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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慎之:从扶老人险看中国“弱者”的攻击

   这两天,中国出了一种“道德险”——扶老人险,3元管一年,此险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人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扶老人。这可能是保险业最奇葩的保险险种了,没有之一。

   曾几何时,扶老人是“学雷锋,做好事”的保留节目,经过多年学雷锋学习月的活动,有很多老奶奶老爷爷在那段时间内甚至一天要被扶着过马路N次。事实上,他们过了很多不需要过的马路。但往往因为“雷锋们”的盛情难却,老爷爷老奶奶也就“笑纳”了小辈们的爱心,权当“爱幼”吧。

   可是,世道仿佛变了,现在的老人们突然“凶猛”了起来。为了去扶老人,人们甚至需要买保险才安心。看起来扶老人是个风险极大极危险性的事情,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后果太严重了。网络上甚至有告诫,扶老人有风险,下手需谨慎啊!

   网络是传播各种消息和谣言的温床,判断消息的真伪,需要看客们的“火眼金睛”。但是,被各种情绪和立场左右的人们放大了事件,真相似乎更加难以获得。而网络关于扶老人的是非故事层出不穷,最后变成“罗生门”和“无间道”。各位大侠就算擦亮眼睛,都在做着福尔摩斯,也会成为“攻击者”。

   从群体心理来讲,攻击性是会传染的。在一个群体事件中,具有攻击性会显得更合理。“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自我独立性,我们就获得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无愧疚的去恨,去恐吓,去撒谎,去凌虐和去背叛的自由”,这段话是埃里克霍夫在《狂热分子》书中描述的。网络热点事件掀起的巨浪,像是精神领域的群众运动,就像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所说,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所以网络世界往往是情绪化和非理性充斥的世界,也更容成为宣泄攻击性的场所。

   几类人会激发起人的愤慨:一,倒地讹诈的老人;二,熊孩子;三,袒护熊孩子的妈妈,四、动不动就做“矮人”的人。在社会中,老幼其实是属于弱势群体,弱势的人,怎么会把一群有良知的公民弄得如此狼狈,用泼妇骂街,甚至恐吓诅咒的方式去应对呢?这个愤怒情绪背后,是多么无力和恐惧啊。他们怎么做到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评价系统,当然,这个评价系统植根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也会有一部分是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自我期待”。而这个评价系统,很多时候被人们称为“超我”部分。“超我”的存在,是为了应对“本我”的欲望和本能。和超我系统的彼此互动,能制造出一个相对稳定,又动态的“自我”,使感受,认知,情感和思维,都带着有共性又独特的人的核心。而“超我”中包含法律,道德和伦理部分,也带着关于父母的价值观部分。而中国文化里,来自父母的评价系统,或者说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组成强大的“超我”。中国文化中的孝顺,占据“超我”的极大部分。而孝顺的含义是“牺牲小我,成全他人或者大我”,这已经在每个人得血液里,不需要太多的去赘述和认证了。

   那么,在中国,对一个人攻击只需要一句话:你不孝顺。这句话一定会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觉到羞耻或者羞愧。不孝顺,演变成为什么呢?就是你不是好人。要知道,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对错好坏是大事,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价值体验和存在感。小时候,有很多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就是:你不好,我不要你了。这完全是恐吓的方式。或者通过你不好,我揍你和骂你,来让孩子成为顺从的“好孩子”。

   这样的评价方式,到后来内化为自我评价系统。我好,所以我有价值,才会被别人看见我的存在。我们最害怕的评价是:你没用,你很糟糕。谁愿意成为糟糕的人,而被激发起被忽略和抛弃的“幼年”的无意识恐惧?所以,我们争取做一个“好人”。那么,通过你不好,或者莫须有的给别人扣上一顶“你不好”的帽子,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活生生把那个人逼到恐惧的边缘。其实,是使人感受“被抛弃和被忽略”甚至是湮没的边缘,剥夺所有价值感和存在感。中国人普遍人际关系边界不清楚,也难怪,很多妈妈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儿子,去应对妈妈们的“低价值”和“低自尊”感。那么,你我不分也就是必然了。所以,很多人内心中有这样一个系统:妈妈难过,我有错。我难过,是你造成的。当然,也会演变成:我向朋友借钱,朋友不借,那朋友就是坏人,朋友伤害了我。所以,弱者攻击,有时候不需要用言语,只要一个行为或者一个表情和情绪,就能达到攻击的目的。

   讹钱老人,往地下一倒,身边的人的自我评价系统其实就开始了。老人说:我的伤痛,是你造成的。这个时候,身边的人马上就开始运行自己的“我要做好人”的系统,开始去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你的痛苦不是我造成的。

   看看中国婚姻中一直以来的争吵,复旦大学教授的小三离婚闹剧,夫妻之间的檄文里,都是在证明:离婚是因为你不好,我是好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伤害了我。这个争吵,在中国婚姻中,其实延续了很多年。当然,自由婚姻开始,达到了一个高潮。假如一个女性要把丈夫弄成一个“坏人”,简单到之需要往地上一趟,满脸悲伤和委屈的告诉身边的人或者丈夫身边的重要人物:我是如此痛苦,我的痛苦是那个坏男人造成的。看似示弱,实则攻击。又或者,父母如果要用攻击去控制孩子:我们那么苦,是因为孩子不孝顺。好多人,在这样的方式下,要么就范,要么抓狂,并去证明本来可能就是“莫须有”的无罪推论。

   乞丐,会用一种方式去攻击身边的人:我很惨,你不可怜我,你不是好人;有些人会用“我是没文化的,你是文化人,你和我计较,你不是好人;流氓可以在自己身上插上一刀:我已经这样的,你再与我过不去,就不是好人;曾经的四川彪悍女司机试图用:我是女人,男人打我,那男人不是好人,去获得优势舆论,可是,网友们感受到了来自那里的攻击,所以,网友们开始不做好人了,最“恶人”,是有良知的恶人。

   其实那么多人害怕自己是坏人,是害怕评价系统给自己带去的恐惧体验。当我们开始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评价系统,并且能够不用“做好人”而获得自我价值和存在感了,这个攻击就没有着力点了。某地警察执法,犯规年轻人母亲一下跪,她绝对没有想过,警察也跪下。攻击遇到了反击,类似慕容复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那是一门高深得武功,一般人还真的很难理解其中奥秘。

   下跪,永远是攻击他人最好的方式,特别是长辈跪晚辈。所以,非两辈以下的小辈跪长辈,那么这样的下跪绝对不是感激,一定是攻击或者控制的手段。古时候拜师的时候要下跪,那是有寓意的:从此,你将为我的生死、人生好坏负责了。如果你不能,你就是坏人。有好事者因为要做慈善,然后,就去跪在另一个大慈善家门口,为的就是一个目的:你必须给钱,如若不然,你是坏人

   一个孩子对强势妈妈的攻击,那就是不说话,不回应。看到很多心急火燎的妈妈在催促孩子快点吃饭,快点穿鞋,可是孩子还是慢吞吞的,这时候,妈妈非常火大。是的,妈妈感受到自己完全被孩子忽略的。

   还有一种攻击叫“死给你看”。也许不一定死,但是自残和自虐,也是攻击的手段。精神分析师科胡特说过:自虐是向恨的人发出被爱的邀请。这句话很拗口,解释下:自虐,就是我恨那个人,但是,我要挟你来爱我,要不然,你会愧疚甚至内疚的。所以,用促使他人内疚或者愧疚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目的,这是最大的攻击。上了年纪的妈妈,在与儿媳妇争夺儿子,感觉自己没有完成期望的目的,那么就开始头疼,身体不好,不吃东西,或者说自己很命苦,这个时候,儿媳妇和儿子傻眼了,赶紧乖乖听话。

   婚姻关系中,看似丈夫强势,在家里像个暴君,然后控制了关系的走向和家庭的权利系统平衡,其实,那个“受害者”妻子,只要几招,就可以让那个丈夫暴跳如雷,痛不欲生。“我是受害者,我的生命痛苦,就是你造成的”,并且,用一个悲惨的泪脸,直接可以把家庭成员吸引到自己身边,把暴君丈夫边缘化。从此,暴君的帽子摘不掉了,有些丈夫在无法扭转和证明“我不是坏人”的情况下,破罐子破摔,或者绝望到“离家出走”,这个坏人的帽子,一个又一个的扣上,到死无法自我原谅。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一些人打过架。但是,有些人打过架后,反而成为朋友,所谓不打不相识。冲动有血性的少年最无法忍受的人,就是出“阴招”的人。那些说几句怪话惹你一下,马上就跑,或者还没碰到就开始叫“打人啦”的人,打架和打人是两回事情。打架是旗鼓相当,彼此尊重和平等的较量;打人是以强欺弱,是让人不齿的行为。遇到这样的阴损之人,往往更加激发起愤怒,一顿海扁。

   既然已经是坏人了,那不做下坏人,似乎对不起这个称谓。许多家庭暴力中受害的女性也经常用这样的攻击方式激惹丈夫:你打,不打不是男人;你今天不打死我,你就是个没种的男人。不管怎样,这些女性,没有意识到她们在用“弱者攻击”,或者叫“被动攻击”的方式,对待着原本没有暴怒的丈夫。当然,对丈夫的所有行为不作出回应,只一味的贴个标签给丈夫,丈夫的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贡献或者努力,一味不作出回应,让丈夫感觉掉进一个洞里,那种感觉也是绝望的。那是一种冷漠,对方被剥夺了存在感。

   人群中,没有弱者,但会有弱势群体。但是,弱势群体一旦把“弱势”作为武器来控制他人,这样的武器,都是致命的;如果把自己看成弱者了,那么,你的外面就没有“好人”了,有的都是“可能伤害你的假想敌”,当有人要和你建立良好关系,就有可能变成你想要的、保护你、为你负责的人。要不然,普通人也是“坏人”,对你示好的人,也会被你视为“坏人”。身边的人,会感受到“农夫和蛇”一般的委屈和无以名状的痛苦体验。

   也许,这些“弱者”们,在成长过程里收到过不公平的待遇,曾经被忽视过,被强迫过,他们也很恐惧,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攻击来“自卫”。但是,这也是攻击攻击整个社会群体,就好像是一个害怕的5岁孩子,拿着机关枪,那后果是蛮糟糕的。那些我弱我有理的老人们,那些动不动就下跪的人们,你正在把你的世界推向对立的状态,同时把他人变成“敌人”。这样会更孤单,感觉到更加恐慌。

   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才能消除这样的恐惧,不再需要设立这种规避道德风险的险种呢?根本上要纠正这种长期以来的弱者心理和因为害怕而进行的攻击。只有实现了扶人的人与被扶的人在主体和人格上的平等与尊重,才会有慈悲之心、仁爱之德转变成被扶者的真正感恩。我们乐于看到扶人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道德和法律强加的,更加乐于看到被扶后的结果是值得传递的社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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