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郑成功去世后，台湾由“明郑政权”至“大清一统”的过程，首先要说起的，就是在郑成功过世后，继承他的爵位与事业，以大明朝延平王身份统治台湾的郑经。
比起他那位成了民族英雄的爹，郑经的名声算是小得多。甚至拜《鹿鼎记》等武侠小说所赐，他还没有他那位草包小儿郑克爽知名度高。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他却是一位对台湾命运有深远影响的人。
郑经，字贤之，号武天，出生于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他是郑成功的长子，母亲就是郑成功的正房夫人董酉姑。可谓是郑成功“根正苗红”的接班人。郑成功过世后，他承袭了延平王的爵位，接管了台湾地区。表面看起来，他的接班是很顺理成章的，基本属于生得比较幸运，有正房长子的身份。但其实却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延平王爵位，不是郑成功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抢来的。
郑成功一辈子忙了很多事，几乎什么都忙到了，临终之前，也基本把自己忙过的事情都感慨了一遍，甚至忧怀了一番时局。但他却偏偏忘了一件大事：谁接他的班？
按照“程序”上说的话，能接郑成功班的，自然首选郑经。无论是身份还是资历，郑经都十分符合条件。常年跟随在父亲身边征战，虽然没有郑成功那般本事，却也算不错了。也有一些将领忠实于他，尤其是在厦门跟随他的将领。而且母亲董酉姑对他也非常疼爱。但偏偏他关键时刻不争气，竟然搞出勾搭弟弟乳母的丑事来。差点就被郑成功砍了。接班夺权，自然是没指望的。
结果在郑成功部将黄朝等人的拥戴下，最后接班的变成了郑袭，这个郑袭是郑成功的五儿子，虽然当时的年龄还有争议，但此时长子郑经才二十一岁，郑袭自然小的多，对于这帮军将来说，年龄越小越容易控制，自然他合适。至于根正苗红的郑经，众人也有话说：干出这等丑事来，没宰了你就算烧高香了，还想接班？做梦。
但郑经显然是个爱做梦的人，眼见得郑袭已经接班，自己反而加紧了动作，他一方面在厦门设立灵堂，以长子的身份隆重祭奠郑成功，其实是作秀给人家看的：：我才是郑成功的长子，偌大的家业怎么能给别人？随后利用身边的亲信部将陈永华，冯锡范，周全斌等人，加紧打造战船，但对岛上的郑袭，他却逆来顺受，忍着气听了他半天吆五喝六。在他准备东进台湾时，偏偏清王朝的靖南王耿继茂也来添乱，威逼郑经投降。对于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郑经很愤怒，但是他却非常友好的接纳了耿继茂的使者，并请使者替他向耿继茂表达诚挚的慰问。但是对耿继茂提的条件，却是坚决拒绝，尤其是“剃发”一项，更是百般反对。一番表演下，总算安住了耿继茂。安住了后方后，郑经于是年十月进兵，一举击败黄昭等人，把他的亲弟弟郑袭也打的投降了清朝。而后因恼火叔叔郑泰帮过弟弟，二话不说又对郑泰发动进攻，竟将郑泰杀死。至此，这个当年把他父亲郑成功气得吐血的逆子，才算正式接了他父亲的班。
能屈能伸，能打，但又有原则，这大体就是郑经的处事风格了。
但和他的父亲经营台湾的宏伟志向不同，最早的郑经还没这个觉悟，即使他在继承了延平王爵位后，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厦门，在他眼里，台湾不过是一个大后方而已。但是现实立刻就给了他当头一棒。这时候的清王朝也学乖了，不但海军力量增强，也学会借荷兰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了。而荷兰人在被赶出台湾后，也无时不想着恢复台湾。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当时负责福建地区军务的，是定南王耿继茂，按照荷兰人的说法是，他与荷兰人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只要击败郑经，荷兰人可以重新得到他们在台湾的城堡，也就是变相占有台湾。这个协议并未见于相关的中国文献中，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耿继茂算是卖了一次国：出卖了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
1663年十月，清定南王耿继茂以100艘战船的规模，连同荷兰的十四艘精锐战舰，悍然向郑经的金门，厦门一带发起进攻，由于这一代先前明郑政权刚刚内讧过，势力受损严重，以至于郑经很快不支，只好败退到铜山，事后又不得不进入台湾岛。此战也证明，他比起他父亲的作战水准来，确实差了太多。但他也确实算条汉子，在铜山的时候，清军曾多次前来劝降，皆被郑经拒绝，一路上众叛亲离，却还是逃了出来。至此，郑成功当年辛苦打下的金门，厦门等据点，已经全部沦陷入清军手中。占明郑政权四分之一的金厦驻军，也在这场浩劫中或败或降，几乎全军覆没。原本对台湾岛没有兴趣的郑经，此时也只好去了这个他唯一能去的地方。所以之前没有的经营台湾的觉悟，现在也不得不有了。这之前的郑经，是一个气死父亲的“逆子”，然而这以后的郑经，却做成了父亲郑成功一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缔造一个繁荣富庶的台湾岛。
从败退台湾岛开始，郑经就着手对台湾进行经营。事实证明他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开拓者，却着实是一个优秀的建设者。一同随他来到台湾的，除了五千厦门，金门当地难民外，更有大批明朝宗室，儒生文士，而这些人也成了之后台湾发展的生力军。虽然如此，初到台湾的郑经，面临的却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首先是金门，厦门的丢失，使以贸易立国的明郑政权，失去了连接大陆的落脚点，之前他们通商世界，其货物主要通过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同内地之间的走私，如此一来，等于血管被卡断，经济一下陷入了困顿中。与此同时，不甘心失去台湾的荷兰人，也开始频频趁火打劫，就在明郑政权与清王朝相互攻杀之时，永历十八年（1664年），趁明郑政权风雨飘摇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动了旨在收复台湾的“远征”，以波特为舰队司令，率领两千六百士兵，十六艘战舰，大举攻打台湾基隆港，结果腹背受敌的明郑军不支退去，光复台湾仅两年，基隆港就沦陷了。与此同时，荷兰人在海洋上也发动了对明郑政权的绞杀战，尤其是明郑外贸的重要基地东南亚地区，荷兰人四面撒网，见到明郑的商船就打，原本是明郑政权主要贸易来源的东南亚贸易，一度基本瘫痪了。
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郑经冷静应对，以性格论，比较其父郑成功，郑经少了一份刚勇血性，更兼优柔寡断，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但比起郑成功性格偏狭，极爱冲动的缺陷，郑经却更加沉稳睿智，不利局面下，他灵活应对。荷兰人在占领基隆港后，满以为胜券在握，竟狮子大开口，提出只要郑经允许他们割占东平等地，他们就和郑经和平相处，同时郑经必须赔偿之前郑成功收台湾时给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此无理要求，激得明郑军上下大怒，但郑经却深知，此时不是同荷兰人翻脸的时候，他大度的表示愿和荷兰人谈判，并主动释放数百先前俘虏的荷兰官兵，只求对方先别闹。种种和平信号，也让骄横的荷兰人飘飘然了：这个叫郑经的公子哥是个熊包，兵不血刃，他们就可以得到台湾的一切。
因这错误判断，荷兰人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和郑经达成停战协议，占有基隆港发展贸易，他们的如意算盘，其实和当年一样，先占住台湾的一块地，然后步步为营，顺势扩张，直到把郑经挤出台湾，但世易时移，台湾已经不再是宋克当年到来时的荒岛了，郑经也绝不是熊包。虽然没有郑成功的刚烈，却比郑成功更“阴坏”，荷兰人很快发现，郑大公子使坏了，单就补给来说，基隆周边，荷兰人居然一颗粮食都买不到，因为所有的村镇，都被郑经下了禁令，无论荷兰人出多高价格，都不许卖给荷兰人粮食，这种事，搁在郑成功身上也会这么干，但郑成功一般是强制性的，郑经却不让群众吃亏：荷兰人找你买粮食出多高的价格，政府就出更高的价格补贴你。只要能饿死这帮人。结果，荷兰人被饿惨了。两千多人的补充给养，全要靠船队从巴达维亚来接济，饿的前心贴后心，那是常有的事情。
但对荷兰人“阴坏”，对郑经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实在是因为两面受敌，力不从心。要生存，“权宜”是不行的，还得自己腰杆硬才行。在暂且安住荷兰人的同时，郑经开始了对台湾的全面建设，金门厦门丢了，与大陆的贸易血管断了，那就自己造血，贯彻当年父亲制定的“三大法”，在具体条令上更加细化，比如政府出台资金，给愿意从事工商业的商户扶持，在全岛上下大搞“减税”，尤其是削减对外贸易的税赋，以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郑成功时代开始的屯田政策，在此时也大为推广，且做出更细致的划分，从荷兰人手中夺来的庄园田地，称为“官田”，是由国家掌握的土地，文武百官开垦的田地，称为“文武官田”，军队开垦的田地叫“营盘田”，台湾的土地制度正式确立了下来，而跟随郑经到台湾的沿海官民，也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的明朝宗室，由政府划拨土地供养起来，各地官民也广划产业，鼓励生产。特别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明郑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百姓发展丝绸，制瓷等工商业，给予经济扶持和税赋优惠，在农作物种植上，也鼓励多种经济作物，以给对外贸易“造血”。没过几年，大陆能生产的东西，台湾全都能生产了。物产丰富的台湾，渐成经济强省。
而相比郑成功逮谁揍谁的做法，郑经的外交手腕却更灵活，荷兰人封锁东南亚航线，卡断明郑政权的航路，既然暂时不能与之争锋，那就另辟战场，先是主动通好日本，大力拓展对日贸易，他当政时期与日本的贸易额，比起郑成功时期更是激增，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长崎港，每年进出的台湾船只，多达近百艘，远超明末规模，对荷兰人的挑衅，也大搞“连横合纵”，东南亚海面上又不止你荷兰一家，结果明郑不但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发展了友好关系，拓展了盟友，更拉来了一个新帮手：英国人。此时正与荷兰人打的天昏地暗的英国殖民者，与明郑政权一拍即合，双方签署贸易协定，英国人更向明郑提供火器战船技术，一道打击荷兰人。此举在中国海商的贸易拓展史上意义重大：自郑和下西洋后二百年，中国船队再次进入了印度洋流域。在广交朋友的同时，郑经也没忘了原则：通商可以谈，贸易协定可以签，但主权问题却丝毫不能马虎，比如西班牙人就曾打算浑水摸鱼，以“传教”为名，请求在台湾设立据点，结果被郑经严词拒绝。郑经更知道，多次在东南亚发动排华屠华运动的西班牙人并不老实。因此在与西班牙人的交往中，郑经多次遣使节警告西班牙人，如果东南亚当地的华人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将采取一切严惩措施，甚至兵戎相见，在那个时代里，他不止是台湾的守护者，更是东南亚的保护者。
郑经的恩威并施，很快收到了效果。内政方面，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屯田大兴，农业产量激增，政府经济储备丰厚，对外方面，占领金门，厦门的清王朝，因水师力量限制，对台湾岛是鞭长莫及的，而多年的苦心经营，也让郑经重建了一支强大舰队，这时期的明郑海军，比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的郑成功，主力战船大青船只有两门火炮，比起西洋战舰来实在“袖珍”的可以。而这时候的郑经，却拥有了一支三万人规模的新式海军。尤其是和英国人的通好，使他们买到了此时英国新开发的后膛火炮。但明郑政权不但能买，更能自己造，郑成功时代起苦心建立的军工生产体系，设在台湾各地的兵工厂，此时也开花结果，当年收复台湾时缴获的荷兰军火，后来与英国，西班牙通商得到的新式武器，在台湾全能自主生产。战船方面，比起当年郑家驰骋东亚的三桅炮船，此时明郑海军的主力战舰，被称为“鸟船”。这个称呼，来自于老对手清王朝，顾名思义，就是在海洋上航行，如鸟儿飞翔一般迅捷。而在后来收复台湾的水师名将施琅的笔下，这种战船不但能飞，更能打，其船体已大于当年郑成功的主力舰“三桅炮船”，每艘船船头上装备有重型巨炮一门，这种巨炮重达三千斤，杀伤力惊人，此外还有大型火炮二十门，中小型火炮一百门，如此规模，已堪称是当时海洋上的巨无霸战列舰。在明郑海军的鼎盛时期，这种巨型炮船的总数在五十艘以上，如此规模，即使对比当时的海洋帝国荷兰，英国，也毫不逊色。
这支海军的成军，也是有个过程的，是在永历十八年（1664年）郑经败退台湾后，以韬光养晦的方式，经几年苦心经营后终于完成的。到了永历二十二年（1668年），腰杆硬了的郑经，终于再次向荷兰人叫板了，他向基隆的荷兰人发出强硬照会，勒令他们限期离开台湾，否则就开打没商量。此时的荷兰人，虽在郑经的“阴坏”下处境艰难，却还是死赖着不走。郑经说话算话，不走就打。是年10月，以刘国轩统军，发动了对基隆荷兰军的攻击，荷兰军本来还想顽抗，但眼见得郑家水师的浩大阵仗后，荷兰舰队司令波特很识趣，连忙表示愿意撤走。10月8日，明郑水师兵不血刃收复基隆，随后立刻拆除荷兰人在当地的城堡堡垒。搞笑的是，撤回巴达维亚的波特，遭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怒斥，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明郑水师竟有了如此规模，次年一月，一支20艘炮船的荷兰舰队再次出征，然而这次更丢人，荷兰人来到澎湖外海，亲眼看到不逊于荷兰舰队体积的明郑“鸟船”后，居然一炮不放，立刻撒丫子逃命。荷兰人重霸台湾的企图，就这样成了泡影。基隆的收复，是明郑政权巩固统治的一件大事，之后他们不但把基隆变成了重要的贸易港口，更以此为基地西扩，在澎湖列岛设立工事，屯驻海军，成为抵抗清军东进的要地。
而能做到这一切，自然因台湾本岛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但同样也因郑经本人的才略手腕，因他父亲名声太响，外加他名声太臭，这位明郑政权历史上在位十八年的王爷，有许多才能都是被历史忽略的。他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灵活手腕了，颇有其父风范，而在另一条能耐上，却比他父亲更强：用人。
郑成功一辈子，也算是个英雄。但这位英雄缺点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性格偏狭，常因小事动怒，纵观他的一生，也经常发生部下叛变，内部反水的事情。虽有各种原因，他性格的缺陷，却应该是重要一条。
而相比于郑成功，郑经在这一点上显然就强多了，许多史料上都说他“性宽和”，是个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厚道王爷。也正因如此，当年郑成功要杀他时，驻在厦门金门地区的郑家部将，不惜抱团反对，甚至要和郑成功兵戎相见。在选人的眼光上，尤其是在选择治理台湾的建设者上，郑经更比他的父亲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他委任的第一批驻台官吏，后来相继发生过贪污，虐民之事，遭到他的严惩，虽然后来许多史料都以此说郑成功治军严明，却也恰证实了他在看人上的缺陷。
郑经在这一点上就好多了。在他败退台湾后，重新整顿了明郑政权的政府机构，尤其是明郑政权的“六部”，更做到人尽其才。其中杨英管户部，柯平管刑部，谢贤管工部，这几个人，都是郑成功时代的文人幕僚，虽早就参政，可那时候的郑成功，委任官吏还是信任那些征战沙场的骄兵悍将，文人幕僚大多是靠边站的，而郑经更懂“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这几个人里，杨英是早期台湾屯垦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当地屯田的时候，他就曾多次献计献策，尤其是他建议设立互市，消弭民族界限，发展高山族经济的主张，对台湾本土的民族融合影响深远，台湾地区屯垦的细节性条令政策，大部分也出自他手，到了郑经时代，他终于获得重任，成为明郑政权的财政部长。而管刑部的柯平，是明郑政权的“烈士遗孤”，他的父亲就是当年郑成功麾下的大将柯晨枢，在攻打泉州时力战身亡，他的牺牲曾让郑成功痛惜不已，对柯平也着力培养，但于其父不同的是，柯平更热衷于司法工作，早年在郑成功军中，做的就是执行军法等工作，到达台湾后，郑成功颁布法令中有关严肃纪律，整顿吏治等条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堪称是此时明郑政权最杰出的司法专家。而管工部的谢贤，也早就是郑成功时期就名声在外的“工程专家”，当年金门，厦门地区的军事堡垒，要塞防务，都是出自他的设计，他也是中国较早的主动学习西方建筑经验的人。到台湾后，他的主要工作也一直是干工程，尤其是他曾向郑成功提出，为了台湾的长期繁荣，不能盲目过度开采山林矿产，可称是最早具备“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人。在就任工部后，他在之后的多年里，主持了明郑政权的多项工程，除了遍布全台的各类农业水利工程外，更有硫磺，煤矿等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工程。这几个人，也是明郑政权时代建设台湾的中坚。
但如果比起对台湾的历史作用，乃至历史影响，他们却皆不如一个人。在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中，他任用过许多人才，也只对这个人，始终保持着推心置腹的信任，毫无保留的支持——陈永华。
陈永华，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他是否做过天地会总舵主，这个在后世有争议，他是否有高深莫测的武功，这个在后世也有争议，惟独没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明郑政权内部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对台湾历史独一无二的作用。
陈永华字复甫，福建龙海人，他的父亲陈鼎做过明朝进士，在郑成功金门起兵抗清的时候就跟随他，是早期的文士幕僚。1648年清军血洗南安的那场浩劫，让郑成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却也让陈永华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陈鼎宁死不屈，在当地学堂自杀明志。十五岁的陈永华趁乱逃出，投奔在厦门的郑成功。对这位“烈士遗孤”，郑成功也非常照顾，让他做了“参军”，但此时他毕竟还年轻，军国大事自然搀和不上。主要的工作，就是陪郑成功六岁的儿子读书，也就是郑经。从那时候起，他与郑经建立了意气相通的感情。郑经读书的时候，他是郑经的伴读书童，也常辅导郑经学业，后来郑经长大，开始成为郑成功的助手，跟随他南征北战，陈永华也就成了郑经的幕僚，郑经那时候，主要是给郑成功做后勤工作，比如提供征战的粮草，镇守大本营，这事无巨细，都是陈永华来落实，条条有条不紊。在郑成功的眼里，陈永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日里话不多，但是在重大的军国大事上，他往往都能拿出重要的见解。渐渐的，他也得到了郑成功的注意，曾有一次，郑成功当众称赞陈永华为“当世卧龙”，虽然如此，在此时郑成功的阵营里，他只是个青年参军，尚不显山漏水。
陈永华开始崭露头角，是在郑经“通奸”事发后，当时郑成功怒不可遏，要求金厦守军“斩子来报”，眼见得郑经性命不保，陈永华随即出面，以“疏不间亲”的道理，成功游说了金厦各守将，联名上书为郑经说情。当时惊慌失措的郑经，甚至想着独身一人去台湾向郑成功请罪，深知郑成功脾气的陈永华拽住了他，劝他集结兵马，在金厦静观其变。郑成功去世后，在台诸将拥立郑袭接班，眼看着郑经地位岌岌可危，身边也有部将向清朝投诚，关键时刻又是陈永华，力劝郑经渡海东征，郑经在厦门誓师时，陈永华已经成了他的咨议参军，在他的谋划下，郑经一面以假谈判迷惑清廷，一面火速进兵，在抵达澎湖时，陈永华却拉住急于进攻的郑经，认为应该静观其变，果然郑袭部在大军威逼下自出内乱，不攻自破。之后又设计杀掉了另一股反叛势力郑泰部。从而顺利接班，从中出力谋划颇多的陈永华，可谓劳苦功高。
但更劳苦功高的，却是他建设台湾的功业，郑经移师台湾后，陈永华先做监军御史，不久升为总制使，成了明郑政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管家。此后他全面主持了台湾岛的建设大计，派专员至各处落实屯田，而且一反传统儒家重学问轻视生产技术的观念，招募具有专业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委任官职并至各处传授生产技巧。此外他还在台湾划定保甲，加强政府统治，今天台湾岛行政区域的划分，就以他那时的保甲制度为雏形，在当时也使台湾“里甲互保，安居乐业。”
为了解决郑经即位初期台湾物资匮乏，经济贫困的局面，陈永华建议，每年定期派船至大陆，与沿海各地开展走私贸易，在台湾大兴制盐，蔗糖，橡胶等产业，以扩大出口。同时严行律法，执法铁面无私，这时期的台湾，在经过了早期迅猛发展后，也未避免封建经济的固有规律—土地兼并。对此陈永华铁腕对待，不但出台各种法律遏制兼并，更身体力行，严惩各种兼并行为，在执法上铁面无私，连郑家宗室功臣犯罪，也照样不徇私情。当时常有郑家的亲眷找郑经哭诉，每次郑经都回答说，别犯到陈永华手里，否则我也没办法。对陈永华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
但铁面无私的同时，陈永华却也有宽仁一面，早在郑经平定郑袭叛乱，确立统治的初期，为了杀一儆百，曾计划严惩卷入叛乱的在台兵将，陈永华坚决反对，苦口婆心劝说，终于令郑经收回成命，对相关人等从宽处理。对普通百姓，更是宽仁为上，他每年年底都要集中复查全台各类大小案件，事无巨细都要一一复核，执政十八年，仅经他亲手平反的冤案就有二十七起。对当地的高山族同胞，更是以团结为重。每年都亲自走访各部落，拜会高山族酋长，对他们礼敬有加，遇有饥荒灾年，更不遗余力赈济。金庸《鹿鼎记》里说到他的种种江湖事迹，多为小说笔法虚构，惟独不虚构的，却是他在台湾岛的崇高威望，即使在清王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岛上有关他的宗庙，祠堂依然遍布，至日占台湾之前，几百年来香火不绝。
而对于台湾的历史来说，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却是在台湾推广文教。
拜荷兰政府几十年“去中国化”教育所赐，明郑政权建立初期的台湾，殖民统治痕迹依然很重，当时如新港社，麻豆社等地的高山族部落，几乎都有会说荷兰语的，甚至生活习惯也严重荷兰化。陈永华深知，兵威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持久。从南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起，陈永华建议在台湾“设宗庙，立学校”，将儒家文化在台湾岛广为传播。这条重要的建议，起初遭到郑氏上下的反对，当时明郑政权的重臣们，大多是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兵将，既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更担心文教大小，会危及武将地位。甚至郑经本人也认为，此时台湾人口稀少，立足未稳，外加经济困难，还不是发展教育的时候。但陈永华据理力争，力陈教育可以“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一番力争，最终说服了郑经。是年，东宁府立起了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孔庙，陈永华兼职为台湾“教谕”，即明郑政权的“教育部长”，随后一整套教育体系在台湾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地方上设府学，州学，县学，并在高山族聚居区设立“小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一整套科举制度，分州试，府试，院试，中国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被他全盘移植到了台湾。除了移植之外，陈永华还有创新，他出台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法令，凡是送孩子读书的家庭，一律减免赋税，各州县每年更要选拔家庭贫困且勤奋好学的子弟，由政府补贴读书。同时在沿海各地广泛招募文士，来台任教。中华的正统文化，从此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台湾岛正式确立，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台湾岛掀起了“自是始奋学”的热潮，且并不因后来台湾政权的变化而中断。今天台湾岛的国学昌隆，文化繁盛，也同样从此开始。
对陈永华，郑经自始至终，都是毫不保留的信任。不但委以重任，更极为礼敬，自始至终都称他为“先生”，永历二十年（1669年），在台湾北部推广屯田的陈永华积劳成疾，患风寒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远在东宁的郑经闻讯后大惊，竟亲自赶往探望，之后十几天里，郑经陪护在身边，亲自端水喂药调理，可谓关切之至。在国家大事方面，十八年来郑经对陈永华更是言听计从，明郑政权的经济建设，外交政策，司法建设，大政方针多出自陈永华的奏议。在为官之道上，陈永华也更像是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他不好享乐，生活简朴，身为台湾的“大总管”，每日却多穿粗布衣服，行事却低调坚韧，表面上与人无争，待人谦和，但原则问题上却宁死不退，不管是谁触犯了法令，就是郑经本人来说情也没用。他本人更以身作则，不但清正廉洁，更严格约束属下亲眷，越是和他近的人犯法，处罚却越重。如上种种，皆是中国传统儒家名臣的典范。
而这时期的台湾，也成为了一个典范，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这个以纯商业贸易为主要发展思路的政权，此时更通商世界，它每年对日本的贸易税收，有141万两，对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地区的贸易税收，更高达三百多万。是东亚的贸易中心。民生方面更是“夜不闭门，百姓乐业”。这个曾经蛮荒，挣扎在殖民统治下的岛屿，此时却已是一个丰衣足食，生机勃勃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