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的创作背景
创作缘起
1953年，时年19岁的王蒙在共青团北京市东城区委当干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青年学生们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旧中国土崩瓦解，新中国的百废俱兴、万象更新。大家都充满了希望、朝气、信念，相信从这一代人起将过一种全新的、无私的、非常光明的美满生活，需要清洗的只是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污垢，而且觉得这种情况未必比做几次大扫除更困难，这也是当时全社会的共识。王蒙的想法和同龄人一样，而且，他感觉到胜利的高潮不可能成为日常和永远，于是，他认为自己责任把这段历史时期和这段历史时期的少年、青年的心史记录下来。他于1953年秋天动笔，悄悄写了一年，完成初稿后他请父亲王锦第帮忙拿给北影厂的编剧潘之汀过目，潘称赞王蒙有了不起的才华，把小说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审读。
1955年秋，青年出版社请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的萧殷审读了稿件，萧殷向王蒙指出，小说的问题在于缺少一根主线，建议他从结构上下功夫打磨，同时，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出为王蒙请创作假，以便他专心改稿。
1956年春天，正在改稿的王蒙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作者会议时结识了邵燕祥，他把起草的《青春万岁》的序诗请邵燕祥看，邵燕祥帮他进行了修改，并增添了“用青春的金线与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等句。
出版历程
1957年，《青春万岁》的部分章节在《文汇报》连载，个别章节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同年，反右斗争开始，《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被冻结。
1961年，中国各方面政策有所松动，小说的出版再度提上日程。中青社请冯牧审读书稿，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冯牧认为书中提到“苏联”的地方过多，可以减少一些。于是，王蒙把小说中提到苏联歌曲、书籍的地方尽量中国化，例如将青年们读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改成《把一切献给党》，把苏联歌曲改成陕北民歌。然而，由于“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青社的上级主管部门认为《青春万岁》中未写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结合，出版之事再次不了了之。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与王蒙见面时，提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春万岁》，但请王蒙对个别内容进行删减。
1979年5月，《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
《青春万岁》赏析
《青春万岁》中洋溢着浓郁的青春气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在小说中，共和国的成立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革命的种子注入了青年的血液， 与他们生命的意义发生联系。在最青春最纯洁的时光中，他们满怀憧憬地向往着共产主义的大热潮。杨蔷云、郑波等人是王蒙“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外化，他们加入学生自治会，参加集体游行，爱国爱党爱人民。她们作为党、团的青年学生干部，关心轻视政治的落后分子，鼓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揭露家庭罪恶， 清除受外国教会荼毒的“反革命”分子，谱写着五十年代的青春之歌。小说的主流是激情的、理想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即使有忧郁的个人的内涵的东西，也能比较容易“融入”大局的时代的洪流，而这种忧郁的个人的内涵的情愫在“融入”的过程中则沉淀净化，升华为诗意，这种诗意以乐观主义为主导。
同时，作者在小说中着重强调了青春对生活的力量。首先，青春有鉴别生活的能力。小说表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物的命运，将光明与黑暗、开朗与压抑、欢乐与阴郁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感触传递给读者。这不仅说明作者对生活有明确的判断，也反映他对青春向上的品格充满了自信，他相信这种品格对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具有敏锐的鉴别能力。其次，青春有选择生活的力量。以郑波、杨蔷云等代表的人物富于青春的热情、锐气和力量，得以尽早地从以往生活的“痕迹”中得到超拔，拥抱革命的新时代。再次，青春潜在着一种改变生活、预示未来的热能。小说描写苏宁的家庭保留着与时代不相协调的气氛：虚伪的谦卑，抑郁的沉闷，寂寞的苦涩。但当性格爽朗的杨蔷云迈进这座四合院，给人的感觉宛若一阵清风刮过发霉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