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舒元舆，婺州东阳人。地寒，不与士齿。始学，即警悟。去客江夏，节度使郗士美异其秀特，数延誉。
元和中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贤不在选，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诗赋微艺，断离经传，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也。臣恐贤者远辱自引去，而不肖者为陛下用也。今贡珠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币，何轻贤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数，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岁有百元凯，而曰吾格取二十，谓求贤可乎?岁有才德才数人，而曰必取二十，谬进者乃过半，谓合令格可乎?”
俄擢高第，调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兴元书记，文檄豪健，一时推许。拜监察御史，劾按深害无所纵。再迁刑部员外郎。
元舆自负才有过人者，锐进取。大和五年，献文阙下，不得报。上书自言：“马周、张嘉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为名臣。今臣备位于朝，自陈文章，凡五晦朔不一报，窃自谓才不后周、嘉贞，而无因入，又不露所缊，是终无振发时也。汉主父偃、徐乐、严安以布衣上书，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万言，其文锻炼精粹，出入今古数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辅教化者未始遗，拔犀之角，擢象之齿，岂主父等可比哉?盛时难逢，窃自爱惜。”文宗得书，高其自激卬，出示宰相，李宗闵以浮躁诞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东都。
元舆为《牡丹赋》一篇，时称其工。死后，帝观牡丹，凭殿阑诵赋，为泣下。
(选自《新唐书·舒元舆列传》)
译文：
舒元舆是婺州东阳县人。他出身贫贱，不能与士人并列。他开始学习时，就机敏聪明。后到江夏客居，节度使郗美对他的突出才能感到惊异，多次为他扬名。
元和年间，他去考进士，看见考官监管苛刻，在尚书省考试时，即使水和木炭、蜡烛和餐具，都是各人自己拿着，官吏点到名字才能进去，用荆棘围住，应试者铺席子坐在屋檐下，于是就上奏说：“从古以来被举荐的人才没有比这更受轻视的，何况宰相公卿都是从这些贡士中选拔出来的，那些宰相公卿不是贤才就不在选拔之列，但考官却用对待奴仆方式对待他们，这实在不是用来礼贤下士的做法。用荆棘遮挡并怀疑他们做弊，也不合选拔忠诚正直人才的办法。写诗作赋是次要的才能，标注经传，又不能看出礼制教化的才能。我担心贤人为逃避羞辱会躲开，不贤的人反被皇上任用了。现在进贡珍珠、宝贝、黄金、美玉，有关部门的官员用棐笥皮币来盛放，怎么这么看轻贤人，而看金玉呢?”他又说：“录取人才不应限制人数，如今考官多时录取三十人，少时只取二十人，假使这一年有一百名可以辅佐皇上的才子，却说按规定只取二十名，能说是求贤吗?假如这一年德才兼备的人才几个，却说一定要录取够二十名，那么被错误选拔的人就超过了一半，说他们合乎标准可以吗?”
不久他考进士中了优等，被调任为鄠县县尉，有能干的名声。裴度任命他为兴元掌书记，他的文章豪放遒劲，当时人都推崇他。后任监察御史，追究危害深重的坏人从不放过。两次升官后任刑部员外郎。
他自恃有过人的才华，急于升官。大和五年，他将文章献给皇帝，没有回音，他又上奏表白自己说：“马周、张嘉贞帮人写奏章，被从宾客中提拔起来，终于成了有名的臣子。现我在朝廷任职，自己呈报文章，过了五个月没有一次答复，我自认为才能不比马周、张嘉贞差，但没机会表现，不能显露才华，因此始终没有发挥才干的时候。汉代主父偃、徐乐、严安以老百姓的身份上奏章，早上呈报晚上就受到召见，我呈上的文章有八万字，那文章千锤百炼，用语精炼，谈古论今涉纵横几千年，剖析挑选，凡是可以辅助教化的都没遗漏，我的文章像犀角、象牙那样珍贵，难道是主父偃等人可以比得上的吗?圣明的时代难以遇到，我还是自己爱惜自己的才干吧。”唐文宗看了奏章，赏识他振奋昂扬的精神，拿出来给宰相看，李宗闵认为他轻浮放肆不能任用，于是调他任著作郎，在东都任职。
舒元舆写了一篇《牡丹赋》，当时人称赞他写得好。他死后，皇帝观看牡丹，靠着宫殿栏杆吟诵这篇赋，为他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