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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论睁了眼看》原文、注释和赏析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 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 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即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 一通而后快。赫克尔 (E. Haeckel) 说过: 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 “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醮纸火盆,妄希福祐,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 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着。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析】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鲁迅的名言。鲁迅深感于有的人,特别是中国的旧文人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便引用虚生的文章,强调指出“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才能大胆地变革现实,改造社会。睁了眼看,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

  鲁迅倡导要正视现实,敢于直面人生的各种惨剧,敢于面对敌人的压迫与摧残而奋起抗争,但他又发现“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儒家的礼教和思想深入骨髓,形成了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非礼勿视”乃是儒家的诫条,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礼”又十分繁琐和严格,不合于礼教的律条,就决不能视,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都不允许。也就更不能任意视“人”,要正视现实、承认矛盾就更不容许了。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许多人不能睁开眼睛看社会,面对现实不敢抗争的奴隶性格。许多封建文人言不离孔孟,行不越规矩,目不视宇宙万象,心不求客观真理,对于社会矛盾和人生悲剧,先是不敢正视,以后便不能正视,再后便视而不见或干脆不视不见了。但文人们身处社会,“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因为文人们毕竟敏感,是不满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的,但从自身利害考虑,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眼睛”。他们面对种种惨剧和压迫却视而不见,连自己身受的苦痛也不敢承认,明明是缺陷很大却偏说一切圆满,明明是身受压迫与摧残,却自我解嘲地说,这是老天爷对我的考验与磨炼,必须要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准备承担天降大任。其实,这也是一种阿Q精神,是用未来的虚幻的光荣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不但欺人,而且自欺。在文人中形成了这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鲁迅痛心于中国文人用“瞒”和“骗”的手段,制造出许多“瞒”和“骗”的文艺,粉饰现实,掩盖黑暗,欺蒙读者。于是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从许多作品举例来加以评论。首先假设情况,作类比推理推导出中国文人的看家本领——瞒和骗。久蛰洞房的老太爷习于黑暗,怕见阳光,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从未见过旷野的黑夜,但如果他们的环境突然改变,就只有自欺欺人,否认现实,“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于是在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作家们笔下出现才子题诗,佳人奉和,才貌匹配,私订终身。经过种种磨难之后,才子中状元,“奉旨成婚”,成其好事。《红楼梦》敢于实写,宝黛和其他人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上常有的实事。但高鹗的续书却写出贾氏家业再振,宝玉、贾兰同时中举,兰桂齐芳,就是贾宝玉虽然出家做了和尚,但身披大红斗逢,十分阔气,又受神仙的接引,必定“入圣超凡”。而更多的续作者连高鹗也不如。他们的或续或改,往往叫林黛玉借尸还魂,或在太虚幻境成为仙姬,让宝黛或生前完婚,或在仙界成亲,一定要生旦团圆,一切美满,毫无缺陷,这才是最典型的瞒和骗的文艺。鲁迅嘲笑这些文人“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鲁迅还对“作善降祥”的古训加以分析反驳,《尚书·伊训》的原义是: 行善的人天将降给他百种祥瑞,行不善的人天将降给他祸殃,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客观事实证明并没有这样的报应,事实正如关汉卿的《窦娥冤》中所说:“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东魏人为元湛写的墓志铭就强调“积善不报,终自欺人”,已经不相信这种瞒和骗的古训了。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竭力宣扬因果报应,愚忠愚孝,甚至焚儿救母,抛儿入火盆,用谋杀儿童的罪恶行径为祈求上天的福祐。这原本就已经灭绝人性,令人发指,但擅长于瞒和骗的改作者却凭空添造出更为美满的结局,让垂危之母生命得延,入火之儿也一并不死,身患痼疾的丈夫服药便痊愈了。通过以上数例,鲁迅总结出瞒和骗的文艺的规律与目的是:“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那么,在历史上已经是难以更改的事件,如关羽与岳飞,前者在荆州失守后兵败麦城被孙权部将所杀,后者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行冤杀于风波亭上,两位绝世的大英雄结局悲惨,史明彰实,无法可改,按理不应再设骗局。但善于瞒和骗的封建文人却宣扬关羽死后成神,玉泉山显圣,后来更被封建帝王褒封,显荣千代,护祐万民。他们又瞎编了岳飞与秦桧一为金翅大鹏鸟,一为黑龙。大鹏啄伤黑龙,种下前世夙因,秦桧害死岳飞,乃是冤冤相报。因此,“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一切皆有定数,正义早被泯灭,千古奇冤被化解为夙世果报,英雄遇害反倒成为入圣超凡的起点。鲁迅对这种文艺的剖析道尽了古今中外一切反现实主义、粉饰与歪曲生活真实的作品的底蕴,也把他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一个方面揭露无遗。

  经引用例证多方面剖析后,鲁迅总结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的结论,并愤怒地指出,“在这路上,就证明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这种卑怯的精神状态阻碍着我们民族的自强和振奋,使我们不能睁开眼睛看现实 ,奋发向上求进步,反而赞忠臣,歌烈女,不以亡国为耻,不以沦落为悲。“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借死人的灵光,获得最上的光荣,在自欺欺人的瞒和骗中,走向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末路,这是多么危险的局面啊!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要改变国民性,要振起民族魂,治疗中国国民精神的创伤,首先要靠文艺。封建文人所炮制的瞒和骗的文艺,正是毒害人民思想的麻醉剂。他深刻而辩证地阐明了这种文艺和国民精神的关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要创作出鼓舞人民前进,促使人民精神觉醒的崭新的现实主义文艺,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大胆革新,勇于创作,开辟出 “一片崭新的文场”。为此,鲁迅热烈呼唤“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才是真和美的文艺,血和泪的呐喊,是烛照人民心灵的圣火。鲁迅断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就是由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首的一批闯将,冲破了传统思想和手法的束缚,大胆革新,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异域的营养,创造出来的。从此,一切瞒和骗的文艺都失去了市场,再也不能瞒哄读者,掩盖社会的罪恶,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然而,鲁迅是十分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告诫我们切勿上当,别让新的瞒和骗的文艺又来欺世盗名,毒害群众。他强调指出,歌吟花月的才子佳人文艺可能被赞颂铁和血的文艺代替,“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这种冒牌的爱国文艺,如果仍然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不能深刻反映社会的矛盾,揭出人生的痛苦,那仍然是同一路的货色。只有目光短浅,缺乏鉴别力,又不能睁了眼看的批评家,才会赞赏这种文艺。鲁迅准确地抓住特征,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批评家的形象:鄙薄花月,反对文艺吟风弄月是他们自我标榜的口号。但他们又在爱国的幌子下,闭上了眼睛,不能以清醒的目光去分析和辨别这种新的赞颂铁和血的文艺的实质。实际上,这种所谓有的批评家也仍然是专以瞒和骗为其能事的,他们的眼睛,“或者本来就闭着”,是瞒和骗的文艺家的同伙。

  字数:5711

  作者:徐啸虎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14-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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