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象潮水一般涌出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了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 “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了河埠头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着雇短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一点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那里来得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将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情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要比七块半多一点吧。那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一点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 “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来,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噜囌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阶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浮现着希望的酱赤的颜面。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嘴脸。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却总得粜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着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不复可见。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支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投射出来, “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 “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问个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袄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 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那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方能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增了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谩骂那黑良心的来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岸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噹,噹,噹,——“洋磁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点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地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 “乡亲”的口袋里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缩预算的踌躇之后, “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了。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 “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船梢头拿出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仓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得不缴租呀。缴租立刻要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来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更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计策,我们一起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花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象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进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 “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 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 (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 (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指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 “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拘留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他十块八块;有的求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那里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富有声色的人物对话——谈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旧中国三十年代农村悲惨生活的景象,从老作家叶圣陶著名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也可以明晰地看出来。
这篇小说,以大量的笔墨成功地描写了人物的对话,并富有声色地借此展示了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残酷的社会现实。鲁迅在《看书琐记》中说过: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不独在读者面前出现了须眉栩栩的“模样”,而且把读者带进了那漆黑肮脏的世界,与他们同样感受着愤懑与不平。叶圣陶同志是一位很懂得刻划人物的巧匠,但他决不滥作人物表象的絮烦而臃肿的涂饰,极力摒弃细到连头发丝也要作一番形容的冗笔赘墨。小说用一系列有特征性的对话,抨击了当时丑恶的社会现象,使其成为有助于表达主题思想的机体,由是弥见感情的真切。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同思共想,一道呐喊出了反抗的呼声。
《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并非信手拈来去填塞小说的篇幅,而是精心选择来拓开生活的画面。我们从人物对话中看到了三十年代初的社会环境——
贫苦的农民终年在穷困中打发苦难的岁月,他们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庄稼的收成上。多亏老天爷有眼,风调雨顺,终于让劳累的农民所流的汗水,变成了雪白的大米,一亩田多收了三五斗粮食,年成不可谓不好,这总该可以透一口气了吧?谁知一群旧毡帽朋友到镇上粜米,于万盛米行的“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的时候,原来的满腔热望如肥皂泡似地破裂了!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各处的米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旧毡帽朋友探问粮价,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粮价由十五块跌到十三块,又由十三块大幅度地跌到五块,还要由五块再往下跌,这正说明丰收的年景非但不能摆脱农民贫困的命运,反而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更进一步说明农民穷苦的根本原因是那万恶的旧社会。旧毡帽朋友发出了“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惊讶,米行里的先生随之提出“现在是什么时候”的反诘。前者对“跌”出乎意料,后者对“跌”入其意中;农民们会在“跌”中破产,米商们将在“跌”中发财。小说就是通过这种利害关系的对比、突出了两个阶级的对立!投机商人为什么能够贪婪地对农民如此压榨的呢?这就要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上去找原因。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 “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贱粜新米,怎不叫旧毡帽朋友神伤心痛,满腹的忧愁化成了无比的愤激,出发时“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一易为没精打采,眼睁睁地看着渗浸着自己血汗的白米卖不上价钱,除去说两句气话,实在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暗示着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粮食市场,造成了农民丰收成灾的悲剧。“外洋大轮船”的驶入,在中国境内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农民的劳动果实被“洋”排挤殆尽, “洋”不就是“掠夺”的代名词吗?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 “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
“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是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这里的对话,应验了米行里的先生先前所说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的事实,现在是多收了三五斗的时候,是农民们“以为该得透一透气”的时候,而实际上却是投机商人联合起来乘机向农民大肆榨取的时候,是国民党的官吏们正好对农民敲诈勒索的时候,也是封建地主重利盘剥农民到了逼债的时候,所以去范墓粜米无异于投肉喂狗,徒增一层烦恼罢了。 “同行公议”来压低粮价,透露了米商们暗地里在相互勾结,以此堵塞农民择地粜米的渠道,用心何其刻毒!“过两个局子”要捐钱纳税,反映了农民运米过境的寸步难行,不堪忍受多如牛毛的搜刮,农业丰收却创巨痛深至此,使读者也为之唏嘘!
小说写了来自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投机奸商这四个方面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表现了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反而增加了痛苦和不幸,揭示了农民贫困与破产的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旧毡帽朋友与米行里的先生的对话显示出来的。直接侵吞农民粮食的米商,看起来是在买卖上施出了随机顺势以决定涨跌行情的手段,达到营私饱囊的目的,而骨子里却是仗着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与上层那些吮吸民脂民膏的角色,一道坐在旧中国的人肉筵席上,干着罪恶的勾当,因此作者赋予了粜米时人物对话的时代色彩,就使得小说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刻了。我们从《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中还看到了精神上烙有伤痕的农民们的心理状态——
旧毡帽朋友最关心不过的就是粮价了。当他们听到米的粜价只有五块的时候,一声“什么!”表明了问价后的大失所望。他们不相信亲耳听到的事实,提起迥异于现在的情况: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表明了自己是多么希望按照这样的粜价出售新米啊!然而希望是不能代替事实的,五块不会变成十三块,于是愤言“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表明了他们所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由始而吃惊,到继之生疑,直至最后动气,这一连串的心情变化,发生在一瞬之间,反映了贫苦农民不能掌握本身的命运。贱价粜米心不甘,不粜没法还借债,粜往别处更吃亏,那就只有无可奈何来议价了。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旧毡帽朋友在“哀求”中存有侥幸,但却遭到米行里的先生的冰然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不,他们心想哪怕能够争取到使粮价稍微“抬高一点”也是好的,于是就委婉地表示了对压低粮价的不满,从前后粮价一涨一跌的悬殊上来诉诸于理,动之以情,幻想着或许这样会使对方体谅自己的苦衷,发出善心,满足他们“七块半”的要求。尽管语态是如此的恳切,语气是如此的平和,得到的却是白眼、冷嘲与恫吓。米行里不愁没人来粜米,而旧毡帽朋友心忧米价还要跌,再拖些时日,只怕连“五块”也卖不上,那损失岂不更大,何况“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呢!他们舍不得卖而又非卖不可,忍痛将米卖给了万盛米行,但所得到的“并非白白的现洋钱”,而是信用不高的中央银行的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 ‘袁世凯’,不行么?”
旧毡帽朋友知道“现洋钱”这民国初年铸的银元,本身具有实在的价值,因此手里拿着中央银行的钞票,内心里有着又多受了一层剥削的隐痛,但又不敢直接说出,只得忍气吞声,陪着小心,请求换钱,以免触犯了滥发这种纸币以掠夺人民财富的国民党政府而遭致横祸。 “不行么?”在寥寥三个字的对话里,饮泣含恨,毕现了复杂而不可言状的心理。换钱没有能够成功,旧毡帽朋友不得已就降低了要求,说:
“那未,换中国银行的吧。”
中国银行是北洋军阀时代创办的一家大银行,当时它发行的钞票比起中央银行的钞票来,信用要高过一筹。即使换不到洋钱,若能换到中国银行的钞票也是好的,把凡是想得到的要求都提出来,虽然是在一步步的退让,但提总比不提强些,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句对话,却敞露了旧毡帽朋友的这些内心活动。换钞票也没有能够成功,旧毡帽朋友路路断绝,多收了三五斗的结局竟是如此,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我们从《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中又看到了无路可走的旧毡帽朋友鲜明的反抗意识——
粜米之后,他们怀着失望、懊丧、矛盾的心情走上了街市。市面上表面的热闹掩盖不住实际上的萧条,农民们的购买力低下得连买一条毛巾、一面镜子的愿望也不能实现,虽然多收了三五斗,但想买一个热水瓶竟“简直不敢问一声价”。他们回到船上,气得借酒浇愁,七嘴八舌地骂开来,在骂声中爆发出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他们骂粮价压得太低,骂“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骂地租高利贷的剥削……发泄着郁积的愤恨,迸射出反抗的火花。命运的悲惨,希望的破灭,生活的断绝,以及对剥削者的愤慨,酿成了旧毡帽朋友不可遏制的反抗意识。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欠收固然亏本,丰收还是亏本,亏了本就缴不起租,抗租吧,就得吃官司,缴租吧,老债上就要再加新债,所以农民们感知到种田不能活命。不种田干什么呢?去逃荒,去做工,可是这都不是一条生路,从火坑里跳到刀山上还不一样吗?旧毡帽朋友渴望起来反抗,在现时的教育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等着饿死,不如去拼它一个性命。从他们所提出的“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疑问上,从他们所表示的再不愿意替米商、田主“白当差”的态度上,已分明地叫人看到其因反抗意识的滋长而产生出的阶级觉悟。他们终于想到要去抢米了: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这段绘声绘形的对话告诉我们:长期忍受压迫的农民被逼得气息奄奄,准备铤而走险。他们要用抢米的反抗行动来报复趁火打劫的米商,更想冲破“王法”的顾忌来扩大抢米的范围,说明了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处如此,各地皆然,丰桥“闹过抢米”,这如同打出了信号弹一样,召唤着旧毡帽朋友去作类似的斗争。他们知道斗争是要流血的,而对斗争的前途却不能作出充分的估计,不过自己在求生不得后反抗意识抬了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叶圣陶带着既悲且愤的感情,谴责与鞭挞了腐朽的旧中国,他虽然没有在小说中直抒胸臆,却显然可以在人物的对话中看得出来,收到了感染人的艺术效果。整个旧中国农村生活的缩影,巧妙地以人物对话来作为胶卷,洗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表现手法,确是匠心独运,别具风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