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纯祖，路翎于一九四六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的主人公，一位“流浪汉”型的现代知识者如果说《财主底儿女们》称得上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那么蒋纯祖这一人物形象就可以说是涵括了自“五四”以来的现代知识者的心理意蕴，他所有的追求和奋斗都是那一代知识者心灵搏斗的曲折展示。
蒋纯祖，蒋家大院里的三少爷。他姗姗来迟，但一出场就“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大家，怀着一种敌意”。他从他兄姐那里感染到了浮躁和孤独的气质。他又在动乱中成长、早熟，有着毁灭的、孤独的、悲凉的思想，轻悄而阴沉，显示出一种绝对的傲慢。他宣称： “我要拯救这个世界!” “这些是我，这一切全是我的!”是的，孤独、浮躁仿佛是一种时代症，从中仍然可感受到“五四”的青春气息。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五四”的先驱者宣告：传统文化死了。蒋纯祖这一代知识者已经失去了精神的伊甸园，被逐出了精神的家园。他要寻找，寻找方向、道路;寻找依凭、归宿;寻找自我价值。因此，他要举起他的整个生命去呼唤，而他所要拯救的就是这个适合于他个性发展的世界。他在气质上颇与尼采和克利斯朵夫相似。他厌倦了过于富足的物质享受，他厌倦了安宁、平静、舒适的生活，而漂泊中的动荡感、搏击感、自由感，流浪中所显示出来的寻找的光明感，在强烈地诱惑着他。他对着父亲的亡灵说： “爹爹，从此永别了”，而伟大的民族战争又加速了他的流浪意识。当蒋少祖郁忧而疲乏的时候，他却执意要出发，当蒋少祖等兄姐们劝他留在南京继续上大学时，他断然拒绝了。蒋纯祖激动地说： “我望着不可见的远方，前面是升起来的太阳，我什么都不带，一切都不愿意，我就出发了。”他奔向战争的前方，试图跨越混沌的生活，寻求一种摆脱了小市民的鄙俗和小生产者狭隘的较为广大，较为自由的人生。
于是，漂泊开始了。他先是奔向战争的前方上海，随后又从燃烧着的南京退出，与偶然遇到的朱谷良、石华贵们一起沿长江和江岸平原漂泊，接着又去汉口，参加演剧队，到重庆，去乡场小学教书。但生活的漂泊和精神的流浪并不相同。蒋纯祖所要寻找的正是一种能导致个性的积极扩张的人格力量。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的绝对发展，这是一个从“五四”以来就轰响着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往往和中国的现实环境发生碰撞，而现在，蒋纯祖，这个尼采似的，克利斯朵夫似的英雄，在他的精神流浪中将更加艰难地面对这一切。
与蒋少祖不同，蒋纯祖选择了精神流浪，就不再回归;他选择了个性，就不再放弃。他立志“打碎旧的一切，永远地向前走。”在江南的旷野漂泊中，他既向残酷的环境要求“人道”，又在工人朱谷良和匪兵石华贵的善与恶，生与死的对峙中，获取了“残酷的自我意志”。在汉口、重庆等地的演剧队中，他顽强地同那违反人性，遏制个性的现代教条和封建主义作着坚决的斗争。在四川腹地石桥场的学校中，他更加猛烈地攻击着人的“平庸、迂腐、保守”，批判着人的崇拜偶像，公式和教条， “虐杀了这个世界上的生动的一切”。蒋纯祖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着， “一面是基督教似的理想，一面是冰冷的英雄，那些奥尼金和毕巧林所想象的那种人民底力量，并不能满足他，因为他必须强烈地过活，用他自己底话说，有自己底一切。”尽管在漂泊中，他的身体愈益衰弱，但在追求中，他的意志却愈益坚强和健旺，从未放弃对理想人格的呼唤。
但是这种追求和寻找却带有相当大的悲剧性。因为蒋纯祖所处的现实社会实际上是与历史的必然处在深刻的对立中，这种对立更由于民族战争的爆发而显得更加尖锐，它往往使现代知识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历史的发展要求个性的张扬，而个性的张扬又往往和现实环境不相适应，而民族战争似乎更需集体意识。因此，蒋纯祖就常常处于一种混乱或困窘之中：“他只注意他底无限混乱的内心，他总觉得他底内心无限的美丽，虽然他在集体里面过活，虽然他无限地尊崇这个集团的那些理论，他却要求他底内心——他丝毫都不感觉到这种分裂。”事实上，这位克利斯朵夫似的，尼采似的英雄把自己置身于个性解放与现实环境相矛盾的漩涡中。一方面，他发现了一个事实： “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另一方面，他在孤独的个人狂想与挣扎中，不但找不到改造中国现实的出路，找不到健全理想人格的途径，反而还淋漓尽致地表现着现代知识者的全部脆弱性。蒋纯祖一再宣称： “我信仰人民”，但他实在难以理解知识者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看到了人民，看到了在暴风雨中向前奔跑着的人民，但他却“不能跑过去，和他们一道奔跑、抵抗、战斗”。因此，他往往沉浸在各种思想的冲突里，经历着心灵的痛苦搏斗： “在早晨，他觉得生活美好，人的创造力无穷，中国的情况特殊，他必须信仰理性、道德，现实的方法，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到了晚上，他却怯懦起来，随即又勇敢起来，向他自己的虚伪挑战了。”蒋纯祖至死都没有摆脱这种困境，至死都没有停止这种心灵的搏战，他始终是痛苦的，他始终在受难。蒋纯祖并不属于“五四”，但是他的思想、精神和气质都与“五四”有内在的联系，但是他也没有超越“五四”，或许这不是蒋纯祖这一代知识者所能完成的探索。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克利斯朵夫似的英雄蒋纯祖的精神特征就表现为孤独、忏悔和疲乏。蒋纯祖是个思想者，一味地张扬个性的主体意识，挣脱了群体意识的束缚，这样，在现实的环境里，他仿佛是个独醒者、他与工人朱谷良、匪兵石华贵格格不入，更为演剧队的负责人所不容，为石桥场学校的芸芸众生所不理解，也难以获得黄杏清、高韵、甚至万同华的爱情。蒋纯祖强烈地追求个人的独立人格，竟意外地导致了他不能理解别人，也难以与别人沟通的结局，而当他在一个雨夜里喊出： “让我和那些慢慢地走着自己底大路的善良的人们一同前进吧”时，正是他试图摆脱孤独的一种心理指归。但是，对于蒋纯祖来说，既能达到个性的积极扩张，又能和人民大众融和为一体，还是件难乎其难的事。因此，蒋纯祖就常常自责，常常忏悔，对自己进行灵魂的拷问：“为什么我这样肯定、这样自私、这样夸张?没有用，我永远如此，必须痛苦鞭打，从鼻子上流血，不要丝毫慰藉，直到死去”，这种带着“血” “死”的不无夸张的忏悔常常出现在他的头脑中。是的，当他与现实环境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他同时也发现自身灵魂深处与现实密不可分的各种“自私、夸张、堕落、卑怯”的丑恶品质，它们妨碍自我个性的张扬和人格的健全发展，于是，他也常常反抗他自己。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漂泊和痛苦的流浪中，蒋纯祖体验到一种疲乏，他精疲力尽，身心交瘁，在热情中隐藏着疲惫与软弱，因此可以说，在疲乏感的背后，却是现代知识者理想的破灭。但是，蒋纯祖不同于蒋少祖，他在感到疲乏以后，热情并未衰竭，继续着他的寻找和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孤独、忏悔、疲乏融和一体构成了现代知识者的悲凉意识，而这一意识在蒋纯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自“五四”以来，还没有一个知识者像蒋纯祖那样艰难地寻找，痛苦地追求过，尽管他未完成他的探索，这并非完全是他的责任，历史和现实还没有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