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
官吏分途是贯穿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传统。那么，官吏分途的治理传统在当代中国又衍生出了怎样的替代形式呢？本公众号在之前的推送中曾概述过周雪光教授的观点，他从地域视角出发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是古代中国官吏分途的延续与变异。然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刘建军和马彦银并不完全认同此观点。他们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中肯定了周雪光理论的重要价值，但也同时认为将官吏分途转化为对当代中国官吏双重身份群体的分析，似乎是将地方和基层治理问题简约化了。在他们看来，官吏分途更多地关注的是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和职能分工问题，官吏相对谱系和层级流动主要关注的是地方治理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的流动问题。由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官吏分途与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人事制度中的结构性问题联结起来。沿着这样的思路，作者提出了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的分析框架。
“官吏分途”还是“群体三分”？
所谓群体三分，是指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中由官僚群体(bureaucratic group)、派生群体(derived group)、雇佣群体(employed group)三者有机组合而得以维系的群体结构。官僚群体就是今天所说得公务员群体，是拥有公务员编制的群体。派生群体更多地是指拥有事业编制的群体。这一群体存在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但他们与国家权力关联程度远远高于与社会的关联程度。派生群体未来的出路就是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他们在政治地位上类似于古代中国居于官吏之间的幕僚群体和师爷群体，只是他们是国家性的、公共性的，而且由于职能不同，所以只能说在地位上有点相似。而雇佣群体则是完全依靠市场化机制构建起来的辅助群体，他们居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上，承载着行政机构分配下来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雇佣群体更接近于古代的吏。
与古代官吏之间规模和数量上的巨大反差一样，当下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与雇佣群体之间在规模和数量上反差也是令人吃惊的。一些调查显示，一些地区的雇佣群体是官僚群体和派生群体人数的几十倍。而且，政府对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偏好——依赖“技术治理”和“项目制”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刺激着雇佣群体的膨胀与扩大，强化着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规模和数量的非对称格局。事实上，雇佣群体也是各地治理绩效千差万别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雇佣群体这个“看不见的政府”，才是决定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高低的重要因素。
作者发现，上述三分群体在横向上体现为一种差序化的格局。所谓“差序化”指的是三种群体围绕国家权力而形成的一个同心圆。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是官僚群体，居于官僚群体外围的是派生群体，离权力中心最为遥远的是雇佣群体。这种差序化格局划定了三种群体各自的治理范围和职能分工。然而，正如古代中国的官吏分途并不是绝对刚性的一样，当下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的三种群体，其分界线也不是绝对刚性的。他们之间有着向上流动的通道。作者认为这种流动则是一种巧妙的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派生群体个别成员向官僚群体的流动、雇佣群体个别成员向派生群体的流动，具有非常强烈的示范效应和激励效应。从大的方面来说，雇佣群体是基层政府借助市场机制购买来的，但是雇佣群体个别成员向派生群体和官僚群体的流动，则证明基层政府在面对雇佣群体时，除了使用市场化调控手段，还为其注入了政治化调控手段，虽然这一政治化调控手段仅仅是起一种示范效应而已。作者强调，群体三分模式是对周雪光所提出的“层级分流”模式的回应与补充。
政治精英的激励机制：使命政治
作者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了进入层级流动的精英群体。周雪光强调，进入层级流动的精英群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计算集团，他们处于国家权力和地方利益的双重约束之下。其主要考察了精英群体受到的外在压力。而作者将目光转向内部，考察中国地方和基层社会的精英群体的使命政治以及使命政治转化的内在追求。作者强调，当代中国干部精英在多重参数的制约之下，克服了西方政治精英权贵化、被资本俘虏的倾向；与此同时，借助新型的知识资源、丰富的经验和能力，完成了与古代政治精英的决裂；相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精英，改革开放时期的干部精英则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使命感，并踏上了重新缔造权威基础的道路。他们都是从基层历练出来的，具有政治家导向与官僚导向相结合的特点。而这种复合型特点是与他们内在的使命意识以及发展战略所营造的竞争压力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使命意识形成的动力机制
使命意识的形成既与传统中国儒家所倡导的天下观念有关，也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压力有关。但作者也认为，虽然而这都是缔造使命政治的重要动力，但显然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根本上来说，使命政治的生成来自党管干部的现代效应，它决定了使命政治与经济发展、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等宏大目标的内在契合与统一。中国凭借党管干部的原则，将价值、理想和道德因素注入干部制度之中，有效地降低了“经济人”取向对中国干部制度的侵蚀，抵御了“经济人”取向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分割。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干部制度是有灵魂和价值关怀的，它塑造了中国干部精英以独特的工作伦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此外，中国在干部精英的选拔、调控与更新环节严格把关，不断缔造使命的正式制度动力。最后，我党通过反腐败与干群精英群体的净化，力图营造使命政治的逆向动力。对比其他东南亚国家、非洲和拉美国家，我党反腐败的信心、举措以及成效显然是有目共睹的。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整个正式制度所注入的使命，催生了一种集现代政党组织与传统人生哲学于一身的使命政治。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介绍文献
刘建军, 马彦银.(2016).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社会, 36(1): 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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