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鉴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二是中国哲学逐步走向世界。从冯友兰、胡适开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属于中西哲学的良性互动，不能算作“全盘西化”，因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其建立和发展又反过来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没有这个参照系，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体悟大不一样，对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意义更大。比如，西方哲学的“大哲学”的观念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和范围具有启发意义。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政治、道德、宗教，乃至科学、医学、道术、民俗，无不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长期以来，我们按西方纯哲学的标准选择和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后来又按“两军对阵”的模式诠释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范围被弄得越来越窄。现在人们把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相联系，这可以从更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吸取更多、更广阔的哲学思想，是有益的。在此方面，借鉴西方哲学中“大哲学”的观念是有益的。比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模式和方法，对于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文化领域的联系和变化，很有启发意义。
但是，我国哲学界马、中、西三足鼎立、以邻为壑的状况是不正常的，三者的界限应该淡化，隔阂应该打破；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界限也应该打破，西方哲学专业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者联手研究马克思主义，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取得突破性进展。
比如，马哲界开展对经典作家原文原著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各分支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进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离不开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参与。
1948年，冯友兰先生在英文刊物《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他是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和汇合的意义上谈论“世界哲学”的。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说，未来的世界哲学既不是西方底哲学，也不是中国底哲学，而是世界的哲学。“大哲学”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出路，也是中国哲学的出路。“大哲学”之大，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是跨文化的，消除了按照纯哲学的标准所设置的种种藩篱、障碍。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在世界领域有特殊的哲学优势。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哲学不熟悉，中国哲学对他们而言只是哲学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很难参与平等的对话。印度学者在东西哲学比较领域写了不少书，他们有梵英双语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印欧语系的共同性掩盖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些根本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由语言表达出来的。“东方哲学”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没有共同的文化的或观念的传统作为基础。东方哲学内部的分歧可能比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分歧还要大，比如，印度哲学在语言上更接近西方哲学，阿拉伯哲学则在内容上接近西方哲学。只有以中国哲学为典范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才能明显地突出东西哲学的异同。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翻译和评介，西方哲学已在中国普及，可以说，中国人熟悉西方哲学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熟悉中国哲学的程度，这是中国学者的优势所在。从大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提高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条件。当然，能否实现哲学强国的目标，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如果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期待：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哲学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21世纪是中国人登上世界哲学舞台的时候了！“大哲学”观念的确立，将会促进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