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和颐酒店女子遭陌生男子劫持”一事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舆论热议。刷屏最多的不是这则新闻，而是“女性自救攻略”、“女性防身技巧”一类的文章。其实，在这一事件中，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恐怕还有旁观者的冷漠。
有句流传甚广的箴言说：“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远远超出传统风险，无论现代科学如何发展，都很难充分把握现代风险。虽然每一个在网络前刷着“和颐事件”新闻的人都认为“自己若在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小我们一面被教育“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一面又受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影响。
如果说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一样，“和颐酒店事件”也是一场“道德地震”。近5年的时间过去了，曾经讨论得天翻地覆，批驳得狗血淋头的国人道义似乎还是停留在原地，所以我们震怒、惊讶、迷惘。我们对“救人”可能带来的风险依然保持千分怀疑、万分谨慎的态度。我们害怕成为下一个“被伤害的彭宇”，害怕挺身而出会为自己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我们承认社会上总是会有见义勇为的好人出现，但对于“救人”的社会成本和风险预判始终客观存在，也没有制度去弥补这种“社会缺陷”。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以原谅的。”如何通过制度保障施救者的合理利益不受侵害，使施救者无后顾之忧？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的现代中国，预判并规避可能会出现的“道德地震”？这尤需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