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发起的、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之一。我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见诸毛泽东、周思来、朱德等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以及许多参战的指战员写的回忆文章，已为世人所熟知。那么， 国民党军队采取了什么对策呢？有的回忆录作者认为，在平津战役中，蒋介石和傅作义的意见不一致，因此，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方针从来没有明确过。
现在我们就来说蒋介石和傅作义的关系。过去，海峡两岸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各有偏颇之处。或者强调蒋介石信任傅作义的一面， 或者强调蒋介石不信任傅作义的一面。我们认为，蒋介石是信任傅作义的，但又不完全信任他。
为什么说蒋介石信任傅作义？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决定，撤销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华北“剿总”管辖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军区，即山西、河北、内蒙、北京和天津五个省、市、区。在这样的一大片地区内，驻扎着大约82万国民党军队，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统统归傅作义指挥(傅作义指挥不了其中山西阎锡山的军队。实际上归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约为60万人)，形成所谓傅作义军事集团;与东北的卫立煌军事集团、西北的胡宗南军事集团、华东的刘峙军事集团、华中(长江以南)的白崇禧军事集团并称为国民党的五大军事集团。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任务，就是要就地消灭这五大军事集团。完成了这个任务， 也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这当中，华北地区对整个战局发展的重要性，就更不待赘言。显然可见，如果对傅作义没有最起码的信任，蒋介石是不可能把这样的重任交给傅作义的。
傅作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有他特有的条件。大家知道，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可谓佼佼者。抗日战争初期，他指挥军队对日作战，一举收复五原重镇，取得了国民党军队第一个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辉煌胜利。史称“五原大捷”。蒋介石为此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傅作义成为得到这种荣誉的第二人(第一人是蒋介石自已)。解放战争初期，傅作义奉蒋介石的命今，率部向我解放区进攻。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利用我军在怀来地区与蒋介石嫡系“中央军”鏖战之际，占领了我重要城市张家口。蒋介石对此非常得意，随即任命傅作义为张垣绥署主任;并在同一天宣布，定于1946年11月12 日召开国民大会。傅作义也忘乎所以，竟然通电毛泽东主席，声称他“击败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之众，是人民意志的胜利。”在他的指挥下，他的军队先后侵占了原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山西西北部77个城镇和广大农村。在这期间，和其它战场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他的军队所受我军的打击也轻得多。1948年10月，他还企图偷袭我党中央所在地石家庄，迫使我们虚惊一场。这在当时是少见的。综上所述，可以说，当撤销保定、张垣以及太原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总”时， 蒋介石没有看中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 而是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不是没有慎重考虑的。
当然，也不应讳言，蒋介石对傅作义并不完全信任。蒋介石惯于用人存疑，疑人照用的手法。傅作义对蒋介石暗中派人监视他的行动，限制他的权力等等举动，不会不有所察觉。据说他受任华北“剿匪”总司令时，不只一次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职务“有名无实，害莫大焉”！他不能不对蒋介石抱有戒备心理。
一、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是山西荣河(今临猗)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曾是阎锡山的部属，并成为晋军中的一个派系头头。蒋介石得势后，挖阎锡山的墙角，傅作义在蒋介石的拉拢下，投靠了蒋介石。但是，实际上是处在蒋阎的夹缝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势力，始终算不上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惯于削弱和消灭异己，傅作义对此感触甚深，曾对他的亲信说：“咱们象压在几千斤石头夹缝中的苗苗，只能曲曲折折地生长。”在他数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他总是既依附于强大的势力，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又不能不随时提防强大的势力把他吃掉。所以当他被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时，他的心情并不是很轻松的。
二、傅作义原是一位地方实力派。几十年来，他的部队几乎没有离开过华北，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如原绥远、察哈尔等省活动。部队成员大多数也是生长于这些地区。因此，部队中难免存在比较浓厚的狭隘地域观念。这个弱点是不利于国民党军队作为战略决战的一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机动作战的。
三、傅作义又是一位爱国军人。在八年抗战期间，他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曾和我党有效地合作过。他自命为孙中山的信徒，不相信共产主义。但对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精神非常赞赏。他保护过狱中的王若飞。对周恩来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在蒋介石的驱使下，直接和我军面对面的作战，是从1946年6 月开始的，到1949年1 月北平和平解放，只有两年半的时间。他不算是蒋介石那样的死硬的反共分子。
在平津战役中，蒋介石采取的什么对策，我们迄今还未看到这方面的历史档案。从蒋介石当时的言行分析，我们认为蒋介石曾决意放弃华北，放弃平津，要将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 的嫡系“中央军”)全部撤退到长江以南去，与原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会合，凭借长江天险，抵御我军的进攻，并且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争取东山再起，转败为胜。
蒋介石采取这一对策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表现，大致是：
1948年下半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已超过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毛泽东决定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蒋介石自然也会觉察形势的变化，并适时调整他的作战方针。在此两年以前，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依仗他军事上的优势，曾占领了我大片解放区。我军则谨慎地避开敌军锋芒，主动放弃了许多城镇，不与敌军硬拼。现在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
1948年7 月上旬，蒋介石为此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的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同时组织强大的兵团进行机动作战，以攻为守，努力争取扭转败局。为了集中兵力确保华中，破坏我军的秋季攻势，决定坚决保持所谓三角(即徐州、汉口、西安)，四边(即陇海路，兖州以南之津浦路，郑州以南之平汉路，宝鸡至成都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商邱、南阳、襄阳和樊城、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东西呼应，阻止我军南下。这可算是国民党军队作战方针转变的最早记录。此时辽沈战役尚未开始，济南战役也未打响。
1948年8月，蒋介石又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据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回忆，1948年10月15日，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带了国民党军队联勤总司令郭忏、新闻局长邓文仪、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侯腾飞抵沈阳。郭忏计划破坏沈阳兵工厂及搬运重要机器。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打算在国民党军队撤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邓文仪则啣蒋之命劝说东北将领，放弃沈阳，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
随着战局对蒋介石来说继续恶化，蒋介石的上述主张又进了一步，即不仅要放弃东北，而且要放弃华北。据当时蒋介石的亲信、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回忆，1948年10月上旬，蒋介石由东北返抵天津时，曾对他说：“华北将有大战，天津是最重要的地方........必须长期保住天津海口，以待国际变化。”蒋介石嘱咐杜建时，要时常劝说傅作义，将重兵集中于天津。蒋这里所说天津地方重要，要保住天津，要集中兵力于天津，用意很明显，即，天津是沿海城市，到必要时国民党军队可以从海上逃走。随后在北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便明确提出集中兵力坚守津、塘海口的主张。
1948年11月上旬，为研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方针，蒋介石又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蒋介石、何应钦曾和傅作义谈话，提出有关处理华北问题的两项腹案：一、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由他统一指挥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与我军作战。二、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分为海、陆两路，全部撤退到江南去，或者一部分西撤绥远，大部分南撤江南。从海上南撤的船只已准备就绪，随时听候使用。
及至平津战役打起来，平津城市被我军分割包围以后，蒋介石就更加坚持要傅作义率部南撤，派他的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等人乘专机飞往北平、天津，与傅作义和国民党驻军领导人磋商。
后来，傅作义派人出城和我军进行谈判的秘密行动可能已为蒋介石所察觉，蒋介石又一再派人前来，劝说傅作义率部南撤。先是蒋介石的军令部长徐永昌来，要求傅作义兵分陆海两路首途撤至青岛，然后再由海路撤往江南。接着是蒋介石的国防部次长郑介民来，向傅表示：北平的军统人员将配合部队南撤行动，“听从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和听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不久，蒋介石又派次子蒋纬国携带蒋介石给傅作义的亲笔信来。蒋介石在信中百般奉承傅作义，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宜生(傅作义别号)一人归来，胜似千军万马。”蒋纬国向傅作义面陈了蒋介石的旨意：只要傅作义能克服困难，率部撤至青岛，将有美国海军帮助南撤。对于傅作义本人，蒋介石还一直派他的另一架专机“追云”号留在北平，供傅作义使用，在必要时可以飞离北平。
为什么蒋介石要这样仰求傅作义呢？因为这时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已被我军全部歼灭;华东的刘峙集团在杜聿明率领下，由徐州南撤，正被我军团团围住，将肯定会被我军歼灭。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中能有点战斗力的部队，就要数华北傅作义集团了。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东山再起，不仅想把他在华北的嫡系“中央军”撤走，而且还想争取傅作义的亲信部队一道撤走。事实上，当时要想单独撤走嫡系“中央军”，抛下傅作义的亲信部队，也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认为，在战略决战阶段，蒋介石提出撤兵南逃的主张，是他作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洞察战争全局，分析对比双方力量之后，为了避免蒋家王朝的彻底垮台，而作出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决策。蒋介石确能算是中国反革命阵营里的一名战略家。
这一决策的重要性表现在：
一、如果蒋介石的这一决策得以实现，无疑的会给蒋介石保存下来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军队。大家知道，我军在辽沈战役中歼敌47万余人，在淮海战役中歼敌55万余人，在平津战役中歼敌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三大战役共计歼敌154万余人。如果这样一支军队不是被我军歼灭，而是如数撤退到长江以南去，那么，蒋介石就可以依靠这支队伍，凭借长江天险，组织防卫，会对我军长驱南进，造成很大困难。
二、这时，在国民党内部，正有一部分人萌生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的幻想。美国政府眼看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出于不得已，也支持这一分治、实质割裂中国的主张⑦。更为微妙的是我们的国际友人苏联共产党竟然也要求我军打到长江北岸就收兵，以挣得“南北朝”的局面为满足⑧。蒋介石的撤兵主张正适应了上述国内外人士推行“南北朝”的政治局面的需要。
三、我党、我军是决不允许这种局面实现的。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军势必要劳师远征，追击到长江以南去，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我们相信，蒋介石的这个决策即使实现了，也不过是垂死的挣扎，无济于事。但是，仅就作战来说，我军就地歼敌，将比移师远征，所付的代价要小得多，胜利的把握要大得多，这是肯定无疑的。
四、我军移师远征到长江以南去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还增大了美军直接出兵干涉的可能性。这正是这时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大家知道，蒋介石原是得到美国的支持，才敢于发动全面内战的。当他遭到节节失败之后，深感仅仅依靠美国的武器援助已经不够了，他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直接出兵干涉上，以及由此引起的美苏冲突上，即谋求中国内战国际化。所以，这时蒋介石到处都对他的部属讲，“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一打起来中共问题也就解决。”但是，实际上，这时的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感到失望，要想撤蒋“换马”又办不到，而不得不默认对中国大陆无能为力，正在考虑从中“脱身”。蒋介石则千方百计不让美国“脱身”。蒋介石为什么把青岛作为撤兵的中转站，通知傅作义，先把部队撤至青岛？原来，青岛除了和天津一样都是沿海城市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这时青岛驻有美国海军，撤兵可以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蒋介石显然考虑到我军不至于攻打青岛，而冒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如果与他的预料相反，我军攻打青岛，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正有利于他拖住美国，不让美国“脱身”的意图实现⑨。至于我军打到江南去，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由于华东既是蒋家王朝的老窝，也是美国在华利益最多的地区，蒋介石所希望的美国直接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也就要大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平津战役是以我军的战略意图全部实现而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