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明治维新为日本打开了一扇“全景天窗”，经过漫长文化焦虑煎熬的日本，似乎突然找到了文化方向，那就是从制度到文化“欧化”(西化)。
西方制度令日本受用无穷，然而，西方文化却令日本加剧了文化焦虑。尤其在西化日本成型后，一味想跟亚洲说再见、一心想融入欧洲的日本，遭受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打击后，刺激了日本文化主体性觉醒，有意疏远了西方。
这起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日本眼看将要得到梦寐已久的中国辽东半岛，但是，法德俄“三国干涉还辽”，却让日本空欢喜一场。
“三国干涉还辽”从军事上讲，使日本“痛失辽东”战略要地，从文化角度上，标志着西方对日本的排斥。“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人开始对本国“西化”国策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汉化”不行，“西化”也不行，必须要寻找到自为主体的“日本主义”。
如何建立“日本主义”？既要排除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儒佛两家影响、又要保持与西方的文化距离？
20世纪三十年，日本有个著名哲学家叫高山岩男，他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精神，结果找到了国家神话。他认为，日本的神话故事，多讲建国的由来、皇室的起源、国家的发展等，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都从属于国家神话。而以国家神话为根基的日本文化，经过“汉化”和“西化”后，已经成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早已过时，西方文化也早晚衰落，惟有国家神话能永恒推动日本崛起。
于是，日本神道文化再次被拔高。原为日本地方文化的神道文化，因为国家苦于放大原创，便由地方文化转成国家文化。与其用儒学教育臣民成为天皇的驯服工具，不如用神道鼓舞民族信心，把日本的历史精英们一道“封神”，从而让国民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走，甚至把东方领袖国天经地义地说成是日本。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神道顿成无价之宝，其功能被无限放大，从那里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精神，变成了原创捷径。以“和魂”替代“汉心”，以“神道”替代“佛心”，与明治维新明确提倡“和魂洋才”、“日本精神”遥相呼应。原来属于地方性民间信仰的神道，彻底变身为全国性的国家神道。此间，崇拜天皇、信仰神道，与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无缝对接”，终于令“日本主义”煞有介事。
甲午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日本对西方一哥美国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被日本军政少壮派自诩为“东西文明的决战”，俨然，日本此时已不是融入西方的小弟，而是东方霸主，要率领东方与西方一决雌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