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一。本《小戴礼记》的一篇,《中庸》别行,古已有之,《汉志》有 《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宋时,与 《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中庸》为今古文学混杂之作,相传是战国时孔伋所著。“中庸”之解,有 “中,正也”、“庸,用也”(《说文》),“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何晏《论语集解》),一般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朱熹《四书集注·中庸》)之说较妥。有《十三经注疏》本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之 《礼记》 《中庸》篇)。《四书集注》有《中庸章句》1卷。《集注》刊刻甚多,有正统年间司礼监经厂本,清乾隆年间《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等。
孔伋(前483—前402),字子思,孔丘之孙,相传曾受业于曾参、战国初哲学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然已佚。现有《礼记》 中的《中庸》、《表记》、《场记》诸篇,相传为孔伋所作。孔伋的“中和”论,强调 “诚”为天地之 “本原”。他以 “中庸”作为其学说核心,宣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等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孔伋的哲学观被认为是对孔丘“道统”的继承,后被尊为“述圣”。孟轲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发扬了他的学说,推崇内心省察的“尽心善性”,因有思孟学派之称。
《中庸》一篇,近4千字。首段即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论点,认为人性由“天”命定,任自然之“性”,行事合于“天道”,修治政事应以“道”化民。强调君子应“慎其独”。“中和”则是天下之 “大本”、“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宣扬了“四情”不发或虽发而不可越礼的人格修养为天下本原的认识观念。认为“中庸”即为“君子之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由修身推及为政,则主张“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则以 “亲亲”为大。在“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的因果上,明确“天下之达道” 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五伦;“天下之达德”为 “知、仁、勇”三德。认为“诚”是“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达到“博学之、审训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识境界; 因此至诚不已,即可 “无息”,“尊德性而道问学,就可在学与思上 “温故而知新”,学与行上“敦厚以崇礼”,于是就可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极高明而又“至诚如神”的“中庸”境界。
《中庸》所反映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作为一种应用于社会、政治范畴的哲学方法论,在我国思想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唐代李翱就将《中庸》之 “至诚”作为“灭情复性”所要达到的境界,且发展了 《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观点,认为 “人人性善”,一旦复性,便可“至诚”。《中庸》一书尤其受到宋代理学的殊遇,认为《中庸》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之道一触及社会领域,在理学家看来就成了 “极其中而天地位”,“极其和而万物育” 了,也就是君、臣、父、子的 “各正其分”。(朱熹 《中庸章句》) 然而,首见于 《论语·雍也》的 “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哲学方法论,“中庸”准则还可应用于许多领域。例如,主张对人民“施取其厚,事举得中,敛从其薄”(《左传》),在形式与内容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而君子”(《论语》),对不了解的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等,都反映了“中庸”的思想方法。因此,作为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它是唯心主义的,但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