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根本目标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君强国富”
关于商鞅，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新政前，为了避免民众怀疑，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一根三丈长木头，宣布只要有人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奖励十金。公众觉得奇怪，不敢有所行动，于是商鞅悬赏五十金。终于有一愣头青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兑现承诺，“以明不欺”，随后颁布法令。
针对这段“佳话”，1912年，就读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的毛泽东同学，曾写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他现存的最早文稿。毛泽东开篇由“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感慨“国民之愚”和“执政者之煞费苦心”。随后，指出善法将会得到民众支持，不善之法将会得到民众抵制，“商鞅之法，良法也”，竟然民众“惮而不信”，再次感慨“执政者之具费苦心”和“国民之愚”。60多年后，已经成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再次盛赞法家。他的一生有很多跌宕起伏，但对法家的推崇一以贯之。毛泽东在作文里指出，商鞅是四千余年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的政策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这个观点至死不渝。
但是，商鞅徙木这段“佳话”，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商君书》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重赏的根本目的，是让民众争先恐后的“献身”，这样国家才能“说不”，才能“不高兴”，达到“大国崛起”目标。重赏之下，法令本身是否合法，不再重要。法令制定是秘密进行的，民众没有权利参与讨论，更不存在“权为民所赋”的可能。法令颁布经过精密安排，先确立对商鞅的个人崇拜，再颁布法令。商鞅所立之信，与其说是公信，不如说是威信，甚至是迷信。
“变法之令”，在《商鞅徙木立信论》里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但在《史记·商君列传》里，“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连坐、告密、抑商，中国文化中的黑暗传统，从商鞅变法开始，被“发扬光大”。
商鞅的法令是否“利国福民”呢？“利国”有案可循，“福民”无从说起。《商君书》有“弱民”一章，反复强调“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将之视为基本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