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需要清官，也喜欢忠臣;但憎恨贪官污吏，也诅咒乱臣贼子。因此，清官、忠臣的名字流芳百世，而赃官、奸臣的名字就遗臭万年。明传奇《鸣凤记》中的严嵩，就属于遗臭万年一类的人物。他强取豪夺、穷奢不悛、残杀忠良、弄权误国，是一个害国害民的奸臣的典型形象。
严嵩身居谨身殿大学士之职， “权侔人主，位冠群僚”;其子严世蕃“总揽朝纲，裁决机务”。父子两人在京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可谓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严嵩曾自题家庆说： “有我福，无我寿; 有我寿，无我夫妇同白首;有我夫妇同白首，无我子孙七八九;有我子孙七八九，无我个个天街走。”这些“天街走”的子孙，并不全是严嵩自己的后代，大多数是干儿子、假孙子。附势趋权的官员，只要拜严嵩为父，马上就会得到显擢。因此， “满朝显要，半出其门”，难怪严嵩要自称“半朝天子”。而皇帝只想求仙成道、长生不老，整日与道长、真人们在一起修真打醮，不问国事，不理朝政。这样，严嵩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
土木之役以后，河套一带沦于异族。太师夏言忧君为国，力图恢复。他派遣都御史曾铣率兵总制三边，收复失地，但却遭到仇鸾、丁汝夔等人的阻挠和破坏。总兵仇鸾、兵部尚书丁汝夔拒不发兵救援。仇、丁等人的行为当然得到严嵩的默许。在严嵩看来，异族入侵，国土失守，这是“自古有之”的平常事，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耻。况且“河套之失，咎在前人;既没于北虏，即为朔漠之乡”，中国地尽四海，何惜此“弹丸黑子”。严嵩心里想的只有党与弄权，“辅车相保”，一门六贵同朝，五色全家封诰;国家大事根本不在他心上。眼见收复河套的大计功败垂成，夏太师忧心如焚。虽然他明知这一切都是严嵩暗中操纵的结果，但是，为了大明二百年的基业、为了万民百姓，他还是要与严嵩去争辩一场。
在部院议事时，夏言与严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争执。严嵩只字不提仇鸾等人寝兵之罪，反而大发“先斩曾铣，靼虏自退”的谬论。这是因为严嵩心中早就有了底： “皇上久厌兵草，方与邵真人修延熙万寿清醮。太师要兴兵，先已逆天了。”所以，他不怕夏言等人指责自己误国，却敢于反诬夏言“谤毁圣上”。严嵩如此弄权欺人，夏太师也按不住心头的忿怒，决定“明日奏过圣上，亲总六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严嵩不但不为夏言的爱国热情所动，反而就此把夏言也视为仇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今日乘他落班.特请他来用几句言语打动，再将些金银啖他，教他以渐谮愬，激怒圣心，必然处斩。”严嵩的用心多么恶毒，手段又是何等卑鄙。
事情的发展当然不出严嵩的奸计。曾铣与夏言先后被陷成案狱，双双罹难。遭受严嵩陷害的忠臣何止曾、夏两人，礼部主事董传策控诉道：“边上总制之臣，朝中直言之士，不知被他害了多少!”陷害忠良的目的，就是为了独专大权、恣意妄为。严世蕃一言道破天机：除掉了夏言，“我父子背始帖席矣”。夏太师尚且被陷典刑，满朝大臣无不战兢胁服，诸谏官尽皆钳口结舌，所以严嵩要说： “自量今生无人忤我矣。”严氏父子的确可以恣行无忌， “纵横予夺，何求不遂”了。
于是，朝廷的官爵，他们也敢拿来做买卖： “不计大小官员，要选美职者，上等要他二三千两，下等也要八、九百金。若不求我者，置他苦寒地面。”吏部开选，必定先要问过严府，按照严府所开的名单授官，这已经成了惯例。因此，每次选官，都成了严府勒索财礼的机会。在进士放榜之后，严府马上派人一一找到进士们的门上，明火执仗，当面敲诈。新科进士邹应龙和林润两人不肯接受严府的卖宫鬻爵，立即遭到迫害。
严嵩对民间百姓的强取豪夺当然更为放肆。不论是乡民田产，还是良家子女，只要被严氏父子看中，那就是他们的了。江西易家有一片肥田，正与严家的北庄相近。严嵩早就想将易家的田地占为己有，无奈易家执意不从。因此，易家就成了严家的“世仇”，严嵩一直在伺机报复。后来，易家的儿子易弘器中了解元，来到京城;严嵩父子马上设计陷害。他们发帖邀请易弘器来府饮宴， “哄他尽欢沈醉，留在书房歇宿”，然后叫人杀了易解元， “到兵马司首告易弘器乘醉徉狂，强奸良妇”，这样，易家的“田产不患不是我家的”。计谋虽妙，但严嵩也有失算的时候。严嵩的表妹陆氏深明大义，舍身救人，易弘器终于还是从龙潭虎穴中逃了出来。
严嵩的弄权，狐群狗党的狼狈为奸，导致了倭夷的入侵，乱了国家，害苦了百姓。烟焰障天，哀声载道，东南沿海的百姓挣扎在战乱与苦难之中。但严嵩父子却在京中端阳游赏， “笙歌断续欢声沸，何处龙舟竞画桡”。他们犹以为“今日倘未尽情，明日可再来也”，只希望“赏心乐事日日有明朝”。福建、浙江等地的军情奏报搅扰了严嵩的兴致，他大为恼火。民生疾苦、国事大政，全在严嵩脑后。如此权臣，如此祸国殃民，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尽管谏官、忠臣多受其害，但是，纠弹严嵩父子的人仍然前赴后继。这也是严嵩所始料未及的。在广大人民和朝廷大臣的反对声中，严嵩终于倒了台，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鸣凤记》中的奸相严嵩是一个艺术形象，他身上集中了现实生活中乱臣贼子的群体特性，贪婪、自私、奸诈、残忍，既无君臣之义，又乖夫妇之伦，更绝朋友之情，是一个害国害民的罪人。作者将他的罪戾和丑恶充分地揭示出来，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爱憎是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致的。《鸣凤记》的成功，就在于它顺应了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