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景德元年，毕士安荐寇准为相，说：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臣所不如”。宋真宗心存疑虑，说：“闻其好刚使气。”毕士安于是为之申辩，说：“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故不为流俗所喜。”
看来，寇准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议的焦点，乃是“好刚使气”。
寇准的“好刚”，大概是“刚正不阿”，而不是“刚愎自用”。只要有利于社稷，他当说则说，当做则做，绝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甚至在皇上面前，也不忌讳。其实，早在宋真宗之前，他就已有数次使宋太宗不快，却依然秉性不改。毕士安将他的这种秉性称之为“忘身殉国”。在他看来，这正是寇准的可贵之处。
寇准的“使气”，使的也是正气而不是邪气。用毕士安的话说，叫做“秉道疾邪”。例如，对于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拍马风，他就深恶痛绝，即使是拍他的马屁，他也十分讨厌。丁谓为寇准拂拭须上的羹汁，就受到其辛辣的嘲讽：“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如今与“拍马”同义的“溜须”之说，出典就在于此。
寇准如此“好刚使气”，他之“不为流俗所喜”，原在情理之中，而那些未能摆脱流俗的人们非议以至排斥寇准，也就不足为怪。淳化四年，宋太宗忽然想起贬知青州的寇准，向左右近臣说：“寇准在青州乐乎?”这些近臣回答说：“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自纵酒，未知亦念陛下否?”他们忖度宋太宗又要召用寇准，没有一个为寇准说好话的。
其实，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心中，寇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物。宋太宗贬寇准，是因为寇准“好刚使气”;他又思念寇准，是因为寇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宋真宗终于起用寇准为相，是因为寇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虽起用而又要嘱咐毕士安“当藉卿宿德镇之”，还是因为担心寇准的“好刚使气“。
然而，流俗之所谓“好刚使气”，与毕士安之所谓“忘身殉国，秉道疾邪”，原是同一回事。可见，对于寇准此类的争议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争议的双方对事实的了解不同，而是对同一事实的好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争议人物，倒也正像一杆秤，能够称出不少人的胸襟与格调。
在仕途之上，寇准是“五起五落”了。
宋太宗淳化二年，寇准为枢密副使，淳化四年，因虞多逊进谗罢知青州，此为“一起一落”;淳化五年，寇准为参知政事，两年后，即至道二年，因张洎“奏准诽谤”罢知郑州，此为“二起二落”;宋真宗景德元年，寇准因毕士安力荐而为同平章事，景德三年，因王钦若挑唆，而罢知陕州，此为“三起三落”;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荐寇准为枢密使，大中祥符八年，寇准因得罪了宠臣三司使林特而落职，此为“四起四落”;天禧三年，寇准复相，天禧四年六月因丁谓进谗而罢为太子太傅，7月贬知相州，8月贬为道州司马，此为“五起五落”。
寇准之所以“五起五落”，还是因为他是个“争议人物”。换言之，落，是因为他的“好刚使气”，“不为流俗所喜”，起，是因为他的“忘身殉国，秉道疾邪”，为正直的人们所看重推崇。于是乎，他好像一架天平，随着两边法码轻重的变化而起落。
先说他的“落”。寇准“五落”，与五个人直接有关，这五个人大致都是奸佞小人，有的如虞多逊、王钦若、丁谓在历史上还“佞”得有点知名度。或许有人会说，怎么小人都让寇准给碰上了?然而，官场上的小人就有那么多，对于“好刚使气”的寇准来说，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我想说的倒是丁谓与张洎，此二人原是寇准极力引荐而与他同列的。张洎奏寇准，是因为揣摩到宋太宗有点讨厌寇准，他要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受寇准的连累;丁谓执意要将寇准一贬再贬，其仇恨的种子却是在寇准嘲讽他“溜须”时播下的。由此看来，在“天波府”保护忠良极富心计的寇准，是很缺乏一点“明哲保身”的心计的，毕士安说他“忘身殉国”，大概也包含着这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