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是东亚文化母国，因此我国自古就有居高临下的一种极度自豪感。也正因如此，我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也往往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形式——宗藩关系。
所谓宗藩关系，就是我们中国王朝为宗主国，附近的小国为附属国也就是藩属。在这种外交特点之下，我国皇帝与别国君主就不是对等地位，而有着君臣之别。
说起宗藩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应该就是“册封”。一般由中国皇帝下旨册封别国君主为该国的合法领袖，这可以说是”商周制度“的延续。而我们中国最著名的附属国莫过于朝鲜，越南，琉球这三个。
中国（周朝-唐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朝鲜，自从周朝开始就逐渐被纳入我国的宗藩体制之中。唐朝前期，由于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代人再接再厉的消灭了高句丽和百济，使得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国成为了朝鲜三分之二领土的统治者。韩国往往把这一时期的新罗国叫做“统一新罗”。而此时朝鲜半岛北部则被唐朝和渤海国分别统治。韩国近年来仿照中国南北朝，将统一新罗和渤海国并称为“南北国”。
但是，无论是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渤海国，全部都是唐朝的臣子。就好比公元632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六年即位的著名的新罗国的善德女王，她作为新罗国的第一位女王极富传奇色彩。对于唐朝来说，一个国家由女人作为君主也是比较破天荒的事。但是唐太宗在贞观九年，还是决定册封善德女王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
可见，唐朝对于维护宗藩关系也是极尽所能。而在新罗国成功驱逐唐军，统治了大部分朝鲜领土后，唐皇更是授予其“鸡林州大都督”的头衔，从唐高宗封金法敏为鸡林州都督开始，共有16位新罗王得此头衔。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玄宗甚至愿意将大同江(平壤附近)以南的高句丽旧地赐给新罗国。而新罗国王在接受唐皇册封的同时，还使用唐朝年号，甚至下令全国仿效唐装。有唐一代，新罗向唐朝派遣各种使节126次，唐朝向新罗遣使34次，两国交流十分紧密。
从唐朝封赐给新罗国王的名号可以看出新罗王是唐朝的臣属，所以唐朝跟新罗是不会有平等的外交的。这种不平等的外交还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各国使臣准备朝见唐皇时，日本和新罗的使者为了坐的位置的前后发生了争执。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礼仪！”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从这件事上可见，唐朝对于新罗虽然恩宠有加，但是君臣之别是一直贯穿其中的。日本以对等国身份对唐外交，又同样得到新罗的朝贡，座次自然不可落后于新罗。而新罗作为唐皇的臣下之国，也只能服从这样的安排。
到了唐朝后期，新罗真圣女王三年，也就是公元889年新罗全国大起义爆发。891年新罗王室后裔弓裔反叛，之后建立了“后高句丽”(后来更名为“摩震”，最后定名“泰封”)。892年，甄萱宣布建立“后百济”国。自此，新罗，后高丽，后百济并立与朝鲜半岛中南部，史称“后三国”。此时的新罗已经不能称为“统一新罗”。公元918年，弓裔部将王建推翻了他，建立了高丽王朝，并在936年再次统一三国，成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者。此时，因为正值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无主，王建就成了朝鲜半岛第一个“皇帝”。943年王建去世后，谥号应运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圣太皇帝。
中国（宋朝-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公元962年，高丽王朝迅速遣使到宋朝进行朝贡，实行“事宋”政策。而在高丽成宗时期，辽国势力越加强大，萧太后终于指挥大军攻打高丽，最终辽圣宗和高丽和谈成功。高丽国王从此接受辽国皇帝册封，使用辽国年号，割断和宋朝的宗藩关系。由此事亦可见中原王朝数百年来的外交策略深刻影响了附近的少数民族国家，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也开始效仿宗藩关系这种策略。
不过，高丽在建国之初就极力要继承唐朝文化，即便屈服于辽国的兵威，也不忘和宋朝保持友好的关系。公元1030年，宋仁宗天圣八年，由293人组成的高丽使节团到北宋“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自此“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不能和宋朝交往的原因自然是因为辽国方面施加了压力。可是在高丽王朝不屈反抗下，公元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高丽再次派遣使节来宋，两国之间官方使节的往来才日渐频繁起来，并一直维持到公元12世纪30年代。正是因此，宋朝将接纳高丽使节的馆舍命名为“小中华之馆”，朝鲜半岛国家“小中华”的名号正是从此而来。
1387年，因为明朝要求高丽王朝归还侵占的辽东领土，高丽决定派遣4万军队攻明。结果先锋李成桂发动兵变，在1392年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李成桂建国之初就派遣使节到明朝，请明太祖从“朝鲜”与“和宁”之中择一国号以赐。明太祖虽然赐了朝鲜国号，但只是把李成桂的称呼从“权知高丽国事”改为“权知朝鲜国事”，并不承认其朝鲜国王的地位，甚至专门从李成桂上的贺表里鸡蛋挑骨头，把表文作者从朝鲜抓来明朝处死(详情参见明初文字狱)。可是“大明虐我千百遍，我待大明如初恋”，朝鲜一直对明朝卑躬屈膝，这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传统决定的，“不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就是不合法的政权”这一理念深入人心。
到了朝鲜第三代国王李芳远时期，“明朝内部发生了靖难之役”，建文帝为了笼络朝鲜，遣使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爵位相当于郡王，但特赐享受亲王冠服。从李芳远开始，李朝君主终于被承认为“朝鲜国王”了。此后，朝鲜和明朝的宗藩关系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末年的“丙子胡乱”，1637年朝鲜在清朝重压之下，断绝了和明朝的关系。不过，此后朝鲜孝宗暗中策划北伐清朝和明朝残余力量联合恢复汉人政权，但是消息泄露，孝宗大王惊惧而死。朝鲜就这样服服帖帖成为了清朝附属国。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清朝和日本同时出兵平乱，不久叛军和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议》。清朝于是请日本一同退兵，可是日本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朝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日军登陆朝鲜后迅速占领朝鲜王宫，在亲日派的官员金弘集等人的领导下，对朝鲜内部进行了内政改革，也就是《甲午更张》。在日本主导下，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宣布《洪范十四条》，宣布朝鲜独立自主，断绝依附清朝的念头。朝鲜国王进位大君主，闵妃进位王后。
闵妃外戚集团看到清朝被日本打的一败涂地，转而与俄罗斯帝国联合想要压制日本。这引起了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的反抗。1895年10月8日，由日本民间浪人和朝鲜叛军组成的刺客团体闯入景福宫，刺杀了亲俄派的朝鲜王后闵慈英。有证据显示大院君与日本合谋，这件事就是著名的《乙未事变》
闵妃被杀一年后，1896年2月11日朝鲜王朝君主高宗李熙率领王族从日本控制的王宫逃到俄国驻朝公使馆避难，也就是《俄馆播迁》。俄馆播迁一年后，也就是1897年10月，李熙在庆运宫(今天的德寿宫)宣布称帝，建立大韩帝国，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此后，大韩帝国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也就是《光武改革》。
1898年，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清朝和韩国代表在汉城签订了《中韩通商条约》，清朝和韩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中国和朝鲜两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
中国和越南的宗藩关系：
朝鲜可以说是宗藩关系中最牢固的一环，政治隶属性极强。而相较之下，越南则是这个附属国集团里最特殊的。就拿1802年建立的阮朝来举个例子。
1802年，阮福映筑坛称帝，定年号为嘉隆。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像朝鲜，琉球那些国家都是直接使用中国年号，而越南是自己订立年号。而且阮福映也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但是，虽然阮福映自称皇帝，却还是派遣使者到清朝请求册封自己为“南越王”。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内里蕴藏了极大地政治意义，清朝作为亚洲领航人，新建立的阮朝必须要得到它的支持。而阮福映也别出心裁，南越可以说是越南地区第一个强大的国家，受封“南越王”也可以表示阮朝的正统地位。
可是，清朝思前想后，觉得汉朝时期的南越国统辖包括属于清朝领土的两广地区，为了避免暗藏的领土纠纷。嘉庆帝采取折中之策，将“南越"颠倒为“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这也就是”越南国号的由来“。
不过，受封之后的阮福映及后来的阮朝君主，只对清朝自称“越南国王”，对内和对其他国家均自称“皇帝”。阮朝顺化皇宫的正殿也堂而皇之的叫做《太和殿》。在1839年，阮朝第二位皇帝明命帝时期，更加将清朝所赐的“越南”国号废除，改为“大南”。
阮朝的这些违背宗藩关系规则的举动，清朝不可能不知情，但却置若罔闻。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清朝国力日渐衰退，已经无力采用武力干涉。其二也是基于想要与越南继续维持这种表面上依旧尊奉中国皇帝的关系，毕竟天朝上国，最重要的还是颜面。如果真的闹起来，越南国王彻底翻脸称帝，那岂不是让清朝皇帝丢了大脸。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想要和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呢？
第一，得到了中国的认同，就可以增加政治资本。
第二，随着中国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想要通商必须借助于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的代表，就是琉球王国。
中国和琉球王国的宗藩关系：
琉球王国介于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是东亚地区海洋贸易最重要的通道。琉球因此极为注重商业，所以长期以来跟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不仅大力学习中国文化，还绝对定期朝贡，甚至多次要求增加朝贡的次数，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沉醉于中国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的大量赏赐。
而明朝对于琉球的“忠心耿耿”也是颇为感动，明武宗朱厚照就下旨：琉球久守节义，特许一年一贡。到了清朝时期，琉球王国在归属日本萨摩藩的同时也坚持保证和清朝的宗藩关系，这时候的目的除了继续贸易关系外，更是为了通过清朝的册封而限制萨摩藩对琉球的侵略。
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强逼琉球断绝和清朝的关系。而琉球国王尚泰在写给明治天皇的反对信中更加是如此描述清朝跟琉球的关系：自归清国版图，以其保护声援，乃可无忧外患，自建为国。有古来风俗之礼乐政刑、自由不羁之权利，上下雍睦，安居乐业，若离清国必失自由权利而招掣肘之累，国家岂可永葆？
常蒙受两国仁惠抚恤，皇国与中国之厚恩，两国实为父母之国，若不得向父国派遣使节，必然弃绝父子之道，若父子之道既绝，累世之恩既忘，何以为人，何以为国。
可见，宗藩关系对汉文化圈内人的思想影响之深厚。
不过呢，随着19世纪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清朝的附属国不是被吞并就是沦为殖民地，清朝的宗藩体系崩塌后，也开始逐渐建立近代化的外交，比如和大韩帝国，日本帝国都建立了平等外交。（来自学史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