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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社会的洪洞化效应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以其黑暗性、暴虐性、无耻性和严重反人类的特性,成为21世纪全球最黑暗的事件之一。那些黑砖窑,豢养打手和狼狗,不仅非法贩卖儿童和残障人士,逼迫他们充当黑奴,而且加以严酷的虐待、拷打、残杀和摧残到呆傻的程度,其手段之暴虐残忍,完全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之耻,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基层政治组织,包括村社干部管理体系和警察治安系统,都陷入了普遍的腐败之中,地方官员不是跟黑恶资本勾结,瓜分黑钱,为黑奴制保驾护航,就是对所有这些黑恶事件和对寻子母亲们的申诉充而不闻,冷漠渎职,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良知。早在1998年,这种黑奴制就已被有关人士发现,却未能得到必要的处置,而经过长期发育和扩散,它已经蔚然成风,蔚成奇闻,蔚为大观,为所谓的和谐盛世,做了一个最恶毒的注解。

   这不仅是一场可怕的道德危机和法律危机,更是继20世纪中叶大饥荒和“文革”之后,执政党所面临的第三次宪政危机。面对严重的结构性弊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是来自基层组织的恶性肿瘤,令高层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就像京剧《苏三起解》的唱词所言,它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无好人”的“洪洞县”。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中国社会的洪洞化效应,已经势不可挡。

   事件爆发之后,中南海震怒,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山西政府展开地毯式搜寻,营救地下奴工,逮捕黑恶势力,摘除地方贪渎官员的乌纱帽,省长于幼军向全国道歉。但北京没有向中国道歉。而洪洞县派出12个小组四处道歉,更像是一次公费旅游和政治联欢。所有这些行动,固然能够安慰那些受害者的家属,给中国和世界民众以行政交待,却并未触动产生黑奴制的根基。这个根基不是别的,就是现有的集权式的政治结构。黑窑奴工事件证明,没有自由公民、独立媒体和党外民主社团的宪政监督,这个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自我防腐和政治保鲜,更不能维系“先进性”的政治理想,而中国将无法避免政治坏死的命运。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已经先后两次错失了政改的良机,体制包袱变得日益沉重。而现在,第三次契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时机,显然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奴隶的血汗和生命能够激发结构革新,换回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那么,这仍然是一种值得收藏的政治财富。

   一座无形的黑奴纪念碑已经被民众树立起来了,其上铭刻着成千上万黑奴的血泪故事。“洪洞县”再次成为历史的笑柄,而那些黑恶势力,则被钉上耻辱柱,受到世人的永久诅咒。在我看来,这座无形而巨大的“口碑”,同时也应当是启动民主政治的时间标志。它向所有有良知的政治精英,发出了最后的呼吁。而在纪念碑上,民众将以自己的方式镌刻以下的警世恒言——

   “救救孩子,救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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