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企业和买卖人角度讲问题;如果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妨碍到我们的买卖,无意中走远了。我一般不走远,我都在买卖上面,这也是柳传志教我的事。”——冯仑
冯仑(姜晓明)
2008年,冯仑(右)与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中)、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一同参加中国地产金融年会
2009年5月11日,冯仑在宁波为企业家们授课
王石是冯仑在业界的标兵,他最早提出“学习万科好榜样”
新房子和旧房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转型期的中国?
冯仑: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个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一个新房子。在我看来,过去30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对旧房子适当装修,贴个墙纸,窗户擦干净,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外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新房子,这个新房子叫市场经济。
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八千万的公务员去建新房子,有个名词形容这个行为叫“下海”。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到旧房子。现在看,新房子里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旧房子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也就完了,而他在新房子里没有安身立命之处。
接下来改革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应该越来越顺畅。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在旧房子里,暂时还可以,万一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接纳,至少孩子在新房子里。
比如说家长发现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能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一个博弈和游戏。领导要做决定困难的地方,在于什么时候让老房子里的人,干脆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他们砸碎。另外一个要做的决定就是旧房子把最后一根梁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个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事儿,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老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老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
社会不停地这么倒腾,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地方。大家现在慢慢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而且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才能往前直线走。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拨,走了半天,发现是打转的,你老往右摆,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动;或者你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用。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在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
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否则就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乱循环,社会就必须死人,最后就会崩溃。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局面?
冯仑: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政府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希望开始重塑国民精神。其实台湾曾经有一个术语叫“重塑国民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重建”。
针对这些问题,不在抱怨,而在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植入了政党的意识形态,随着改革开放,这四化的出现,在我们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再填回些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填什么东西呢?对照周边的四小龙也好,包括大陆手足的台湾,我去三十多次台湾了。其实能填的东西,一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传统;二是本土的宗教,所谓本土宗教。比如说像台湾的土道教和佛教,台湾四大道场,影响台湾大概一半人口。证严法师的信众有400万人,台湾一共2300万人;这些是我们价值重建时,脑子里可以塞进去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非常积极主动地来安排价值观的重建。首先是民间的重建,比如偶尔修修佛,学学国学,我先让自己的灵魂有个地方安顿,至少价值观是统一的。人闹心的是价值观不统一,昨天之我和今天之我交战,这件事是一个价值观,那件事又是一个价值观,天天心里闹腾。
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悲哀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有过从政和经商经历,如何看待中国的政商关系?
冯仑: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革命与生意》,讲辛亥革命一百年,民营企业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结论是民营企业毫无出路。这一百年,民营企业始终面临两个博弈,一个是商品市场的博弈,比如说卖水、卖药、卖肥皂、卖衣服,以及以此展开的优质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外一个博弈就是制度性博弈,就是体制博弈。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4次社会制度变革,平均25年一次。一个民营企业好不容易熬个十几二十年,换一个制度,就死了,很少有民营企业能穿越一百年,真是步步惊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从1920年代穿越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民营企业苦恼的是,又要卖商品,又要选择制度化,这事累得慌。
举个例子,30年代,一帮海归精英,学化学的博士,做了肥皂,在市场上已打败了联合利华,人家退出了中国。但这个企业经历了抗战、国共内战,还有社会主义改造,企业被折腾死了,然后联合利华又回来了。人家的制度没变化,就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在市场上输了,无非就是退回去,产品再研发,时机成熟再回来,不需要研究制度博弈,只需要研究市场博弈。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两头都得研究。我跟一些老板谈事,前半截都是谈市场,后半截自觉不自觉地都落到谈体制,谈领导人更替,这事哪有谱儿啊,咱哪懂啊,但不谈不行。因此,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是商品竞争,是制度博弈。我觉得如果一种体制能稳定一百年,一定会有百年民营企业。
人物周刊:改革开放以来,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一直是博弈的状态,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分子,你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这种生存状态?
冯仑: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三句话可以概括,叫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所谓小姐心态,就是做生意,客户为王,客户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姿势都伺候,最后买单给钱就行。第二,的确没人疼没人爱,上面没人,这就是寡妇待遇。就拿航空业来说,国企困难了政府注资,民营的破产了,人就抓了起来。第三,有理想,做一些贡献,还希望能够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对环境负责、照顾好员工,这叫妇联追求,我们还是好人,得有一颗好人的心。
另外,民营企业现在解决国家70%就业,上缴50%税收,创造50%GDP和超过 50%的公益捐款,但是只拥有或者支配了30%的公共资源,这个状态需要改变。政府如果需要发展经济,民营企业这块,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学术讨论,给了30%的阳光就灿烂到安排70%的就业。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在收窄,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也不是很清晰。
人物周刊:学术界目前说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分水岭了,你的观点是什么?
冯仑:改革不是一个抽象的事,就是要使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市场效率体现在交易成本、交易速度,另外体现在能否对企业家的创新进行定价。简单说扎克伯格,28岁,300亿美金市值,资本市场就给他定价了。李彦宏是美国资本市场给的定价,不是宣传部门宣布的。
如果交易速度越来越慢,交易成本越来越高,这就叫倒退,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民营企业家移民相当于良家妇女走夜道
人物周刊: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你是一个细胞的首脑,你觉得现在效率高了,还是低了?
冯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我卖一套房,以前我跟刘总谈完了,下午就签约了,最多一天。现在我们每一个客户,政府要两到三周才批完,审批完才能签约,所以一单交易都得20天,过去一天的事现在需要20天。现在的交易速度非常缓慢,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效率降低了,意味着改革就必须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人物周刊:生存环境在变恶劣,民营企业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冯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采取了一个保守的办法,就是撤,就是所谓海外移民。移民就相当于良家妇女走夜道,路上有劫道的、试图调戏的、想强暴的。怎么办?加件衣服,裤带拴紧,还不行?加个拉链,还不行?那怎么办,咱不走这道儿了,往别地去。往别地去也不行,东西留下,人走,那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民营企业现在的移民潮,就属于走夜道的妇女,实在没招儿了,是一个弱势群体保护自己的措施,惹不起,咱走不行吗。走都不让走,社会对此还很苛责。我觉得很悲哀。
人物周刊:万通六君子当年都说不移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想法有没有变?
冯仑:现在每个人想法没准儿。我就属于胆小守旧的良家妇女,实在不行就求求大哥,不走这条道,掉回头往别的地方走。我们6个人当年的想法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对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充满信心,因此,我们说人在阵地在,企业一定要融入到中国的市场化的变革当中去,以此来完善自我。
我能理解,当劫道的太多、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采取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也能够理解。这是社会治安太差了,而不能理解成妇女多事。为什么好多年前,曾经在海外的都往回跑呢,现在都往外跑呢,相关部门应该自我检讨。
人物周刊:百年老店究竟是不是民营企业自己的事?
冯仑:不是我们的事,老说民营企业不想做成百年老店,谁不想,自己家买卖谁不想基业长青。关键是制度变革老让民营企业选择,我们不想选择,一个皇上就行,千万别老折腾。
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支持政府,第二支持稳定,第三不思制度变革,稳定就行。假定回到一个制度,绝对不许做买卖了,说清楚了,我们也就认了,就怕又清楚又不清楚。因此,制度变革能相对稳定,预期清楚,民营企业也用不着移民,因为现在大家不知道赚的钱,是不是我的。你根据某些领导人的媒体讲话,这事儿有点含糊。那就先移民再说吧。
你说我很开心吗?有时候很开心,但有时候看到一些言论,我也觉得挺委屈,为什么?我做生意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是因为时代逼迫,我成为下岗职工,而后再就业。再就业创办了企业,发展了,咋就错了呢?
我当时是想到机关,但社会变革,最后不让我们回去。我创业,又说错了,叫黑心开发商,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你说这社会哪儿出问题了?我们现在的领导者、我们做企业的这些人,还有整个社会,应该达成一个共识,一定要有一种良好的社会体制,保证大家创业、致富和慈善的环境,让社会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进步。
我就是一个买卖人
人物周刊:你是中国梦的代表,你怎么看待“中国梦”?
冯仑:如果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无非是给中国梦做了个注脚。如果没有成功,证明中国没有梦。
按照当下对成功的理解,我们这拨人可能是成功的。但是时间太短了,再坚持20年才可以做结论,今后20年还有什么变化,谁也不知道。现在所谓的成功都是阶段性成功,要一代延续一代,中国梦才是成立的。偶尔成功,历史上都有过,比如1927年到1937年,中国民营企业也成功了,但是你说那能叫有中国梦吗,接下来都摧残了,全没了。所以中国梦,还是留待时间考验。
人物周刊:你的灵魂何处安放?
冯仑:我的灵魂一半放在马克思主义了,没办法,我从小就受这个教育。但我只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部分,没放在阶级斗争那一部分里。另外一部分,我放在了普世价值观,我的灵魂也有点纠结。我没有信仰传统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知半解。应该说,我的灵魂三分之二在马克思主义,三分之一在普世价值观,这就是我今天的精神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也重建了一部分了。
人物周刊:你的书里,频繁出现两个名字,一个是王石,一个是王功权,王功权信仰藏传佛教,王石对基督教有倾向。他们的幸福感是不是比你高点?
冯仑:我觉得功权幸福感最高的时候,是私奔的六十多天,那六十多天他的幸福感比我高。我们是朋友,很熟,我觉得现在他纠结的事也不少。王石的幸福感比我高,他一直有着稳定的精神世界,而且他倾向普世价值观,他现在在哈佛进修商业伦理,也都跟传统的基督教有很大关系,因此他的企业办得比我好。你看我还有一部分搁历史唯物主义了,我得把这儿倒腾出来,挺费劲,我也不准备倒腾了。如果说中国民营企业家里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我就做一个标本吧。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好朋友王功权一系列身体力行的为公民社会呼吁的行为?
冯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儿的事情。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有这么一个人,不断呼吁强调,甚至用激烈的言词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些被淡忘忽视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事实,我觉得是有益的。
但是,作为个人他最显著的身份标签就是商人。他现在扮演的角色有点多元化。有一天我们俩聊天,“你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是商人,就不应该过多地去谈这些问题。如果不是商人,那就是鲁迅的角色,可以谈这些问题,那你就变成了公知了。你扮演了公知,那情圣的角色就不能扮演了,总之,要有所选择,角色一多就会容易打架。
比如说拍电影,我演兄弟俩,这角色还勉强能演,化化妆扮父子俩也行。但我不能扮演女人,否则这角色就乱了。
目前这段,功权的角色扮演还是有些多,但是从功权的性格看,我非常理解,他是一个善良、忠厚、疾恶如仇、追求光明的这样一个公知倾向的商人。
我比较低俗,有时候就活得有点窝囊,所以我就老说我是小姐心态,我对功权风骨还是比较钦佩。
人物周刊:看完你的两本书,还是会觉得你和王功权一样,内心都住着一个知识分子。
冯仑:那倒没有,我是个买卖人,绝大部分时间在思考买卖的事。我也不愿意做公知,更不愿意变成鲁迅,那不是我的活儿,是公知的活儿。说来道去,买卖人就是把自己的买卖看好,但是为什么会多说一点,只是感觉那些东西妨碍了我们买卖,我才说。我说的都是跟民营企业、跟房地产、跟买卖有关的事情。
买卖人的职责所系就是要面对股东,这一点我特别赞成王石,当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时,个性不能够太张扬,应该服从于企业和股东。不能说你在这儿代表股东,还老过自己的瘾,那等于拿别人的钱过个人的瘾,不道德不厚道。股东投钱是让你挣钱,你有了舞台,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股票价格还一再跌。
这两天我看万通的股票,还涨了点,那我觉得我在买卖人里面,算是认真的,对吧。
王石在总结万科的过去时,讲到当你还在公司时,应该站在股东立场上去想问题,而不是个性自由奔放,所以我应该是股东意志的执行者,而不应该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演者,这点我很清晰。
我站在企业和买卖人角度讲问题;如果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妨碍到我们的买卖,无意中走远了。我一般不走远,我都在买卖上面,这也是柳传志教我的事。
冯仑段子
◎ 大哥的境界就是追求无我。
◎ 你老站着,别人蹲着,别人就不舒服。
◎ 不争即争,争即不争。
◎ 美丽相当于是敲门砖,开门之后还得靠真本事。
◎ 软的价值观决定你企业钱多少,钱的方向和你企业未来的命运。
◎ 幸福三要素:不算小帐,不算时间,不算是非!
◎“历史只有成败没有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