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四川雅安的大地震牵动了全体中国人的心，救灾物资和善款源源不断地发往灾区的同时，中国的慈善组织之一，中国红十字会，却在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不论是与该机构有牵连的郭某人的一举一动，还是红会自己的乏善可陈的措施，都会让这个官办慈善机构转眼间被媒体与网民巨大的质疑声淹没。
中国人习惯有褒有贬。于是毫不怜惜的赞誉被抛向了壹基金，把打星李连杰吓得连连摆手，“壹基金不能取代红会”。也有一些文章把理性的赞誉“授予”了盖茨基金会，称其出色的管理能力为慈善业带来了革命，也让巴菲特这种富豪终放心地把自己的巨额家产都投入到盖茨基金中。
这个赞誉估计比尔•盖茨同志很愿意笑纳，但让盖茨基金会做出这许多成绩的，却不仅仅是管理能力这一个因素，而是美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乃至政府管理等等各个方面对慈善事业造成的影响。
谈到慈善，很多人会谈到美国的传统。以清教徒精神立国的美国人，确有不少人不愿意把万贯家财留给后人。还在一个世纪多以前，我们就看到铁路大王斯坦福、钢铁大王卡耐基以及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对高教事业的大笔资助。但这也并非就是宗教传统使然。
近，比尔•盖茨在接受中国记者提问“是否是因为信仰才捐巨资作慈善”时谈到，“沃伦(巴菲特)是宗教信仰很虔诚的人(所以才会把全部家财捐给基金会)，而我则认为信仰需要证据”。言下之意就是盖茨捐助这几百亿美元，并非是因为受到了上帝的驱使。
实际上，即便没有信仰，也一样可以习惯捐助和被捐助，因为在美国社会，几乎每一个人每天都同时既是捐助者，也可能成为慈善的受惠者。比如儿子所在的小学，每周都会发一个“募捐清单”，要的钱都很少，也从不强捐，而且往往可以让孩子以工代捐，比如收集包装标签上印有金额的top box，比如出售自己的玩具。前不久儿子过生日的时候，学校为他举行的庆祝就是用他的名字捐了一本价值15美元的书给学校图书馆。
每个人都是捐款者，同时每个人也都是受益人。在我所在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个中国学生非常不幸地在过马路时被自行车撞成了植物人，在治疗了几个月后，医生宣布其脑死亡，保险公司就此不再支付医疗费用。而她的妈妈仍然在坚持，而现在治疗的费用则全部来自各种素不相识的人的捐款，华人社区的捐款只是其中一部分。
受益并不只是在灾难发生时。在美国上学，很多人经常有机会获得冠以校友名称的奖学金，少则几百元，多则覆盖全部生活费与学费。而校友们做出这些捐助，并不仅仅是帮助别人，实际上也在帮助自己。因为如果校友们都捐助得多，自己的学校教学和生源质量就会提升，而捐助者本人学历的含金量和荣誉度也就在提升。
而让这些行为能持续发生，法律和政策的作用也不可或缺。比如美国可达60%的遗产税，让把钱留给孩子变得没有多大意义。遗产面临的不仅仅有遗产税。比如罗德岛州的新港，以富人的豪宅著称，但这些百多年前的豪宅，如今都被作为博物馆收费参观，主要的原因是继承了这些豪宅的富人后代们，付不起房产税和维修费用。
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其实慈善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缺乏效率和透明性的红会，也不只是前几年人们议论较多的捐款免税政策不落实。在一个从法律、管理直到个人意识在慈善事业方面都有待完善、而人们又都对这一事业有巨大期待、对现状有一致的不满的社会系统中，巨大的反差可能会让很多相关机构都进入“躺着也中枪”的候选名单中。
难怪聪明的李连杰要大声说，“壹基金不能取代红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