而且，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的说法，按照《竹书纪年》通篇残酷人性的说法，杀了仇人，还改立仇人之子为仇人爵位的继承者，可能吗？按照人性的观点，即使不是处死也是流放，不可能还给继承爵位，难道不是应该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吗？
结论
所以这一点，因为《竹书纪年》本身的说法自相矛盾，和伊尹生平，历事五君，商朝作为祭祀这三点，《竹书纪年》的说法，不可信。
第二个说法，禅让制和逼让制的不同说法，则要说一说舜的生平。
舜
舜自五世祖穷蝉起都是平民。 帝舜从小受父亲瞽叟、后母和后母所生之子象的迫害，屡经磨难，仍和善相对，孝敬父母，爱护异母弟弟象，故深得百姓赞誉。
舜生于姚墟，辛勤耕稼于历山，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制作日用杂品，在顿丘(今河南浚县)、负夏(今山东兖州)一带经商做生意。因品德高尚，在民间威望大。
他在历山耕田，当地人不再争田界，互相很谦让。人们都愿意靠近他居住，两三年即聚集成一个村落。当时部落联盟领袖帝尧年事已高，欲选继承人，四岳一致推举舜，于是，尧分别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让九名男子侍奉于舜的左右，以观其德;又让舜职掌五典、管理百官、负责迎宾礼仪，以观其能。皆治，乃命舜摄行政务。
《尚书·尧典》记，舜 "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舜在当帝之前，四岳(四方部族首领)向帝尧推荐过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让他们居住在妫河边。他们的子孙有留在妫河边居住的，便以妫为姓。另见舜文化、虞舜文化。
五帝之一的舜因生在姚地，后世子孙便以居地为氏，称姚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姚氏正宗。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
尧把帝位禅让给舜，二十八年后去世。舜选贤任能，举用"八恺"、"八元"等治理民事，放逐"四凶"，任命禹治水，完成了尧未完成的盛业。传说他巡狩四方，整顿礼制，减轻刑罚，统一度量衡。要求人民"行厚德，远佞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其治理下，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舜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传去世于南巡途中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今湖南永州市宁远县)。
《中庸》说：舜是多么明智的人！舜喜欢多问多考察民情，惩恶扬善。相传舜在南巡途中病逝，听到这个消息，娥皇女英痛哭失声。眼泪浸湿了竹子，竹子上尽是点点的眼泪的痕迹。这就是江娥啼竹，和湘妃泪典故的由来。
晋张华《博物志》卷八：“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从舜的生平，一介平民，贤德孝顺之名传遍方圆百里，和尧分别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让九名男子侍奉于舜的左右，来考察他的德行，最清楚一个人本性的，莫过于他的枕边人和身边的人，最终考察通过，和《尚书·尧典》《中庸》的记载，说明舜确实是一个大德，大孝之人，足够称得上我们上古时代，几万年才有的，不多见的，三皇五帝之一，这样罕有的称谓。
《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这里也有三点。
第一点，舜都是名正言顺，帝尧指派，部落联盟推举的部落首领了，还是舜的岳父，舜有必要囚禁帝尧吗，根本没有必要。如果舜这样做了，舜在南巡途中不幸病逝，娥皇女英也根本不会哭的那样伤心。
第二点，舜是平民出身，帝尧都让他做部落联盟的首领了，说明帝尧就是这样一个禅让制的典型代表，让舜成为部落首领，而不是让他贤德之名远弱于舜的丹朱来继承，这就体现了他不是家天下，而是公天下思想的代表。
第三点，舜跟帝尧丹朱之间的冲突，则是因为丹朱作为部落首领的儿子，却没有继承部落首领之位，他心里的不平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引发冲突，被囚的也只能说丹朱，而不是帝尧。
从这三点来说，《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可信，或者说以偏概全了。
二，从史书的真实可靠性分辨。
司马迁是史官世家，能接触到汉朝所有宫廷史书，博览群书，其中也有类似《竹书纪年》记载的不同说法。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所以相对来说，《史记》的可靠性更高一些。
番外
《史记》得传，在于经过司马迁外孙杨恽的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公元279年的西晋，《竹书纪年》问世。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
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即为古本。
然而，很可惜的是，宋代以后它却佚失了。唐朝末年，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竹书纪年》的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无存。相传到明万历年间，时著名藏书家范钦的藏书阁里，出来了一本《竹书纪年》——这个就是《今本》。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其春秋战国部分以周王室纪年记事，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钱大昕是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大昕为“一代儒宗”。
结语
《史记》和《竹书纪年》都作过删改，删改最多的应该是西汉时期皇室秘闻，和不利于统治者的一些内容，其他的还是可信的。
因此，对史书需要辩证的看待，和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
参考资料
《史记》
《竹书纪年》
《尚书·尧典》
《汉书·司马迁传》
《后汉书·杨终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