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觚》是一部论述学理治理的哲学论著。晚清魏源撰。收入《古微堂内外集》,通行的版本有清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丰城余氏“宝墨斋丛书”本;清宣统元年(1909)黄象离增补重编,易名《魏默深文集》由国学扶轮社出版刊行。1976年北京中华书局以黄象离本为底本,参照其他诸本对校,标点,出版了《魏源集》上下二册,除序言不足据外,其文集本身是目前较好的 一个版本。
魏源 (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喜经世之略,其为学“淹博贯道”,无所不窥,而务出已意,耻蹈袭前人”。(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鸦片战争前,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延辑《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亦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对社会实际了解颇详。道光二十 一年(1841)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加浙东抗英斗争。后因清廷战和不定,愤而辞归著书。1842年著成《圣武记》,后又受林则徐之托,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的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倡议在沿海办造船工业,设立私人厂局。咸丰三年(1853)任江苏高邮知州,主办团练,谋抗太平军。晚年弃官学佛,“潜心禅理,博览经藏”(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以至于寄居僧舍,日趋消极。著作除《圣武记》《海国图志》外,还有《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元史新编》、《孙子集注》、《老子本义》 等。
《默觚》分《学篇》、《治篇》两部分,学篇14篇,《治篇》16篇,共30篇。约4万字。其最有价值的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出了“先行后知”的认识论。文章指出人的智慧才能不是先天所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才能获取经验和知识。文章举例说: “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岂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参也。”因此得出结论: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焉有不行而能知乎?”文章又一针见血地反问到“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 《易》乎?”文章十分重视实践对认识的作用。认为: “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其次,文章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指出“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且“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如阴阳、寒暑、昼夜、屈伸、伏飞、快忤、祸福、消长、难易、丰歉等等,而且事物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相互转化,“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消与长聚门,福与祸同根”。其三,提出了事物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进化思想。他说: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社会在发展变化,各项制度也必须跟着发展变化。他以赋税、选举、兵丁徭役等制度为例,指出中国古代“租庸调”变“两税制”、“两税制”又发展为 “条编”; 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考试; 丁庸变差役,差役又变雇役;邱甲变府兵,府兵变骑。各种制度无不在变。而且“后世之事,盛于三代”。“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变古的目的,是为了便民。事物发展变化的标准则是便国利民:“天下事,人情所不变者,变可复,人情所群变者,变则不可复”。事物的发展变化就像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必不可得。因此“屐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国家各项制度的改革,其目的和宗旨是为了“利民”“便民”,那就不必一味法祖泥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既然知识是来源于实践,改革是为了便民、利民。那就要求学有用之学,学为了治,治要了解民情实际,为了利民。从这些原则出发,魏源在文章中还指斥当时的知识分子、官僚贵族“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际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彊圉,下不足苏民困”。只知皓首穷经,迂说心性,必然误国误民。
《默觚》言学尚致用,言治崇变法,系统地阐述了魏源的经世利民的思想。其认识论带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大大丰富了我国唯物主义哲学宝库。文章非常明确清晰地论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这在中国哲学史上 “还是很少的”(冯友兰 《魏源——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先进思想家》)。其有关事物发展变化的论述,冲破了 “敬天法祖”的束缚。将旧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默觚》注重实践。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要 “便民”、“利民”。这些哲学思想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奠定了哲学基础。正是在这种注重实践,崇尚变法,便民利民的思想指导下,魏源了解社会的实际需要,积极主张变革,才能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开创了晚清一代新的学风” (齐思和 《魏源与晚清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