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你先爱上文学，再凭文学找爱人，可能找不上什么爱人，因为文学跟人，实在是两码子事;不仅是两码子事，而且误事。我自己便是先爱上英诗，再循英诗的指示去爱人，结果一个都没有爱上——直到遇着我的太太。我是三十岁才结婚的;三十之前，爱情生活一片空白，就像取经的唐三藏，从来不沾鱼腥——非不愿也，实不成也。追求异性，我的本能与技巧，应该和一般人差不多，而结果我的战绩远低于一般人，乃至迹近零蛋，皆是由于英诗误我之故。大家都知道，诗歌之中，谈爱情的篇章不少，你口袋中朝夕放一册英诗，久而久之，你便视它为“恋爱指南”，追起异性来，便以轻重五音步的节奏迈开步伐，就如追求萤火虫，东扑西扑，到头来一脚踏入阴沟——而萤火虫升成了天边的星星一颗。
话说自从有记忆，我就对女性有兴趣;可是正式追求女性，还是从大学开始——高中的老师教诫过：“要追女朋友，到大学时再说。”到了大学，既然念外文，便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袖珍精装的英诗，放在裤口袋里，坐到椰子树根下，抽了出来，躺下去，便摊开在蓝天白云之下，眼睛由下上翘仰读起来。十八九岁的人，当然最喜欢雪莱：“我跌倒在人生的荆棘上，我流血!”“不知怎的，我飘至你的夜窗前，甜美的。”“啊，把我从草地上挽起来吧，因为我要死了，要晕了，要垮了!”如此这般，你便要作梦，梦见一位纤巧的芸娘之流，陪着你一起吟哦，那岂不是人间天堂!结果你就在班上近百位女生之间物色，就像在空谷里寻找幽兰一般。你想找一位像华兹华茨笔下的“露稀”：“她居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鸽溪的流泉旁;她是一位没有人赞美的少女，没有人去爱她。一枝紫罗兰，长在苔生的石后，凡眼难窥全貌;亮丽如星，当只有孤零一颗闪耀在天庭……”于是，你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位像哑巴一般的女生，总是一个人远远坐在角落里，总是穿一件褪色的蓝衬衫，总是低着头写她的笔记。你回头望她，永远只看见小巧的鼻尖，突在平垂的额头上;还有，那两条发辫，总是用两条橡皮筋扎着——多别致幽雅脱俗的橡皮筋呀!这真是一朵空谷幽兰，这种女生，只有口袋中放着一册英诗的人，才会欣赏!于是你先是费尽工夫打听她的地址，然后选买了一叠信纸——浅蓝色，配合她的衬衫之蓝——于是一遍又一遍，诉说着你对文学的抱负，对英诗的欣赏，对雪莱的热爱，对华兹华茨的陶醉，甚至抄几行英诗，放在中文之间，希冀她欣赏你的别致、超越与清狂。你一封信去了，没有复信，两封信去了，没有复信，三封信去了，还是没有回信，十封之后——那册袖珍诗集里的佳句差不多抄光了——你胆敢回头向墙角一望，仍然只看到平垂的额头上突出小巧的鼻尖。终于，三年级还没念完，她便嫁人了，嫁给采购局局长的儿子，婚后便移居到美国开餐馆去了。
念英美文学硕士的时候，英诗把我误得更惨。我选读“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因为当时“形上诗”正流行。那位美国教授年过六十，却最喜欢约翰端恩的情诗，朗诵起来，老痰在喉头上发抖，漏风的声带嘶嘶作斑马鸣。根据欧立德等人的说法，约翰端恩的诗表现了情操统一的局面。他能一面抒情，一面说理，一面求你爱他，一面还要述明你为什么非爱他不可;也就是说，他用一个辩论的过程来表情达意。那位美国教授，为这个求爱的方式，热中得了不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我既然受业于他，怎能不吸收他的见地，以解我之大惑!何况约翰端恩在十七世纪是大情人，不知多少名媛闺秀为他的诗所风靡，照他的处方去谈恋爱，大概不会错到哪里。相传，端恩向一位女士求爱，女士不允，他便写了一首千古名诗题曰“蚤子”，劝她爱他。他说，你看，这里有一只蚤子，它已咬了你也咬了我，它肚里有你的血也有我的血，那便是说，你我的血，已在它的肚内做了婚配;既然木已成舟，你又何苦死爱面子而总是拒绝。此外，你既然慷慨地让蚤子为你“放血”，你怎能厚彼薄此，我难道还比不上一只蚤子!尤其有进者，蚤子已然替你“放血”，你的损失是如何轻微，所以让我亦如蚤子，相信你不会因此而不悦。端恩此番是否成功，文学史上没有记载;不过，以这首诗的才思之敏捷，相信那女士必定倾倒，被端恩的三寸不烂之舌摆平了。
读多了这些鬼诗，你就信以为真。正好那时我对一位女士颇有点倾慕。那位女士虽然学化学，好像也有颗慧心。我自己虽然没有才气，却与千古才子朝夕为伍，像端恩这种别致的心灵，我也分享了一二;我想，就算“我”不值得爱，至少可以因端恩而爱我呀。我乃发动攻击，一切战略战术，均以端恩的辩证法为最高指导原则，便是采取情操统一之说，一边抒情一边说理，一边表意，一边辩论。于是，每次碰见对方，无论抓住什么课题，立即辩论。从大前提到小前提，从小前提到结论;从“既然”到“因为”，从“因为”到“所以”，从“所以”到“于是”;每次都是条理分明，思路清晰。我自己都惊讶我原来有这么个好头脑，那女士当然更应激奋了。于是，每次应该谈情说爱，都代之以辩论，直辩到哑口无言。一位年高德劭的离婚绅士在一旁说，你追女孩子怎么是这个追法?我笑而不语：他怎么懂得端恩的情操统一之说呢，他不过是个电机工程师而已。结果有一天晚上，我去拜访她，坐定之后，她说今天真热，太阳真大。我接上去说，你不要怪太阳太热，有一天太阳会慢慢变黄，慢慢转凉，你要求它热它也热不起来了。话说这位女士是位虔诚的教友，她立即说太阳不会熄灭，因为上帝会照顾它。我抓住弱点，立即嘲讽(嘲讽也是端恩征服异性的战术之一)：是不是上帝手执庄子的大瓢，一瓢一瓢，往太阳里加注原子油呀!我为自己的这段机智语激奋得了不得，以为她在感佩之余，会扑地膜拜。孰知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只有茫然告退。后来我听说，她立即电告那位电机绅士，说我欺负她;那绅士一传即到，掏出白绢一方，替她揩掉颊上的伤心泪水，同时把肩膀迎送上去，让她把鼻涕擤在西装上。后来，她便嫁给了他：我只有继续与端恩为伍。
在这之前，我在台湾还有一位“女朋友”;那是断断续续，似友非友，待我行将出国，又突然热络了五分钟的一位往还多年的异性。甚至到告别出国前夕的约会，我都没有一握她的玉手。到美国后，与同住之唐君谈起，深感懊悔。唐君说，要握女孩子的手，那还不容易，你买一包口香糖，递一片给她的时候，随便就将她的手捉住。我不是没有请她吃过口香糖，却没想到“顺手抓”这一招。递口香糖时，总是我双指捏住这头，将那头递入她的双指间;从口香糖的这头到那头，不过两英寸的距离，却远过南极之于北极，太难超越了。我先出国了，不免鱼雁往返;次年，她的留学考试没有通过，于是来信了，说她今年出不来，而反问我是否愿意为她回台湾去。我本来可以骗她说，我当然可以为她回去，她一定会回信说，那你就不必回来了，这不过是考验你罢了。可是，我当时正好念过拉夫勒斯的《给卢卡丝达，走向战场》，里面有两句诗：“亲爱的人，我如何能爱你如许，设使我不更爱我的荣誉。”他乃离开情人，走向沙场，求功名去了。当时，我也正在攻读学位，硕士即将到手，而后还要攻读博士学位，这就是我的“荣誉”，我的功名，我如何能半途而废，背着自己这个脓包回台湾去!于是，我便特别工整地写了一封信，用打字机把上面的诗打下来，附上中文翻译，寄回台湾，以为这是多么别具风格，又多么男子汉的一场表演!孰知从此石沉大海，音讯渺无。这又是英诗误了我。
终于，我也像斯宾塞一样，在长期单身之后，结了婚，迎婚曲罢，那唐·吉诃德终于步入那长期渴求的洞房，浪荡的灵魂终得憩息。回首二十到三十岁间的青春，不能不说是一片惨白。这个失落全得责怪英诗，因为它所提供的战略战术，只是令我每战皆北。可见现实与英诗，人生与文学，的确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曾经是十七世纪或十九世纪，一位少女会为了一段机智的情诉，辩论式的表白，倾心相慕;曾经是一份别致，一份才情，也会激起一阵异性的共鸣。如今，那独自坐在墙角的女孩，看来如一具还魂的缪斯，实则不过在沉思自己的生计而已。
颜元叔《英诗误我》赏析
第一位回台湾任教的文学洋博士颜元叔，是台湾著名的幽默散文家。这篇《英诗误我》的幽默首先得力于文中流畅风趣、看似信手拈来实让人忍俊不禁的连珠妙语。或是前后矛盾之语，如“结果一个都没有爱上——直到遇着我的太太”，让读者本以为作者真是“如追求萤火虫，东扑西扑，到头来一脚踏入阴沟”;而当读者表示同情，心理期待却又突然被打破，因为作者身边早已有一位太太了。这位太太宣告“英诗误我”的破产，她或许就是“我”用英诗骗到手的吧。再有“唐三藏不沾鱼腥”的映衬，让读者暗想“作者”之纯洁，可“非不愿也，实不成也”一句则将因这种映衬而在读者心理上印象加强的期待突然一降，让人觉得出乎意料，这种落差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感。以上这些自嘲为下文往事的叙述打下伏笔，使全文结构浑然天成。
如果说上述例子是句子内部结构中体现出幽默技巧，文中亦不乏单枪匹马词语的精妙运用。如词语移用——将适用于某一特定环境或对象的词语移用于别物。作者将“战绩”、“攻击”、“战略战术”等军事术语用于恋爱场合，化庄重为幽默，增强了行文的活泼性。又如夸张——有意强调某一事物的个别特性，“老痰在喉头上发抖”以拟人手法扩大痰声，“漏风的声带嘶嘶作斑马鸣”故意夸大老教授声音虽嘶哑却高亢。还有精细数词入文——在本应用模糊数据以示大概时却用精细的数字来表达，如写到出国前与一位异性“突然热络”，却用“五分钟”这一精确时间概念来表达以示其短;又如“从口香糖的这头到那头，不过两英寸的距离，却远过南极之于北极”，既夸张又对比，显示了顺手一握之难。
作者对约翰端恩的模仿更是逸趣横生。凭着对约翰端恩一厢情愿的崇拜而发挥超乎寻常的思辨力，企图像端恩一样以三寸不烂之舌摆平对方。起初事情发展态势良好，自以为那位女士在自己的激昂论辩中“更应激奋”，孰料事与愿违，竟帮忙把她推进“年高德劭”的电机工程师的怀抱。逆转之大，让人防不胜防。读者的心理期待从才思敏捷的辩论看到希望，继而却是“作者”的茫然告退的失望和曾被不屑的电机工程师慷慨以白绢、肩膀、西装轻易稳操胜券的意外，笑声也就从前后的强烈对比中释放出来。
余光中在《幽默的境界》中认为“幽默实在是荒谬的解读”，它往往沿着荒谬的路线朝前发展，以示荒谬之后果。本文中整体荒谬有二：对于执着现实人生的人，这种追求方式实在荒谬之至，让人不能忍受，最好的方式就是千辛万苦后让不觉悟者碰壁，况且“我”竟是顽石一块，荒谬地固执己见，结论自然是“英诗误我”;但若是执着于文学的人，定会随着“我”的被抛弃而感到锥心的疼痛。这种荒谬其实反映了作者青年时代的幼稚和十足的书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