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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重阳节登高

  登高是重阳节标志性习俗,是最具群众性的民俗活动。广州承中原俗例,重阳节亦是登高。登高主要是登山,此外还有登楼、登塔,甚至登炮台废址等。只要是登上高处,就属应节。

  越秀山、花塔、光塔是广州人在重阳节时的主要登高处。

越秀山·镇海楼·观音阁·学海堂

  越秀山在广州城北。为府城主山。清道光《白云粤秀二山合志》称为“南武之镇山”。

  冈峦起伏,林木苍翠,自古以来是广州的游览胜地。

  二千年前的南越国时代,南越王赵佗就在山上建筑越王台,三月三日上巳节到此登高作乐。唐、南汉、宋数代,均是州人重阳登高之地。“粤台秋月”为元代羊城八景之一。

  明初扩建广州城,将宋三城合一,扩展北城跨越秀山。明洪武十三年(1380),在越秀山小蟠龙岗上建成望海楼(后称镇海楼,俗称五层楼)以壮观瞻。以后几毁几建,至今尚存。

  在广州成为现代城市之前,它一直是最高的建筑物,所谓“楼冠全城”,为广州城标志物之一。

  镇海梅建成后就成为人们登临揽胜,遥赏珠海白云景色的好去处。清初《广东新语·事语·广州时序》载:“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清嘉庆《羊城古钞》

  与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均把这段话照录一遍。可知清代广州府城人在重阳有登镇海楼的习俗。清光绪《岭南杂事诗钞》咏:“一年容易又深秋,结袂联踪汗漫游。笑问登高何处去,观音山上五层楼。”并加注:“粤秀山左,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建镇海楼,凡五层,俗因呼为五层楼。矗市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重九日,城中士女登高,相率至此。”

  当年广州城全是低矮平房,没有今天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工业污染,能见度甚高,登镇海楼远眺,不但全城在望,更见飞鸟低回,彩霞璀灿,城南珠水荡漾,浩瀚接天,可谓尽览珠海、白云景色。就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站在五层楼上,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珠江南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就是番禺莲花山上的莲花塔也可以看见(美国人威廉·C·亨特所著《旧中国杂记·九层宝塔》,此书1885年初版)。后人撰联:“急水与天争入海,乱云随日共沉山。”

  “矗立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清乾隆《南海县志》)煞是壮观。此景被誉为“岭南第一胜览”,亦为清代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与现代新羊城八景之一“越秀层楼”所在。

  镇海楼数百年来屡毁屡建。1928年重修时,楼内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砖石墙壁仍存明代旧物,1950年建为广州博物馆至今。现在楼顶层正面高悬“镇海楼”横匾,两旁挂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彭玉麟所撰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此联一说乃彭玉麟幕僚所作。联中“故侯”指建楼者朱亮祖)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到荡气回肠。

  明永乐元年(1403),都指挥花英在南汉游台废址一带(今孙中山纪念碑所在山岗一带)修建了观音阁,越秀山自此又名观音山。清初《广东新语》称观音阁为玉山楼,祀广东历代九贤,文称:“玉山为五岭山川之望。九贤为十郡人文之望。玉山有此楼。楼有此九贤。可以不朽。”观音阁亦为州人在重阳时登高揽胜之地。

  明代羊城八景中的“越秀松涛”、“象山樵歌”二景均在越秀山。

  清前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士王士祯奉旨南来祭告南海神,留广州五十一日,到处游览古迹,后来写了部《广州游览小志》,书中记述了当年越秀山景色与广州人重阳登越秀山的习俗。文曰:“越秀山在广州府城北……山踞粤城最高处,凭高下瞰,远江如带,目尽炎海。粤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游于此。城堞间多榕树、木棉。时暮春,木棉方花,红照天外,亦一奇也。”

  清道光《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载:“越秀山在会城北,为省会主山……郡人多于此览胜焉。”

  清代越秀山上有应元寺、龙王庙、关帝庙、三元宫等寺观,州人重阳登高,顺便拜神。

  清代后期,越秀山上建有著名学府学海堂、文澜阁(建于道光五年)、菊坡精舍等,亦是州人重阳登临之地,可远眺珠江。

  学海堂故址在今广州市第二中学地。清·林伯桐《学海堂志》载:“学海堂,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中,山脉自白云山蜿蜒入城,至此耸拔三十馀丈,为省会之镇。……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嘉时令节,都人来游。”

  学海堂前楹有邓廷桢集字联:“绎史诵经,思在古昔;登高望远,显于今时。”

  旧时元旦、上巳、中秋、重阳等佳节,学海堂常举行“雅集”,撰文唱和,盛极一时。

六榕寺花塔

  六榕寺在今广州市区六榕路。此寺前身是宝庄严寺,建于南朝刘宋时(420-479)。梁大同三年(537),寺中建一座方形的六层木塔舍利塔,是广州最早的佛塔,即今花塔前身。

  北宋初,寺塔俱毁于兵火。北宋端拱二年(989)重建寺,改名净慧寺。天祐元年(1086)重建塔,建为阁楼式塔。北宋绍圣四年(1097)峻工落成。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花塔的模样。

  宋时广州城中没有高层建筑,这座高塔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当时西城已筑,净慧寺位于西城中),越秀山海拔才70米,而这塔高57.6米,为广东古塔之冠,可见其庄严挺拔的雄姿。自建成后,它便是游人登高远眺的好去处,所谓“塔穷炎海目,山拥越王城”(清前期王士祯诗句)。当时净慧寺离珠江不足千米,因而这千佛塔当年还是珠江航道的重要标志。

  “巍峨轮奂,雄矗天半,海舶收港引为表望。”(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元符三年(1100),大文豪苏东坡与当地官员一同登塔观光。看到塔畔环植有六株老榕树,婆娑如盖,古翠浓荫,心中喜爱,题写了“六榕”二字。此乃六榕寺名的由来。而塔亦随之改称六榕塔。从宋至清经过约10次修葺,仍存宋代风貌。因这整座古塔犹如九朵雕花叠成,塔身朱栏碧瓦,丹楹粉壁,色彩斑斓,华丽壮观,外观宛若冲霄花柱,故后来又名“花塔”,且渐成通称。

  明清两代重阳节,广州人有登花塔的习俗。

  清初《广东新语·事语·广州时序》、清嘉庆《羊城古钞》与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均载:“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这“双塔”一指光塔,另一便是指花塔。当年羊城房屋低矮,花塔如拔地而起,雄矗天半,简直可作当年的城标。登塔环眺,可见四周一大片树丛花草,郁郁葱葱;掩影着亭台楼阁,错落其间,“莺乱啼时叶满庭”(旧时六榕寺左边东坡亭楹联句)。清初王士祯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广州游览小志》记述:“凭高眺远,则白云、粤秀诸峰,皆在襟带也。”清后期文学家、番禺人汪兆铨撰《记六榕寺塔》文,描述当年花塔景色:“晓日初上,光采炫然;火珠荧荧,若木争色。

  丹霞绚晚,人间暝烟;仰视上方,残阳烛明,光半鸦背,用以研朝媚夕,幻成奇观。”可见当年登塔俯瞰羊城,实在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光塔

  光塔在广州市区光塔路怀圣寺内。原名怀圣塔,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怀圣寺为唐代时寄居广州的伊斯兰教徒所建,乃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清《南海百咏续编》载:“回教之祖,名贵圣穆罕默德,寺号怀圣,怀念贵圣也。”这便是寺名由来。与扬州仙鹤寺、泉州麒麟寺、杭州凤凰寺合称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

  怀圣塔与怀圣寺同时兴建,其用途主要有二:一是供阿訇(伊斯兰宗教职业者的通称)或主司仪者登塔呼唤教徒们每天做五次礼拜,所谓“在使祈祷呼报者,便于招集信徒。”(戈太尔:《回回塔源流考》)二是作为导航的灯塔。所谓“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就是说,这光塔不单是一座宗教建筑,而且还曾是很有实际意义的航海的标志。

  怀圣塔塔体圆柱形,青砖砌筑,蚬壳灰抹面,塔高36.3米,底径8.85米,向上逐渐缩小,富有伊斯兰教建筑特色……或因塔身光圆,或因阿拉伯呼唤语“邦史”与“光”音近,或因夜间塔顶燃灯为船舶导航(唐宋时塔距珠江不远),故俗称光塔。

  光塔塔顶原有铜制金鸡风标,但屡为飓风所坠。直到1934年重修时,塔顶才改为现在的火焰形,用砖牙叠涩出线,脚上砌成尖开顶,跟佛教塔式迥然不同。据考证,光塔的这种形状其实是当年西亚城堡的变形,它所体现出来的浓郁的伊斯兰教建筑特色,今天在国内已是不多见了。而且,这还是个“斜塔”。据1959年8月实测,塔身向西倾斜53度(1.15米)。

  其原因有二说,一说是因地基不稳;一说是建塔时就有意西斜,寓西向朝圣之意。光塔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光塔直指苍昊,人们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尤其在过去没有高楼大厦的时代。

  现在人们一般不能随便进入怀圣寺登光塔。明清时期,却是对市民开放的(见上引清初《广东新语》、清嘉庆《羊城古钞》、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清代重阳节,广州人有登光塔的习俗。登塔环眺,景色甚佳。

  以下诸高处亦为清代、民国时州人在重阳节时的登高地,不过不普遍,名声更远不及越秀山。

凤凰岗

  凤凰岗是广州河南岛西部岗地,清代时,这是个高岗,在清代地图上被绘成是一片高耸的岗丘,以今凤凰街为中心地区,方圆数公顷。清嘉庆(1796—1820)后期在凤凰岗上筑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被英军炸毁。后修复,在清光绪后期尚在。后毁不存。

  清末某年重阳日,番禺文士潘飞声与朋友登上凤凰冈,眺望白鹅潭珠水浩瀚,看眼前废炮台荒草丛生,感慨赋词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重九日同椒坪、一山两丈登凤凰冈望海》。

  词曰:“根竹支筇,葫芦载酒,登高刚试新晴。问荒台遗迹,野草青青。零落苔封断炮,都付与朝夕潮声。潮头上,洋船烟暝,手欲屠鲸。重溟,当年击楫,叹编弃归来,闲却青萍。

  只青山扪虱,脾肉堪惊。且对西风落帽,空惆怅,旧日鸥盟。还相忆,鲩江菊开又误归程。”(《说剑堂集·花语词》)民国四年(1915),四邑华侨在河南买地创办新民地产公司,将凤凰岗炸平,开发成街区,地貌大变。今已难想象旧时情景。

漱珠冈

  漱珠冈在广州河南岛。清代时,岗下绿水环绕,四周一片田畴。山环水曲,松石清奇。

  清嘉庆末年(1820),道士、天文学家李明彻在岗上建纯阳观以祀吕纯阳(吕洞宾)。清道光四年(1824),又在观后建“朝斗台”以观察天文星斗(今广州仅存的古观象台)。

  漱珠冈平地窿起,是当地一高处,为文人登高揽胜之地。曹为霖《秋日游漱珠冈谒杨议郎祠》诗:“登高能赋几文轩,来往花田村外村。春水蓣蘩明沼址,秋风禾黍荐鸡豚。”(《木笔花馆诗钞》)白鹤洞白鹤洞原指白鹤洞山顶一带。以前此地树林茂密,岗下河涌纵横,鱼虾丰盛,环境适宜白鹤繁衍生息,林中到处可见鹤巢。相传某天,千余只丹顶鹤飞临山岗,景象颇为壮观,如此三日,鹤群才离去。人们认为白鹤停留过的地方,象征着如意吉祥,白鹤洞因此而得名。另一个传说是,400多年的一天,此地飞来成群白鹤,繁衍生息。那里有一条河涌,高高的水松生长在河涌两旁,枝叶密密麻麻,遮盖在河涌之上,白鹤群飞来飞去,就像进出洞一般,因而此地便被称为“白鹤洞”。

  清末宣统年间,白鹤洞山岗上建有“招鹤亭”、“湛碧亭”、“月波桥”等景点,供游人登高观景,远眺珠江帆影,渔歌唱晚,落霞满天、田园美景。重阳时,人们也来此登高应节。

  今天楼房成片,无复旧观。

永清堡炮台遗址

  广州河南岛洲头咀江岸,在清代前期建有永清堡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八年(1858)初,为英军炮火轰毁。后湮没无存。

  清同治十年(1871)重阳日,番禺诗人杨永衍与朋友登永清堡炮台废址。写了《辛未重九同湘蘅、蓉坡过鳌洲永清堡登高》诗,咏当时风景。诗曰:

  重阳无雨午云开,有客登高上废台。驿使不逢津吏去,也无好句续诗来。

  盘错榕根络石墩,槿篱茅舍足鸡豚。茱萸醉把欣相示,健在年年斗酒樽。

  民国《番禺河南小志》引《添茅小屋诗草》

  清光绪中期,原永清炮台址已被建为民居,“再南即洪德大街,今已辟为马路。”(民国《番禺河南小志》)。

大田山、鸡冠山、飞鹅岭

  民国时期,广州黄埔一带乡民在重阳节多到附近的大田山、鸡冠山、飞鹅岭等山登高。

  九月初八晚十一时前就有人登山,各山头上热闹非凡。人们边登山边放鞭炮,或到山头野炊、烧烤。

  但黄埔地区姬堂、茅岗两村的周姓氏族,向来禁忌在重阳节扫墓或登高。原因是过去某年在重阳节周氏族人乘船到虎门祭祖,遇狂风骤雨,数条船沉没,死难者数十人。周氏从此不再于重阳节拜祖,而且禁忌重阳登高,认为会招致祸端。建国后,此类禁忌渐淡化。

帽峰山

  帽峰山位于广州东北部,离广州市中心25公里。山坡陡峭,沟谷幽深,予人莽莽苍苍之感,其最高峰海拔534.9米,比白云山摩星岭高出152.9米,是广州市老八区的最高峰。

  山上有帽峰庙,始建于南汉大宝三年(960),远近闻名。庙不大而香火鼎盛。庙前有“龙井神泉”,水质清甜甘洌,传说古代群众常用此泉治病。

  广州白云区太和、良田、竹料等地民众素有登帽峰山的习俗。民国时,此地有《节气歌》,歌词从正月唱到十二月,其中唱九月的四句是:“九月寒露霜降时,人人及早做寒衣。九月九日天晴好,重九登高好时机。”可知当时重阳登高之俗是相当普遍的。歌词最后两句很有意思,唱的是:“百行生意都难做,不如归家学耕田。”

西樵山大科峰

  明清时期,南海县人重阳登高,最有名的登高地是西樵山主峰大科峰。

  西樵山是南粤名山。有所谓“南粤名山数二樵”。东樵指博罗罗浮山,西樵便是指南海西樵山。有七十二座山峰,最高峰为大科峰。峰高338.3米。峰顶有古台见日台,明代时曾重修。明清两代重阳日,人们来此登高揽胜。

  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广州府部》载:“大科峰。极高峻。按《县志》,大科峰称西樵第一峰,顶径百尺,上有见日台。鸡鸣见日。九日游人多觞于此。”(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阳。觞:饮酒。)清嘉庆《羊城古钞》载:“见日台,在西樵山大科峰巅。旧有古台。明嘉靖中,湛文简廓而新之。后榷使曾重建。九日,游人觞咏于此。”书中还有木刻“西樵山图”,图上画了层层叠叠的山峰,每峰标上名字;正中一座最大的山峰上标书:“大科峰,即望日台,西樵七十二峰之首。”

  清光绪《岭南杂事诗钞》咏:“层岚隐约碧芙蓉,飞瀑成湖洞壑重。七十二山环翠列。最高还是大科峰。”下加注文:“西樵山在南海西境,距省城一百二十里,环峙七十二峰,最高处则大科峰也。游者尝夜半登此以观日出。中悬百丈飞瀑,可名者翠岩、朱坑、白云诸洞,而白云则何白云先生读书处也。山幽水洌,瀑布从双壁下,穿石桥而出。石下有洞,聚而成湖,尤为诸瀑之冠。陈元孝(陈恭尹)诗云:‘桥分三折入。天坼一门开。’盖纪其胜云。”

  “西樵云瀑”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

  西樵山上村民世代都会酿桂花酒,相传饮桂花酒是西樵山人重阳传统习俗之一,有“辟恶茱萸囊,延年桂花酒”之说。

  重阳节期间,商贩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西樵山脚官山圩设摊卖货,数里长的摊档人潮如涌,形成当地独特的“狗仔圩”。

白云山

  最后,我们要着重说说古代及民国时期重阳节白云山白云山是广州北部山丘,由30多座山(丘)峰组成,为南昆山余脉。现在的面积约28平方千米。,在没有辟建公路的古代,白云山地域比现在大得多。

  白云山因暮春雨后山间白云缭绕而得名。主峰摩星岭,位于中部,海拔372.8米,清代以前称最高顶、第一天或天南第一峰。清康熙年间始称摩星岭。

  宋代羊城八景之一“蒲涧濂泉”、元代羊城八景中之“白云晚望”与“景泰归僧”均在白云山上。历朝曾有过不少寺观、书院。到清末时,尚存白云寺、双溪寺、能仁寺、弥勒寺、濂泉寺、蒲涧寺、上下景泰寺、云岩寺、五龙谷庙等古寺及白云仙馆、明珠楼、百花冢诸名胜。

  白云山是广州名山,但在明清时期的重阳节,广州人主要是登越秀山,而不是登白云山

  不是绝对没有人来登,而是没有形成节俗。在今存明清地方志与相关著述中,并无州人在重阳节成群结队来登白云山的记载。

  民国以前的白云山,属荒郊野岭。有意来登白云山游乐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官吏(地方官吏或外来巡视地方的官吏),带着马弁、随从,前来游山玩水,登高望远,遣兴舒怀,又或寻幽探古。二是文人墨客,多是相约三五知己登山雅聚,吟诗作对,亦顺便寻幽探古。

  他们并非特意在重阳日来登山应节,他们在白云山游乐后所写的诗文,没有几篇是专门记述重阳节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祯南来广州,后撰《广州游览小志》,记述了广州光孝寺等多处古迹,也记述了游越秀山与白云山,记述越秀山:“粤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游于此。”王是山东人,以前没来过广州,这肯定是陪同他一起来游山的当地官员或是当地的文士告诉他的;而在记白云山文中,则只字没提到九月九日重阳节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兴中会广州分会准备在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广州人重阳聚族扫墓的风俗,各路队伍扮成扫墓人齐集广州城举义。后事泄失败。这次“重九起义”,说明当时广州人重阳登高,主要是在广州府城,因为只有这样才好利用来集结队伍。

  再看三年后黑旗军统帅刘永福(1837—1917)重阳登白云山

  在今白云山能仁寺内,“佛境”牌坊左侧岩壁上,有一块不规整的长方形摩崖石刻。石面右方刻一草书“虎”字,字体高约两米,为“立虎”之势。上款书“光绪二十四年重阳日”,下款署“刘永福书”。“虎”字左侧有刘永福部属吴氏所作跋记:“戊戌之春,余在渊亭军部,带黑旗军旧部返五羊城,营于白云山下,训练士卒,未尝少休。时逢九日,渊亭军门率摩下将佐登山作茱萸会,……少长成集,登高远眺,闻天风之浪涌,望江水之茫烟,云山都来眼底,抚时感世,不无胜慨。日暮归营,军门兴致不浅。感恩挥毫,书成‘虎’字,余见之爱不忍释,刻于岩壁,以志一时之胜……”

  这篇跋文,说明晚清时的白云山仍很荒僻,山下可作军营并训练士卒;文中只字没提州人有登白云山重阳节俗,刘永福带着摩下将佐登山,山上并无什么游客。这都至少可知当时重阳登白云山仍未形成习俗。

  明清时期广州老百姓没有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的习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交通往返不易。古代的白云山,距广州府城十五里,是远离州城的荒郊野岭,不是今天开发成熟的公园。古代没有辟建公路,州人前来甚不方便,况且州人前来登山,耗时费力,又必须在城门关闭前赶回城中,这样游玩揽胜颇为仓促。

  二是明清时登白云山相当累人,且有一定的危险性。

  首先是山上并无专门修建的登山道路,山路崎岖难走。现在要登上摩星岭,可以悠悠然东张西望如闲庭信步,不必担心稍有闪失便滚落山崖,古代要登上摩星岭并非易事。且看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的记述。他在当地官员陪同下来游白云山,只是登到了还未到半山腰的菖蒲涧,再“东上寻濂泉寺”,便“众疲累不能登”,明知道上面还有景泰寺、安期祠,也“不及往”,下山了。要知道,王士祯当年是奉旨南来,广州地方官员肯定不会陪着他徒步十五里从府城走到白云山,必是乘轿或坐马车来,也累成这样,老百姓徒步来登山的,疲累可知。

  其次是当年的白云山,平时人迹罕至,有野兽出没。清康熙三十年(1700)刊刻的《觚剩》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代)正统(1436—1449)初,有中官阮巨队奉命来广征虎豹。

  时陈谔归番禺。一日,从阮饮,求虎皮以归。”可知当年广州一带有虎豹出没。单身或三几人登白云山,有遭不测之虞。别说明清时期,就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广州早已成为人烟稠密的大城市,仍曾发生虎患。1941年6月27日,“广州小北外田心乡后街21号之一,于晚8时许发现猛虎一头,衔去5岁女童一名。次日,登峰路旧红棉酒家后岗及黄花岗附近亦连续发现被虎咬毙童尸两具。”(《广州市志》卷一)。

  三是当年的广州人,并没有在重阳节登山登得越高越好的观念,登高既为应节,最主要的是游乐观景,望远舒怀,既然越秀山就在府城的北部,又有五层楼、观音阁可供揽胜,景色比当年白云山更佳,也就无须舍近求远。至于居住在城外的百姓,都是乡民,古时广州府城外的东北部,岗丘连绵,要登高,也不必跑到白云山去。当时人口密度比现在少得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古代人们在重阳节登高,往往跟扫墓同时进行,而且多有放纸鸢之俗,祖上坟墓不在白云山的,自然不会跑到白云山去,处于自然状态的山高林密的白云山,也不适宜放纸鸢。

  时到晚清,广州城北郊人烟较前稠密,白云山上的墓葬亦较以前为多,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并顺便扫墓的人,亦较以前为多。(注:当年广州并无火葬设施,人死后大都埋在白云山、越秀山、大北、小北、沙河及河南晓港、今同福中路南侧乌龙岗等郊外岗丘之地,其中以大北、小北的坟墓最多,今已不见痕迹)。但广州人在重阳节真正形成登白云山的习俗,是民国时的事。

  民国建立,推翻帝制,世道大变。广州拆城墙筑马路,真正开始了现代都市的建设,城区范围逐渐向外扩展,道路修筑,原城北郊人烟渐密。今天的小北路辟建于1927年,原小北花圈以北段(原小北花圈所在乃明清时广州城门小北门故址)和登峰路,便是当年辟建的通往白云山的泥路,民国时便称登峰路。交通的便利与城区的北扩,再加当时重阳节是民间大节,学校放假,有些商店亦放假,故在重阳节前往白云山登高的人亦渐多,也有些风流雅士,相约登白云山聚饮遣兴,歌咏写怀的,这便渐成重阳节俗。

  据孙中山帅府卫士罗海云的回忆,1923年重阳节清晨,孙中山准备和宋庆龄一道去白云山登高,碰巧有位外国记者来找宋庆龄座谈,宋庆龄就没去了,而孙中山还是去登了白云山(《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辑《纪念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九十诞辰》)。可知当年已形成在重阳节白云山的习俗。

  1929—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大搞市政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发展商贸,成绩卓著,其间物价稳定,市民生活改善,广州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时期,也是越来越多广州人在重阳节白云山登高祈福的时期。各式小贩亦在重阳节时做生意,沿山道两旁摆满摊档,卖茶水、饼食、花卉、纸花、风车、摇鼓、香烛等等,从山脚一直摆到现在的山顶公园,相当热闹。

  当年从市区去白云山主要有两条路:

  一条是出原大东门(今越秀路与中山路相交处),北走先烈路,途经红花岗(今烈士陵园一带山岗)、史坚如墓(现在黄花岗公园内,当年在先烈南路青菜岗东明寺)、黄花岗、沙河顶茶亭、朱执信墓(当年在先烈中路驻马岗,1936年迁于执信中学校园内。现二处均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走过金娇墓(金娇是名妓。墓在战乱圮毁),到息鞭亭和云泉山馆(云泉山馆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后改名吕祖庙。即今麓湖路白云仙馆),继续北走登山。

  另一条路是出原小北门北走登峰路、横枝岗、姑嫂坟,至白云山麓长腰岭弥勒寺,然后登山。广州人走这条路登山较近。

  抗战时期,白云山古迹大部分被毁,仅存天南第一峰牌坊、明珠楼及白云仙馆。国难深重,民生维艰,广州老百姓也没有兴致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抗战胜利后,重阳节俗渐恢复,但景况已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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