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 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
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选自《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苏轼卷)
译文：
做天下大事业的人，是具备天下崇高节操的人;树立了天下崇高节操的人，是把天下看得十分狭小的人。凭借着广大的天下却不足以打动他的心，那么，天下的崇高节操就有不够他树立的，天下的大事业也有不够他做的了。
现今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都知道廉洁、忠义、守信是美好的，如果他们果真廉洁、忠义、守信，那么他们的思虑、智慧未必赶不上王公大人们的所能。只是由于他们争夺的不过是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而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足以打动他们的心，那么他们的思虑、智慧，不超出这个就是应该的了。一竹筐饭、一盘肉汤，倘若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就不去获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冒犯他了。一乡的人没有谁敢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冒犯他，却不能办好一乡事情的人，从来没有过。依照这个推论，他不拿取的东西越大，那么他能办的事情也就越大了。把天下让出去跟把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让出去，没有什么不一样;治理天下跟治理一乡，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仍不能做到，是因为有蒙蔽他们的东西。天下的财富，是由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聚集起来的;天下这么广大，是由一个乡推演而来的。倘若不是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就不能贩运价值千金的资财。那些出售货物的男女小商人，得到一金都不知道怎么放置，不是他们的智商不如富贵家子弟，而是由于他们处的地位十分卑下。
孟子说：“伊尹在有莘国的郊外耕作，倘若不合乎道，又不合乎义，就是拿整个天下作为他的俸禄，他也不接受。”天下都不能打动他的心，所以他的品德完美了;凭借他完美的品德来执掌天下，所以面临大事而不惑乱。古时候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超出世人的品行，并不是贪求想跟一般人不同罢了。卿相这样的高官显位，价值千金的财富，也有所不顾，要用这个来使自己的心胸宽广，使得困窘、得志、利益、祸害都不能成为他心中的芥蒂，来完善他的道德，想要有所作为罢了。后代有道德的人，大概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但得与失在他心中扰乱，荣与辱在他身外纠缠，所以辛辛苦苦地直到老死也无暇顾及自己的志向，也够可悲的了!
孔子为《书经》作序说到虞舜、夏禹、皋陶相互推让天下的时候，未尝不长长地叹息。朝廷多么尊贵，可他们却像普通人那样将它推来让去，孔子看中了他们的哪一点呢?孔子看中了他们对富贵不急切地追求，有用来使天下人的心完全折服的功效罢了。
太甲被废黜，天下未尝有过这种做法，而伊尹开始推行它，天下的人不以为骇怪;以臣下的身份放逐国君，天下的人不以为僭越;已经放逐又重新扶立，太甲不认为是独断专行。为什么呢?因为伊尹平常不屑一顾的东西，足够用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伊尹看待天下，感到十分渺小，不足以打动他的心，难道忍心用废黜放逐他的国君来求得好处吗?
后代有道德的人，遵循常规，习惯旧例，惴惴不安，害怕不被天下的人宽赦，一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的人就群起嘲讽他，不知道探求他平素的行为，却认为古今是有变化的，现今就是有不能去做的事，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