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存与死亡的思考，是文明人心智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这个问题留给不同时代的民族或群体的心理投影却很不一样。对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的古代文人来说，生死问题往往被纳入纲常道德的范畴，使人成为责任和操守的一种形式，所以在他们的意识中，如果生死问题不涉及纲常道德——在男人是气节，在女人是贞操——那么几乎是没有讨论意义的。除此之外，他们对生死问题就基本采取一种超然或者说回避的态度。反映在文学上就是生命意识淡化和抒情化，以造境代替写实，喜欢抒写人生的空漠和悲凉之感，不大愿直接涉及死亡的严酷现实。即使是小说写到死亡，也大多强调其道德意义，有意无意地回避个体的感性心理，用不同方法转移对死亡的观照。这和基督教文化那种直面死亡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近代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喜欢凸出死亡的生理痛苦与恐怖场面，强调个体对死亡的体验;托尔斯泰的三巨著，围绕着死亡与复活来作文章，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思考，不用一点含蓄和朦胧，在中国是很难找到的。如果说有例外，那么《金瓶梅》倒可以算一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金瓶梅》是以人物死亡为结构线索并试图通过死亡来探讨人生终极意义的一部小说。《金瓶梅》写了那么多死事：武大、花子虚、宋惠莲、官哥、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春梅……作者常常通过死亡来总结人生，并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他们死亡的过程和情状，强迫我们体验人生和死亡的痛苦。这对我们的接受系统来说，无疑是一种刺激和挑战。在这其中，除了西门庆之死，大概就数李瓶儿之死的描写最容易令很多读者反胃了。
李瓶儿是西门庆最后娶的一个小老婆，在她之前，西门庆已有了五房妻妾，依次是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这个女人的死不具有丝毫道德的意义，比如节操什么的。但作者却花了三回书的长长篇幅叫我们领略这种微不足道和丑恶的死亡，第59回，李瓶儿的一年零两个月的儿子官哥在这个整日价闹攘攘的家庭中折腾死了，李瓶儿几次哭得昏过去，棺材出门，又一头撞在门底下，磕破了头，潘金莲见死了孩子，每日精神抖擞，百般称快，还指桑骂槐刺激她。忧戚加上气恼，使李瓶儿渐渐心神慌乱，梦魂颠倒，茶饭也减了。第60回开始，她已经是一病不起，重阳节家宴的时候，她扶病参加，“恰似风儿刮倒一般”，酒也喝不下，坐一回就晕，回房坐净桶撞倒在地，就再也不能起床。不久，她就“面如金纸，体似银条”，探病的人摸到她身上又都是骨头，她虽然还在苟延残喘，但家里的人都知道她已是要死的人，开始张罗替她买棺材了。她的病是很丑恶的，下体不断地流着血，用草纸垫在床上吸，湿透就换，腐臭的气味充满房间，不断烧着的薰香也辟除不了。
接近死神的这个少妇只有二十七岁，但她的一生却是那样的不堪回首：她是正月十五生的，那天人家送了一对鱼瓶来，所以小字唤作瓶姐。西门府里的人称她为“六娘”，那是她改嫁西门庆以后的事。早先，她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梁山好汉破大名的时候，她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上东京投亲，嫁给了花太监的侄儿花子虚，随告老的花太监到故乡清河县居住。继承了花太监遗产的花子虚很富有，不干营生，终日荡魄飘风，耽于花酒，把李瓶儿甩在家里，西门庆趁机勾上了她，两家宅院紧挨，西门庆就经常爬过墙头和她幽会。后来花家兄弟为争家产闹内讧，花子虚遭了官司，李瓶儿把三千两银子和四箱珍宝偷运到西门庆家，待花子虚破财回家，李瓶儿更是一心想跟西门庆，不断地欺凌自己的丈夫，终于使花子虚气恼而亡。花子虚死后，西门庆因遭事故顾不及去娶她，她竟在短时间内招赘了医生蒋竹山，又嫌这个医生不惬意逐出门去，这才巴巴地嫁到西门庆家里来。
儿子的夭折使李瓶儿联系到自己一生的痛苦和罪孽，她的梦把这种心中的万千思绪深深地表现出来： 她梦见前夫花子虚一次次抱着官哥来对她说，房子已经找好了，催她快些去同住。花子虚和官哥本来没有什么关系，是她的罪孽感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做完梦，她就怕得很，怯生生地告诉西门庆，又不敢提花子虚的名字，只说“他”和“那厮”，说“死了的”。罪孽感沉重地压加她的心上，咬啮着她的灵魂，但她还不想死，听说有法师能驱邪，就催着西门庆快快去请。过去，正是因为这个汉子的勾引，她才背叛丈夫，现在丈夫来索命了，她自知理亏，却仍然痴心地爱恋着这个汉子，希望能和他厮守，即使不能终老，多几年也是好的。在临终的床上，她深情地叫他“我的哥哥”，她虚弱得不能哭出声了，仍用瘦得“银条似”的胳臂扯着、搂着西门庆。这是中国小说里未见过的热情，于是有人将这两个沉湎于欲海里的痴魂比之《神曲》里保罗和法朗赛斯加。
是的，李瓶儿和西门庆也都是应该下地狱的角色。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即使是正妻的意义也主要是伦理的，性关系被限制在最低层次上，还要排除欲的成份，因此，李瓶儿这种包含着强烈性欲的痴情当然是邪恶的，更何况还因为这种痴情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呢。有人认为，《金瓶梅》这部书的主题是通过人生的罪恶和痛苦来揭示佛理的，因为佛教认为人生的罪恶和痛苦主要是由“六根本烦恼”引起的，所谓烦恼即迷惑，人类因迷惑而造诸恶业，受种种的痛苦。六根本烦恼指“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恶见)”，贪、嗔，痴又被称为“三毒”。西门庆的作恶是因其“贪”，潘金莲“嗔”心太重，李瓶儿的故事，突出表现的则是“痴”。这虽然有一些道理，却并不十分准确。《金瓶梅》的作者确实很强调宗教论证，但是作者宗教意识的纯度实际是很令人怀疑的。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中国人从来就很少纯粹的宗教观念，中国的宗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泛宗教”，人们并不十分拘泥于什么教理。比如，在佛教看来，“痴”是愚痴迷昧，智慧闭塞，并因之起诸恶见，实为三毒之总根，能肇伤天害理之事，死坠畜生道中。而《金瓶梅》中李瓶儿“痴”的表现实际上不过是一般人所说的痴爱、痴心的意思。再如《金瓶梅》作者讲轮回因果，却又对造诸恶业的狗男女很慈悲。整个故事完结的时候，众罪人血淋淋地来到普净禅师那里听候发落，和尚并没有骂他们，也没有遣他们下地狱，而是放他们投生，等待来世中的善行洁净他们的灵魂。因痴而造孽的瓶儿并没有入畜生道，关于她的三生，照阴阳的徐先生在她死后观看的黑书判得十分明白：“前生曾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禀性柔婉，自幼阴谋之事，父母双亡，六亲无靠; 先与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气;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气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开封府袁指挥家为女，艰难不能度日;后耽阁至二十岁，嫁一富家，老少不对;中年享福，寿至四十二岁，得气而终。” 因此，与其说《金瓶梅》作者之写瓶儿的罪恶和痛苦是论证佛理，实不如说他不过是用和旧时一般中国人差不多的文化观念来解释人生的罪恶和痛苦，这虽然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却不免肤浅，倒是他所写出来的人的罪恶和痛苦本身，因为是小说家基于生活的真实的创作而显出艺术的深度。
从徐先生的黑书判断来看，李瓶儿的三生确实没有多少幸福可言。就拿今生来说，父母双亡，六亲无靠，先是作妾受气，又夫妇不投，费了那么多周折来到西门庆家，一进门汉子还折磨她，一连三日不入她的房，还脱光她的衣服抽她的鞭子。虽然不久她成了宠妾，又因最先为主人生下男孩而大出风头，加上私房钱多得很，大把大把地送人花用，赢得了仁厚的好名。但是，灾厄也伴随着这一切缠绕着她。面对潘金莲凌厉的攻势，她没有反击的能力，有时偷偷对人诉诉苦，有时就只有躲着哭泣，所以西门庆也说她连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这个弱小女子的肉体和灵魂，不是在炼狱，而是在人世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并最终被痛苦所吞啮。备尝人间痛苦的何止一个李瓶儿。第66回黄真人为瓶儿炼度超生，提及十类孤魂：阵亡而死的，饥死的，客死的，刑死的，药死的，产死、屈死、病死、溺死、焚死的，映现的不正是现实世界无所不在的痛苦吗?
痛苦普遍存在，这是《金瓶梅》作者从对生活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他的小说处处想说明这一点。它吸引着作者去探寻人生痛苦的根源。但是，这个问题对文明人的心智来说，同样是一个大题目，谁能提出永恒的答案呢?佛教认为人之大患在“有身”，万苦皆因生命，所以佛教的“四谛”以苦谛为本。西方的叔本华也说：“人生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人的本质是什么，他认为就是“欲求和挣扎”。萨特则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痛苦、需要、情欲、劳苦是一些原先的实在，它们是不可克服的，也不是知识所能改变的。”我们不知道《金瓶梅》作者是怎样想的，但人世万恶万苦的根源仅仅用道德的堕落是解释不了的，情欲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理应得到首肯。因此，不管《金瓶梅》作者有着多么高尚的道德意识，也不能完全泯没他作为时代生活参预者的直觉感受。我们看到，虽然他很想对李瓶儿的一生做宗教论证，也不乏道德的批判，但他的笔下对瓶儿人生的痛苦常常表现出同情，甚至为她邪恶的痴情所感动，这大概与但丁对保罗和法朗赛斯加的态度差不多，但丁不是既让那对负罪的男女下地狱，又禁不住为他们而昏厥吗?
按照我们的看法，李瓶儿的痛苦，西门庆应该有很大的责任，但是瓶儿的认识却使我们失望，我们看不到她的觉醒，看不到她的抗争。明明是西门庆这个恶人引诱了她，甚至她的病也是西门庆造的孽，但是这个笨女人却至死不悔，甚至死后亦不悟，她的鬼魂还一次再次地来到西门庆的梦里，还与他欢好。瓶儿的这种不可救药当然容易引起人们的道德义愤，但也说明瓶儿人生的大痛苦在于她的欲心太重，邪恶的情欲不仅和她的生命亦和她的灵魂胶结在一起。曾经有人批评《金瓶梅》李瓶儿性格的描写，认为她在进西门庆家之前是阴险恶毒的淫妇，到了西门庆家却变成了善良忍让的妇女，很矛盾。其实作者正是以情欲为契机来把握人物性格的变化的。这个女人禀性柔婉却又欲心太重，她的情欲在花子虚和蒋竹山身上寄托不来，于是心理上由厌恶而生毒心，导致外在的进攻型性格;等到了西门庆家，她的情欲已有所附丽，完全满足，她不是告诉西门庆“你就是医奴的药”吗，这就使她失去进攻的目的和心理的力量，因愚钝而显出懦弱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女人柔弱的表现，至少还可以说明她虽然欲心太重，但比起潘金莲，她的人性的异化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她身上的人情味——假若我们不以道德为背景来考虑问题——常常使人感动。作者似乎也不时忘掉自己的道德意识，不叫她下地狱，甘愿和她一道体验人世痛苦的折磨，李瓶儿之死的描写正表现了作者和瓶儿一样对充满痛苦的生命的留恋。当死亡的孤寂环绕着这个垂死的少妇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人怎样各为其私过着自己的日子，享受着生命的欢乐。重阳节来了，合宅照样设宴，接了申二姐来唱小曲，一套又一套，还强请出李瓶儿凑热闹来助大家的玩兴。西门庆仍然外出饮宴嫖荡，一趟趟跑到王六儿家去滥淫。干女儿吴银儿是个妓女，不愿意来探病，她想多赚几个钱;老出入西门宅的王姑子倒是来了，带了点粳米和干饼，近来她和薛姑子为分印经的银钱有了纠纷，见面就在病人面前罗罗唆唆骂这个老搭档;从前拉过皮条的冯妈妈，迟迟地也到了，进门就和那些不正经的丫环取笑。医生一个个来诊治，各说医理，扰攘一番，又一个个走了。就在这闹攘攘的孤寂中李瓶儿为自己安排着后事，“教迎春点着灯，打开箱子，取出几件衣服银饰来，放在旁边。先叫过王姑子来，与了他五两一锭银子，一匹绸子，‘等我死后，你好歹请几位师父，与我诵《血盆经忏》。’……又唤过冯妈妈来，向枕边也拿过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黄绫裙，一根银掠儿，递与他，说道……”又叫过奶子如意儿，丫环迎春、绣春，也都给了银钱财物，为他们一一解决自己离去以后生路的安排。过后，伤感地告别西门庆、吴月娘，对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也“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她要最后干预生活，抚摸一下这些零碎的人世关系，使她生命的痕迹尽可能保留长远一些。
情欲、痛苦，这些“原先的实在”，对个体生命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精神负担，一方面又是生命个体存活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极度痛苦正是植根于对生命的爱，愈是热爱生命，对生命所赋予的痛苦感就愈深刻，这正是人类的悲剧处境。而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看重，是人类自身的一种觉醒。西方基督教喜欢宣扬天国的幻梦，叫人们忍受人世的痛苦，通过死亡走进天国的光辉，文艺复兴时代的薄伽丘却写了一本《十日谈》，宣扬幸福在人间。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一向不太相信地狱和天堂之说，但对生命个体实际上也缺少一种执着的爱。《金瓶梅》的作者却表现了与传统观念不一致的新的人生观。《金瓶梅》关于李瓶儿命运和死亡的描写，说明作者这样的认识： 人生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生命应该属于个人，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甚至是罪恶的人生也是值得留恋的。这种对个体生命的重视，是某种人性的觉醒，这正是晚明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