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世勋，字琦仲，是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风筝误》传奇中的男主人公，作者心目中的正面人物。
韩琦仲自幼父母双亡，由其父亲的挚友戚补臣抚养成人。琦仲和戚补臣之子友先从小同眠共坐，形同兄弟，后来又同窗肄业。但两人的才智悬殊，性格迥异，尤其在对待人生和恋爱婚姻问题上，更是南辕北辙。
韩琦仲刻苦攻读，沉湎诗文，立志凭真才实学为科举仕进铺平道路;他外貌英俊，一心想寻找一个有才有貌的美女作妻子。他公开宣称自己“囊饥学饱，体瘦才肥。人推今世安仁，自拟当年张绪”。自叹机遇不佳，虽然多情，却碰不到宋玉那样有美女主动求爱的姻缘。他急于寻找理想的意中人，却又不愿稍稍降低选择的标准，一定要天姿、风韵和内才三者并重，缺一不可。这在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里，一介穷书生当然是无法兑现的。可是，当他从戚友先失而复得的风筝上读到詹淑娟的和诗，又得知淑娟是位才貌双全的未婚女子时，顿时拨动了他的心弦，不禁胡乱猜测，遐想丛生，迂阔地断定这续诗是淑娟有意“掷情梭”。由于他的判断不准确和自作多情，急于求婚，从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喜剧冲突，并在冲突中展现出性格的多侧面。他卑视戚友先只喜斗鸡走狗蹴鞠放鹞。但为了向淑娟求婚，竟仿效他的所为，也想用风筝作牵线红娘。不料风筝偏偏落在淑娟之姐爱娟的窗前，被她拾到。爱娟貌丑无才，是个庸俗的急色女子。她正好顺水推舟，将错就错，就设计引诱琦仲上钩。在爱娟的闺房里，黑暗中，这一对阴差阳使凑合到一起的俊男丑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是搂住琦仲急于求欢作爱，肉欲高于一切;一个是之乎者也，评诗论文，大谈其“雅道”，坚持文字缔交，不干苟且之事。当他确认面前的女子“一毫文理不通”，又在灯光下见到了她那丑陋的容貌，不禁大失所望，逃之夭夭。通过这借鹞求婚，夤夜赴约，仓皇逃走等一系列喜剧行动，韩琦仲的性格初步得到了形象的体现，他的确“虽然好色，心还耻作登徒”，而且实实在在信守自己择偶的三条标准。由误会引起的这两位俊男丑女之间的性格撞击，使得韩琦仲在一场虚惊之后，对选择婚姻对象之事，有了新的认识： “一不可听风闻的言语，二不可信流传的笔札，三不可拘泥要娶阀阅名门。”这说明他的性格在发展，增添了机智和果断。
赴京应试是当时文人学士科举仕进的必由之路，也是穷书生彻底摆脱“囊饥学饱，才肥体瘦”困境的良好契机。一举状元及第，韩琦仲的身价陡变， “洞房与金榜相邻”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然而婚姻的机缘远不如功名那样顺当，爱娟急色贪淫的丑恶形象不时袭上心头，使他心怀余悸。虽有京城里官私媒婆的绍介撮合，以及他自己趁钦赐游街之便沿途看花选艳，几经折腾，都没有找到合适对象。他在极其优越的条件下，仍然不改初衷，坚持择偶标准，既不为阀阅门第所动，也不被“假西施”的卖弄所惑。这就进一步证明他对待婚姻的严肃认真，也为后来终于和淑娟成亲的喜剧结局提供了依据。
韩琦仲以翰林院修撰的身份，奉旨督师征剿，协助“西川招讨使”詹承武平定蛮军侵扰。这詹承武正是詹爱娟、詹淑娟之父，也是戚补臣情谊甚契的同榜弟兄。于是，韩生的矛盾性格又在新的环境里，重新组合，将喜剧效果推上更高的层次。韩琦仲率领京营铁骑，襄助詹烈侯，献奇谋秘策，用假狮子战败蛮军的象队，为边疆安宁立下了大功。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韩生不只是擅长诗文的一介书生，同时也是个能够运筹帷幄， 克敌致胜，文武双全的美男子。
十分欣赏韩琦仲才华，亟想招他为东床快婿的詹烈侯，与也想替琦仲娶淑娟为妻的戚补臣，他们书信往还，背着当事人商定了两人的婚事。琦仲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欣喜万分地凯旋荣归，去戚家拜谢老伯父的养育之恩，并便道去盛产美女的扬州挑选意中人时，忽听到戚补臣说，已和詹烈侯商定替他娶淑娟为妻。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他见过的“淑娟” (其实是爱娟)是个品性庸俗，容貌不堪入目的女子，怎能与她结百年之好?但又怕犯欺君逆父之罪，只好屈服顺从，答应娶淑娟为妻。韩琦仲对婚姻态度的根本改变，表面看来是偶然的，其实却是必然的。对君王的忠，对父辈的孝，最终压倒了自身幸福的追求。这就是韩琦仲性格的复杂性，它无法冲破时代和生活环境铸成的铜墙铁壁。当然韩琦仲并不就此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门违心的婚配，他还要作一点辩解和挣扎。但囿于封建礼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私会爱娟之事说出来，只好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成亲之夜，韩琦仲不知道面前以扇遮面的新娘，正是他早已倾慕的才貌双全的淑娟，还以为是以前夤夜会的那个“丑妇”。所以，他执着地不予理睬，一心想让这个“丑妇”做一个“卧看牛郎的织女星”。韩琦仲性格中这种对待婚姻严肃认真，以才情为主思想的全面展现，进一步推动了喜剧高潮的到来。由风筝引起的“误会”终于消除。淑娟之母柳氏的出面干预，琦仲的怀疑顿时消失，一对彼此爱慕的青年男女结成了美满婚姻，韩琦仲择偶的三条标准得以圆满体现。
《风筝误》中的韩琦仲，李渔是把他当作正面人物处理的。下场诗云：“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相当明确地表明了李渔的创作主旨是为观众读者提供笑料。韩琦仲和淑娟大团圆的结局，较好地完成了剧作者的构想。当然，韩琦仲毕竟是十七世纪的文学典型，在他身上不可能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他在君令父命的压力下屈服了;以及外貌俊美者必然才智出众，外貌丑陋者必然愚昧无知;俊美者应与俊美者相配，丑陋者只能与丑陋者相俦的创作思想等等，都使得人物形象不免显得苍白。但是，韩琦仲不愧是长期活跃在舞台上的喜剧典型，他的善良正直，对待婚姻问题的严肃认真，以及由此引起的喜剧冲突，都使观众读者在笑声中受到一定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